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决策的程序价值及其制度设计

当前,行政决策程序的机制尚不健全,行政机关违法决策、随意决策问题时有发生。加强行政决策程序建设,是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内在要求。在行政决策过程中,程序参与性、公开性和及时终结性是行政决策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要求。行政决策应以"行政参与"与"行政公开"的程序理念为基础,以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可行性/不可行性论证、合法性审查等程序制度为核心,建立具体的正当性程序规则。     

大众民主：正当性及其限度

大众民主一直遭到精英民主派的种种诘难,大众民主则从民意合法性、大众利益的社会性和社会权利的普遍性为其正当性进行辩护。诚然,精英民主理性超越了强权即真理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而有其可取之处,而大众民主尽管存在理性公共政治生活缺失、民主规则共识孱弱和民主能力不足等弱点,但离开大众的民主也是不得要领的。当下中国,应回归正常社会中精英与大众的制衡关系,既肯定大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又尊重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边界,通过完善民主程序、扩大参与范围、构建公共领域、强调自由平等对话来消除分歧并修正代议民主制的不足。     

公共行政的对话模式

在20世纪末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中,多种民主行政的理论构想涌现,其中包括对话模式.这一模式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为基础,强调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拥有理性的民众参与商讨的重要性.该模式批评官僚制范式下只有少数人掌握话语权,也指出了社群主义者所提出的话语模式缺乏组织和混乱无序的弊病,认为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应当构建一些人的对话.总体上看,公共行政的对话模式肯定了公民直接参与行政过程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对话参与的设计,在理论上贡献很大,但它不具有现实性,缺乏有效的制度举措来实现其理论主张.     

行政计划的基本程序研究

行政计划基本程序立法模式有:在行政程序法典中规定行政计划程序;制定综合性的行政计划法典;分散规定模式。行政计划基本程序的相关制度有专家参与机制、信息公开机制、计划的监督与评价机制、法律救济机制。在对相关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也对行政计划的基本程序进行理性的设计。     

论和谐社会语境下的规则权力

“和谐”构成了我国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旋律,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下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这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把握当代中国现状的独特问题意识和全新执政理念。和谐离不开秩序,秩序的形成又离不开规则,而规则的运行又必须有公民主体的参与。一个社会必须拥有足够多的理性规则,才能有大众的自由,公民规则意识的普遍觉醒使规则权力有效运行获得了合法性的基础。     

公共领域中专家与大众的冲突

在目下中国,公共领域中专家与大众的复杂关系引入注目.他们彼此需要,又冲突不断,文章就此作了精细的分析.认为,由于专家与大众所由而来的场域与惯习不同,产生看法不同;他们问的信任基础不断受到侵蚀;他们问存在权力之争以及现代传媒的推波助澜等原因而导致冲突.但专家对大众依然发挥着启蒙的作用;大众的批判对专家起到一种监督作用;大众和专家的身份不是固定的,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专家与大众共同对公共权力起到制约作用;他们目前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文化批判沦为文化消费的危险.     

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私人管理

本文在对国内诸多学者观点简要评析的基础之上,阐发和论述了公共管理是以公共权力机关为核心并有社会中介组织和公民大众参与的、为实现公共利益采用多种方式和方法对公共事物进行有效管理的公共实践活动;行政管理是政府为维护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制度、法律、公共政策等方式对公共领域的公共事务进行的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的公共实践活动;私人管理是以个人和私人组织为主体,为实现私人利益最大化,对私人领域的私人事务进行的管理活动;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私人管理的相互关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辩证关系。     

行政吸纳村庄的逻辑——S市农村调查

"行政吸纳村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镇政府将村组织变为代理人,向村庄输入大量的物质性资源,再以奖惩制度激发村级治理积极性;二是村组织以行政民主保证资源分配的形式正当性,吸纳精英建立咨询性组织保证权力结构稳定,以过密化资源输入缓解对抗力量维系表面的村庄秩序。"行政吸纳村庄"使村组织规模不断膨胀、物质性资源的利用越发低效浪费,村级治理强行政色彩与去政治性共存。只有夯实村民自治制度赖以实施的基础,以资源下乡为契机促进自组织发育,"行政吸纳村庄"的治理模式才会被扬弃。     

财政支出法建构:一个文献综述

财政支出广泛介入现代社会生活,具有明显的公共性与权力性,因而需要由法律加以规定。在有关支出的法律谱系中,预算法关注财政支出的决策,财政支出法规范财政支出的实施。鉴于实施中的广泛裁量空间,财政支出法不应被视为仅有工具价值的行政手续,而应成为具有内在价值的财政过程。财政支出法赋予的程序理性和预算提供的实质理性,共同构成支出的正当性基础。因此,财政支出法制度建构的关键在于通过理性的程序设计来减少恣意,具体表现为以参与性为核心、以公开性为前提、以救济性为保障。我国的财政支出法较不完善,演进动力也不充分,较为现实的路径是先制定统一程序的行政法规,或"借力"在《行政程序法》中设立专章,条件成熟后再择机制定《财政支出法》。     

论国家义务对国家正当性的证成

正当化诉求是宪政领域不可回避的话题。国家与匪帮的相异在于国家的正当性,民主程序是政治秩序的正当性来源。国家权力是拥有主权的人基于契约放弃权利而存在,国家有义务为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权利而合法有效行使受委托的公共权力。国家权力的界限标准、运行规则必须符合正义原则及人权原则。国家负有人权保障义务是政治正义的必然要求,政治正义性是国家正当性与否的基本准则;人权及其保障是国家权力的本质与来源,民主是限制公权与保障人权的最佳政治模式,其为国家正当性与否的具体指征;人权实证化为国家正当性的证立构造了合法性基本原则,国家义务论具有证成国家正当性的奠基功能。     

行政程序法理念与制度:发展、现状及评估——兼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正式颁行

中国学者对行政程序法的研究,集中于理念和制度两个方面。对行政程序法的理念研究,主要集中于目标模式和功能模式两大问题。目标模式涉及到行政程序的效率、公平及其权衡等问题,功能模式则涉及到程序和实体的关系问题。对行政程序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程序原则、规则设计。文章认为：如何将理念和制度研究与中国行政过程的现实以及地方性知识结合起来,将是中国行政程序法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挑战,也是中国行政程序立法所面临的挑战。在当前,打通理念、制度与实践的最佳路径,应是鼓励地方进行行政程序立法实践,并尽快启动国家层面上《行政程序法》的制定。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大学治理的创新

现代大学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利益相关者机构。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现代大学将从"单一行政管理"走向"共同治理"。我国行政主导型大学治理结构导致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治理方面形成并留下了许多颇具"中国特色"的问题:大学与政府关系不顺,大学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处于被支配、被控制地位;大学行政管理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弱化,学生权力缺失,教师游离于大学治理决策之外;作为社会大众参与大学治理代表的董事会组织不完善,高等教育中介机构主体缺失。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合理配置大学权力、努力推动大学管理决策民主化、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大学管理、赋予学生参与大学管理的权力,将是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大学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政府公共决策的规则限制

政府公共决策是一次利益再分配过程,由于＂经济人＂假设和政府的有限理性,政府公共决策权力时常被滥用,造成政府公共决策失误。制定完善的规则,规范政府公共决策权力,可以有效防止政府公共决策失误,使之解决民生之苦、反映民生之需、实现民生之乐。     

中国近代公司发展中"社会理性"不足问题探讨

承认个人逐利行为的正当性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约束个人使其不侵犯他人利益则是经济发展的保证,两者的统一即"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中国近代公司发展的过程,也是"个体理性"张扬的过程.但由于公司发展中存在广泛的损人利己行为,"社会理性"并未得到同步发扬.究其原因,在于行政权力凌驾于资本权力之上,政治特权成为获得利益的主要手段,从而通过掠夺谋利的行为大行其道.中国近代公司的发展实践表明,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如果不在经济体制改革时同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长期增长是不可能维持的.     

建立公共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的思考和建议

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既是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防止腐败,做到标本兼治,正确运用行政权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当前在行政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权力运行配置,健全权力运行规则,完善权力运行制度和加强权力运行监督。     

对公共环境行政决策的思考——以专家参与规划环评为背景

专家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受到了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日益广泛的重视和认同。但在《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城乡规划法》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专家参与规划环评制度还是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专家角色的异化;专家意见让位于部门利益考量;以专家的事实判断代替大众的价值选择;环评组织发展不均衡,制度运行基础不牢固。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防止专家"失灵"。     

行政权力的行使与限定

由于行政权力对社会、经济、人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同时由于行政权力行使的范围和领域的扩大 ,容易导致权力滥用 ,产生危害 ,因此对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加以限定。而正确行使和限定行政权力的目标要求是要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 ,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养成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 ,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等     

公民参与视阈下依法行政的合意性与主导逻辑

依法行政包含了依法控制行政权力和保障与尊重公民权利的法治内蕴,意即它应体现出合法性与正当性并存的合意性价值。然而,建立在利益个体化与垄断性权力运行框架中的依法行政主导逻辑是低效且易致违法、违意的反向效果。在参与式行政日渐彰显其必要性之情境中,依法行政需要转变主导逻辑,形成政府主导与公民参与双向并行的协同治理,将公民包括政府官员转化为利益共同体,以实现依法行政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合意诉求。     

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协调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构成了高等教育权力的基本结构,由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不同的作用和运行机制,两者必然地存在着冲突。大学制度建设要着眼于权力的制衡,突出学术权力,强化基层学术组织建设,使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按各自的轨道运行,促进高校学术的健康发展。     

行政程序正当性的司法审查

法治实践表明,通过合法性标准规制政府权力虽仍有必要,但其效用已递减至极低限值,故应突破传统法治主义预设的合法性窠臼,辅以正当性标准,形塑合法性与正当性并用的二元体系。正当性司法审查,作为法治国家建设在当前应被深入挖掘的增长点,是刺激政府权力向善的新的动力源。秉持防止程序自由裁量权滥用的目的,并以《行政诉讼法》第54条有关"滥用职权"、"显失公正"等规定为据,正当性司法审查应确立"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标准,坚守程序公正、比例适当、有效参与、程序效益、程序的可接受性、程序规范化、行政便宜性等原则。同时,应通过顶层设计和末端治理应对正当性司法审查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弊端。通过此种路径,可以提升行政行为的正当化水平,完善中国的行政程序法治体系,并与时俱进地提升行政程序正当化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