廖仲恺在平定广州商团叛乱中的革命立场和态度初探

1924年发生的广州商团武装叛乱,是国民党“一大”后,英帝国主义为颠覆广州革命政权而策划的一起严重政治事件。 对平定广州商团武装叛乱的重要历史意义,以及孙中山领导平定商团武装叛乱的历史功绩,在现代史的论著中,都作了充分的肯定,这无疑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然而,过去有关平定广州商团武装叛乱的论著中,对廖仲恺在处理商团事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重视不够的,我觉得不太公平。因为,自从广州商团公开反对广东革命政府的面目暴     

孙中山与广州商团叛乱

1924年广东酝酿着一场反帝反封建大革命的风暴。虽然它还处于萌发状态,但已经展示出旧民主主义革命所未曾有过的深度和广度。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举起了反袁和护法的旗帜,继续同攫取了革命果实的袁世凯和各派军阀进行斗争,经历了“艰难顿挫”的十年时光。孙中山虽然到了濒于绝望的境地,但他始终坚持探索和追求,积极响应了时代的召唤,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看到了曙光,以“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精神检验了过去的活动,回答了历史提出的新课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他“得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助力,把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遂获得了新的历史特点”。从而确立了革命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改组了国民党,开始建立革命的武装,支持工农运动的发展。孙中山的上述作为,使得广东成为当时的革命策源地。广东革命形势的发展,必然引起国内外反动势力的仇视和破坏,首先是英帝国主义伸出了反革命的触手。因为“……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广东革命化意味着它对这个富饶和重要的地方丧失了控制权,也威胁到它侵略中国和亚洲的重要据点之一的香港。所以,英帝国主义“从香港暗输军械给陈炯明,以香港为陈炯明阴谋密探的中心地,想颠覆广州革命政府。”同时,又加紧勾结和利用依附于它的广东买办阶级,把他们控制的商团变成一支反革命别动队,以便在革命的心脏——广州策动反革命叛乱。1924年10月发生的商团叛乱,成为当时民族、阶级矛盾的焦点。围绕着这桩事件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一方面,是广州革命政府同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商团(以及地主豪绅掌握的部分“乡团”)的斗争;另一方面,则是革命营垒内部的斗争——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以及广大工农群众、革命军人同国民党右派、中派、假左派以及侧身革命队伍的军阀的斗争。从八月初旬扣械潮起,直到十月中旬商团叛乱被弭平,事变进程十分曲折复杂,基本原因就在于此。变生肘腋的商团叛乱,对孙中山和广州革命政府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他在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曾经有过犹豫和动摇,甚至一度作出过错误的北伐决策——这主要是国民党右派、中派对他实行包围和施加压力的结果。然而,重要的是孙中山及时克服了这些消极因素,在关键时刻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主张,对商团叛乱进行了镇压,从而巩固和发展了革命策源地。     

“商团事变”前后广东商人的心理变化

1924年在广东发生的“商团事变”,与这前后大多数广东商人的心理、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政治态度的变化有一定的联系。然而,对两者的联系,尤其是商人的心理变化,过去忽略了。其实,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能更为合理地解释“商团事变”本身,而且有助于认识当时广东资产阶级的状况以及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一、喁喁望治:广东商人的心理祈求辛亥革命后的十年间,封建专制制度虽然大势已去,但真正的共和制度并未建立起来。谋求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来说,依然可望不可及。于是,阶级的领袖与阶级的主体之间出现严重差异: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     

试析中国共产党初创时和莫斯科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既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又是在共产国际指导和资助下革命的.莫斯科的援助既出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需要,更出于新生苏维埃政权安全巩固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接受这种援助既是当时中国革命的需要,更是中国共产党探讨中国革命道路的需要.从中共一大的“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到中共二大的“正式加入第三国际”,“成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这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初创时和莫斯科关系的基调.     

论1927年以后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

论１９２７年以后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徐光寿１９２４—１９２７年的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由服从逐步转变为怀疑、抵制甚至对抗。他先是拒绝赴苏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提出“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     

农民武装在北伐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北伐战争中,农民武装通过参加平定商团叛乱、配合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协助国民革命政府平息杨刘叛乱、援助省港工人大罢工、支援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以及南伐邓本殷等,对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通过侦察敌情和为国民革命军带路、救护伤病员以及参加讨伐夏斗寅叛变和马日事变等,为保证北伐军的胜利进军作出了积极贡献。     

英国政府与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

本文依据从英国国家档案馆（ＰＲＯ）查阅到的英国政府主要是英国外交部的原 始档案,认为２０年代英国政府鉴于其在华地位的日渐衰落和日、美等新兴列强的竞争加 剧,面对中国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英国对华被迫采取“静观”政策。从这一政策出 发,英国对中国的地方纷争采取的是尽力避免介入的方针。英国政府并未支持和操纵广州 商团叛乱,相反,从一开始英国政府一直试图阻拦“哈佛号”走私军火进广州。英国驻广 州总领事就商团事件向广州政府提出最后通牒事先并未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广州总领事 的这一举动遭到了英国政府的训斥。研究表明,商团叛乱得到了英资汇丰银行的暗中支持, 这一结果并不代表英国政府的态度,它只是表明这一时期英国在华整体利益与部分英商的 局部利益之间所发生的冲突。     

论北伐的分期及“四·一二”后的北伐

目前大陆史学界所说的北伐,多是指1926年7月6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北伐出师宣言,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和进行的北伐战争.它既不包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孙中山为推翻北洋军阀统治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斗争;也不包括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平定广州商团之乱、杨刘之乱及两次东征;更不包括“四·一二”以后名义上是蒋介石领导的,实由蒋、冯、阎、李四大军事势力合作实现的推翻北洋军阀政权,最终实现中国统一的北伐.     

试论黄埔军校时期的周恩来与蒋介石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他们 在平定商团,消灭杨、刘滇桂军,两次东征的战斗中,曾密切合作使黄埔军校从五百人发 展到威震广东的第一军,成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中坚力量。但他们始终有着矛盾和斗 争,这种矛盾和斗争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加剧,最后分道扬镳。     

1924年广东"商团事变"再探

1923年初,孙中山通过滇军、桂军、粤军的力量发动了讨伐陈炯明的战争,第三次在广东建立了政权.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和"讨陈"战争的需要,孙中山必须想方设法满足诸路军阀贪得无厌的胃口.为此,孙中山及广东政府采取了过度"抽血"的财政政策.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广东的经济和财政状况的分析,认为对1924年底发生的"商团事变",不能将其简单定性为"反革命叛乱".事变的发生,其实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扣械事件"只是社会矛盾全面激化的导火线.     

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的论述和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其革命理论与实践部分源于他对俄国革命的关注与思考.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密切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以更多笔墨论述俄国革命并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论述苏俄建立后的诸种境况时,中国的政治前途始终是其思考的落脚点.1924年李大钊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零距离感知了苏联建立后的社会状况,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道路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考察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的观察和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思考,可以加深我们对早期中共领导人为何选择俄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如何将外国的革命经验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之中的理解.     

瞿秋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写作时间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瞿秋白为了宣传中共六大精神,根据他提交给中共六大的书面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改写而成,现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标明的时间为“一九二八年”,没有月份日期。姚守中等说:1928年“夏秋在‘六大’后,把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改写为六万字的通俗读物,并在莫斯科出版”(姚守中等:《瞿秋白年谱长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这里的政治报告书名应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这里说“夏秋”改写,不知何据是夏还是秋,抑或夏秋间,也不明确。中共六大…     

朱德在两次“国共合作”中的活动述论

两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事件,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朱德,在两次“国共合作”中的活动是多方面的,并对两次“国共合作”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活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肩负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的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必须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而当时“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     

辛亥革命时梧州没有商团

前清翰林院庶吉士梁廷栋著《梧城风鹤记》一文(辑入《辛亥革命在广西》一书),记述辛亥时梧州光复的情况,颇为详尽。该文记载:“二十三日入夜,商团管带邱某,着团丁到周绅家驰报,……”又载:“……劝谕商民招练商团二百名,饷项由商会担任,枪械由官厅借给。道台招练二百名,饷由道署拨给,以谢允中为管带,先后成军,……”这两段记述,是完全失实的。根据我的采访调查,辛亥时梧州并无商团组织。1.先父季卿公生前(辛亥时在梧州,年廿八岁),谈及辛亥历史,他说:“辛亥时,梧州只有负责打更的街丁,并无商团之设”。2.1955年,我和李家说、许玉笙两位辛亥老人也谈过梧州商团问题(家说、玉笙两人都曾先后担     

“广东人民革命斗争史参考图片集”将于四月完稿

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广东省档案馆和广州市博物馆等单位,正在联合编辑一套“广东人民革命斗争史参考图片集”,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项目之一。编辑这套图片集的目的是为编写中小学教材、乡土教材及革命历史研究提供参考资料,并通过这种形象的、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图片,来反映广东省人民近百年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买办的英勇斗争。从而使读者受到具体的形象的阶级斗争和爱国主义教育。这套图片集按近代、现代史分期,并以各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为序。近代史部分分为三个单元:(一)1840—1886年广东人民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反封建的斗争;(二)1866—1901年广东人民友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斗争、反对瓜分中国的斗争;(三)1901—1919年资产阶级领导的     

略论“六大”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指导意义

1923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党的历史上一次有着重大意义的代表大会,正如周恩来所说:“总的说来,‘六大’关于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基本上是对的,所以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六大”在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上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认识,对统一全党思想和推动中国革命起了积极作用.“六大”对中国革命所起的第一个重要历史作用,是正确估计了革命形势和制定了正确的策略方针.     

李大钊与“五四”运动的现代化地位

“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性事件,是中国现代化运动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五四”运动期间的李大钊得益于十月革命的影响,促进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向新的方向发展,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提出了革命—现代化的新途径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这些,为“五四”运动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地位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一二九”前后广东的爱国民主运动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为挽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民主运动。消息传到广州,进步学生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为抗日战争在广东的开展揭开了序幕。“一二九”运动前,广州爱国青年蓬勃的革命活动,已经显示着革命的新的来潮。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吞并我国东北后,又找寻各种借口向我国华北发动进攻;蒋介石一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本侵略采取妥协投降态度,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广东,陈济棠上台后,暗中勾结日本。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曾窜到广州活动,受到陈济棠等的盛情款待。由于陈济棠的包庇纵容,大批走私日货源源输入广东,并由此进入中国各地,广东成为日本对华经济掠夺的重要门户。     

自立军事件与唐才常

唐才常是近代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他一生最主要的活动是1900年在汉口领导自立军起义,因事败身亡。对自立军事件的性质,过去或认为是“反动的勤王运动”,或认为是“戊戌变法余波”,或认为“基本属于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对唐才常也有“反动”、“改良”和“革命”的不同评价。这些看法,大抵都是从事件与清廷的关系立论,而自立军事件和唐才常活动的意义并不能由此得到合理说明。我认为,只有围绕中国十九世纪末的时代中心问题—革命和改良的关系进行考察,才能作出对自立军事件和唐才常这个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     

“国民”转向“阶级”的事件—话语分析:1895—1927

“国民”与“阶级”是近代中国竞争性建构的两种政治身份话语,从历史事件与话语建构相关联的视角进行分析,旨在发现两种身份话语的更替机制及其背后的历史机运。甲午战败后,晚清知识精英迅速引入国民身份话语,统合传统四民秩序解体的中国社会,以助益推翻帝制并打破传统君民等级关系。然而,随着民国建立之后共和的流产,国民身份话语失灵,转而建构阶级身份话语。阶级关系最初由清末革命派用以讨论民生问题,在共和实践失败后为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所借用。国民身份话语失灵带来了失望与不满的情绪,重新强化革命派早期提倡的社会革命,孵化出以“阶级”为名的政治身份话语,并在共产国际背景下进入中国革命话语。“国民”转向“阶级”的政治身份话语,始终裹挟于反抗压迫与追求富强的革命浪潮,为此后社会动员与革命的实践及制度分途奠定话语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