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军与耶稣会士关系史实初探

耶稣会是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天主教中的一个教派。明末,它在中国广为传播;全国十五省中,除云南、贵州外,都有耶稣会士的足迹。在明清之际的历史舞台上,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几乎都和来华的耶稣会士有过频繁的接触;崇祯帝朱由检、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唐王朱聿键、桂王朱由榔、清朝顺治皇帝福临,以及明末农民运动中大西军领袖张献忠,均与耶稣会士关系密切。这是为史学界所周知的。值得注意的是,明     

十七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儒学概念的译介——以“天”的翻译为例

十六、十七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四书"西译活动实为"儒学西传"的源头,其译文直接奠定了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在《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里,"天"这一儒学概念在跨文化译介过程中,其"名"与"实"在语境更迭中出现了分离断裂,继而由译者凭借自身的神学知识及价值取向重新进行人为设定,原文与译词表面一一对应的背后掩盖的是中西异质文化之下不同的天人观。结合"礼仪之争"的历史背景,亦可从译文中切实了解到耶稣会士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他们如何为自己采取宽容适应儒家文化的传教政策进行辩护。     

西班牙多明我会士闵明我在华活动述论

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闵明我(Domingo Navarrete,1618-1689)是清初活跃于福建、浙江等地的重要人物.作为多明我会在中国的代表,他抱有积极的传教理想,并在实践中对多明我会的传教方法有所创新.他在"中国礼仪之争"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见证了礼仪之争过程的关键阶段,与耶铄会士们针锋相对,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的‘中国的历史、政治、道德与宗教>首次将礼仪问题在中国的分歧与争论公诸于众,从而将之由地方性事件变成世界性话题.他对中国的生动记录再一次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强烈兴趣.     

诠释与歧变:耶稣形象在明清社会里的传播及其反应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东来,通过画像、中文著作等方式构建、传播耶稣形象。在《进呈书像》等重要著作中,传教士有意突出耶稣的神人二性,试图将基督教中最为重要的基督论传播给中国受众。但由于传教士所构建的耶稣形象本身存在张力,导致反教者对耶稣形象产生误解、曲解。传教士构建耶稣形象时所出现的"断裂",是导致世人理解耶稣形象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耶稣形象在明清社会里的传播及其反应之过程,可视为西方知识或文化在近代中国嬗变的典型案例。     

析《四库全书总目》的西学观

中国近代的中西文化冲突是人们共所瞩目的一个大课题,而对这一课题的深入探析,不能不上溯到晚明与清代的思想界,因为,诸多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基本命题已在那一阶段潜生。 大致说来,自耶稣会士相率东渡,明清知识界对包括西方自然科技与基督教神学在内的“西学”持三种走向各异的姿态。 其一曰全盘受容。其代表人物为“首好其说”的晚明徐光启和李之藻。他们不仅和耶稣会士们合作,大规模的译介西方科学技术,而且相率入教,对基督教神学大加礼赞,以为西方“天学”是“补儒易佛”,“一还吾三代之隆懿”的“救世神药”。     

随西方传教士引进的大炮及对明金态势的改变

1994年为耶稣会士在华以学术传教方式实施415周年,是利玛窦改穿儒服,俨然以“神学家与儒者”身分传教,公然以中国天主教适应儒家学说、礼仪中国化400周年;亦为代表中国天主教赴罗马谒教宗亚历山大六世陈情而获教廷颁谕“悉如所请”(juxta exposita)以息争端的功臣——卫匡国诞生380周年及中华首位西洋大炮推上战场作主导地位之军事家袁崇焕410周年纪念.今适逢政、教之见渐弥而中西文化交流机转之际,作本文以为纪念.     

明清间耶稣会士来华的背景及其影响

明末清初的二百余年间(16世纪80年代～18世纪末),我国对外交流史上出现了继魏晋佛学盛行和隋唐大量容纳外来文化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文化交流活动,即所谓“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这次文化交流的规模、范围和程度都远远地超过了前两次。它的承担者是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士。我国的文化在世界上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但自从15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在欧洲的确立,欧洲文化后来居上。这时,作为中西文化的沟通者和文化使者的耶稣会士把当时堪称世界最先进、最进步的新文化和科学技术传播到了我国。耶稣会士通过传教实践,认识到在中国“…     

传播媒体与文学译介——从《学衡》到《大公报·文学副刊》

以出版、期刊、副刊为主体的文学生产方式和传播系统，既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考察文学译介活动不可或缺的途径。本文回到历史的语境，以同人刊物《学衡》和大众媒介《大公报·文学副刊》中的译介活动为中心，结合译介者群体诗学观的转变，探析中国现代文学报刊从同人话语向大众媒体的转变过程对文学译介所带来的影响。     

同光之际的西礼知识、体验与译介

随着外使入觐问题引起争议，“西礼”成为同治朝野普遍关心的议题。有关西礼形制与规模的种种知识使儒家觐礼的政治意涵被普遍化，引发士林重新看待中西礼仪之争，也为清廷在被迫接受外使以西礼入觐时留有一定的思想回旋余地。光绪初年，清廷对外派驻使团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觐见礼仪呈现在清代士人面前，西礼概念开始出现分化，不同的觐见仪式被出使者的旅行书写记录下来。郭嵩焘使团的翻译张德彝利用英国礼仪手册和官方文书译为《朝眷会规》，成为晚清士人首次译介的西方礼仪文献。借由还原这一文本的英文文献来源和翻译过程，不仅可以深入理解西礼由知识、体验转化为文本的具体历程，也可以考察晚清士人对西方政教的接受尺度。对西礼的体验与译介不仅为国人提供了重新看待中西关系的思想契机，也开启了近代中国西礼东渐的进程。     

本世纪中国学者对马尔蒂尼（卫匡国）介绍和研究

本世纪中国学者对马尔蒂尼（卫匡国）介绍和研究顾卫民一马尔蒂尼（ＭａｒｔｉｎｏＭａｒｔｉｎｉ，１６１４－１６６１），汉名卫匡国，字济泰，是明末清初来中国的著名的耶稣会士、汉学家、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自１６４３年来浙江兰溪传教以后，在战乱中颠沛流离，传播...     

了解与行动:英国社会对华的认识与鸦片战争

世界近现代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殖民扩张、殖民征服、殖民统治,鸦片战争正是这种殖民主义活动的必然结果。关于鸦片战争的历史,中外学者已有广泛的研究。然而,对鸦片战争前英国人在观察与认识中国的历史过程中对中国的评价,以及这种评价与英国对华政策有何关系却缺乏考察,本文将在这方面作一点尝试。一中英通使前,英国来华人士主要是商人与航海冒险家,其中留下有关中国的记载寥寥无几。英国人了解中国主要依靠欧洲大陆人士有关中国的记载,而欧洲大陆学者有关中国的著述大多基于来华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著述及其译介的中国文献。…     

也谈明未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

耶稣会士的来华,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新航路的开辟,使他们东来成为可能;宗教改革中新旧教之争,又促使天主教向外寻找上帝的臣民。长期以来,人们对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的评价,往往不问宗教东传的时代性,不分析每一传教士的具体活动,把传教士——不论是耶稣会士还是其他会上,与“间谍”联系起来,把本来是文化现象的宗教当作侵略。还由于在研究方法上有把现代人的意识     

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在华学术活动

十六、七世纪之交,也即我国明代末期的万历、天启和崇祯年间,欧洲的一批耶稣会士,联翩而至,到中国沿海和腹地开展传教活动,与此同时,他们对西洋的科学、哲学、艺术作了相当广泛的翻译介绍工作。在这批耶稣会士中,利玛窦的名望最高,影响最大。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的在华活动,有种种评议。赞誉者给耶稣会士以“圣洁的布道者”、“西洋文明的伟大传播者”(见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     

论耶稣会士没有阻挠哥白尼学说在华传播——西方天文学早期在华传播之再评价

本文通过考察有关史料和天文学发展史,对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历史作用重新进行评价,认为:(一)第谷体系当时比哥白尼体系更精确,也比当时中国的传统天文学优越,故汤若望等人选择这一体系有科学上的理由;(二)耶稣会士没有阻挠中国人接受哥白尼学说,相反还对哥白尼学说作了介绍和好评;(三)第谷体系在客观上也不会阻挠中国人接受哥白尼学说;(四)天文学的基本方法,从喜帕恰斯直至今日,一脉相承,而耶稣会士通过修撰《崇祯历书》将这种方法介绍给了中国,这是他们最大的历史功绩,这一点以前一直被忽视了。     

近代来华法国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学中他界书写的译介——以戴遂良、禄是遒等为例

近代来华法国耶稣会士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对中国文学中的他界书写也有所涉及。其原因包括出于传教目的而了解中国文化;站在天主教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迷信观念;客观的学术研究等。主要的译介者包括戴遂良、禄是遒等,译介的他界书写主要出现在一些受佛道观念影响的文学作品中。译介意义一是对汉学研究的贡献;二是作为跨文化宗教思想的传递,有助于西方读者更全面地了解真实的中国。     

清初“礼仪之争”与基督教“伤风败俗”观念的形成

清初“礼仪之争”既是中西两种不同性质文化的斗争,同时也包含着基督教与中国社会风俗的冲突。随着“礼仪之争”的深入,基督教“伤风败俗”的观念不仅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而且成为官绅士人反教的重要依据。     

近代中国洋务思潮论争始末——以知识精英为研究视角

近代以降,中国被迫革新,启动洋务。洋务兴起之际,最先感到中西文化冲突的不是洋务派知识精英,而是与其论战多年的保守派知识精英。他们抱着以夏制夷与以夏变夷的自卫心态,屡屡在洋务派呈请的举措上主动挑起中学与西学关系的论争。其中,以同文馆之争、制造轮船之争、筹议海防之争、修筑铁路之争最为激烈,是中国近代知识精英关于中西文化的首次大碰撞,体现了"士"阶层的存在本意与最后消亡,激发了中国知识精英在论道求实中砥砺前行。     

16至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长江文化的解读

晚明至清中叶,有一批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士在长江流域(主要在中下游)传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利玛窦。耶稣会士们通过信函、日记、工作汇报等文字形式,向欧洲送去了有关中国和各种信息。长江中下游人文荟萃,人杰地灵,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晚明资本主义萌芽就产生于此。在耶稣会士的文化视野里,长江文化具有独特的魅力,是一个文化底蕴丰富的经济发达的文化圈。他们关于这一地区的地理生态环境、社会物质生活、城市风貌和人文景观的记载,为16至18世纪的欧洲了解中国开启一扇窗口。     

《近世社会主义》的翻译史考察

《近世社会主义》是国人最早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其翻译版本多次出版。本文系统考察了该译著的翻译史。《近世社会主义》的译介不仅是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翻译并传播的开始,也为研究翻译在思想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和意义提供了典型的案例。     

马尔克斯与中国文学

马尔克斯与中国文学结缘,已有三十多年。马尔克斯在中国的传播接受离不开译介出版,也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语境与中国文学的现实诉求。马尔克斯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使中国作家、中国文学获益良多,也带来影响的焦虑及同质化创作的隐忧。今天,马尔克斯虽然已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文学精神依然是我们的财富,考察马尔克斯的中国传播,思考马尔克斯与中国文学的因缘结果,显得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