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效力研究

相对人行政法行为要在行政过程中发挥其监督、沟通等效用,最重要的是对其效力的保证.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效力具有促进行政民主、实现行政法治和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意义.相对人行政法行为效力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和行政公共性在实践中的缺失,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效力空间在于行政行为效力的有限性和阶段性.因此,其效力体系的建立应该以相对人行政法行为效力与行政行为效力的平衡作为指导思想,由启动力、沟通力、救济力、信赖力等内容构成,其中启动力是相对人介入行政过程的前提,沟通力是相对人真正地介入行政过程,相对人行政法行为行政行为相融合的表现,救济力和信赖力则是相对人介入行政过程的保障.     

对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的法律分析

行政信赖保护原则体现了现代行政法对保障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价值追求,该原则的使用能够保证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正确,保障相对人的利益,实现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互动、合作关系的形成;我国个别立法中逐渐确立了该原则,但还很不完备,并且与司法实践中对信赖保护原则的认识和适用不足。应明确界定信赖保护原则适用的条件并通过立法对信赖保护原则提供制度的支持。     

论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行政法地位

相对人行政法行为是行政法学上最缺乏研究的问题之一,法律规定也存在很多问题,导致在相对人面对巨大的行政主体时,不能通过自己的行为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行政法要实现的目标也无法达到。基于行政法目的的要求、真正确立行政相对人的主体地位和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需要、行政程序双方性和可接受性的要求以及民主行政与合法行政的要求,相对人行政法行为必然是行政法行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行政法学理论来看,通过对行政法学方法论发展脉络的考察,我们发现,行政法学方法论的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从忽视相对人行政法行为到重视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过程。行政法学方法论发展的重要一点就在于对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的重视,新的行政法学方法论为相对人行政法行为奠定了理论基础,并确立了相对人行政法行为理论在行政法学理论中的重要地位。     

行政相对人陈述权的适用范围研究

陈述权是行政相对人一项重要的个体权利,它在行政法治建设中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然而,这一权利除了体现在我国个别行政法文件中,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理论和实践界的重视,这无疑是我国行政法治的一大缺陷.行政相对人陈述权是个体化的权利,是由公法调整的私权,是程序性和存在于特定行政法关系中的权利;行政相对人陈述权预期适用范围包括:行政申请行为、行政决策行为、行政救助行为、行政指导行为和行政制裁行为中行政相对人的陈述权.     

纠错行政行为与信赖利益保护

我国现行的行政纠错机制允许行政主体主动撤销或者变更已经做出的行政行为,导致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常常有行政主体以有错必纠为理由改变生效行政行为,这与现代行政法推崇的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相冲突。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对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应该成为行政主体自我纠错的必要限制。     

行政信赖利益损失补偿研究

行政信赖利益损失补偿是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补偿领域的体现,是贯彻行政裁量不受拘束原则和保护行政相对人权益间的有效均衡的手段。在我国既未将信赖保护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予以确认(仅《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可法》第8条提及),又无统一行政补偿法的情况下,确立行政信赖利益损失补偿制度尤显必要。     

论私法理念对现代行政法的影响

私法理念对现代行政法产生的影响包括:私权神圣理念所蕴含的权利保护思想在依法行政原则、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等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中的延伸;人格平等理念所内含的平等精神延伸为现代行政法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平等;契约自由理念延伸为现代行政法中的自由意志及其限制.     

论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原则与范围

行政补偿制度是因行政机关的合法行为、合法行为的附随效果或公法之无因管理行为等给相对人造成损失.从而进行补偿的行政法制度.补偿原则与范围等是行政补偿制度构建的基础性问题.从我国的制度构建需要出发,行政补偿原则应当包括公民权益保护原则、依法补偿原则等,补偿范围则因补偿领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论我国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及其完善

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上的确立并发挥作用,是法安定性原则与依法行政原则、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相权衡的结果,其目的在于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信赖保护原则应贯穿于行政权力运行的全过程。但我国目前仅在《行政许可法》中规定了信赖保护原则,不仅适用范围过窄,而且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对此我国应尽快完善相关立法,将信赖保护原则确立为行政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以推动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     

论行政法上信赖保护的实现

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我国虽然未在立法中对行政信赖保护作出明文规定,但从特殊角度使行政信赖保护的理念和原则在行政审判实践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行政法上信赖保护的实现,包括保护程度、实现途径、实现方式等几个方面,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支持.中国行政法系统引入信赖保护原则,应当在行政程序立法中加以全面规定,建立行政判例制度规范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并通过司法审查机制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有效监督.     

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研究

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是现代法治国理论的产物,它保护了以信赖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促使人们捍卫公法领域里的契约权利,改变了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社会利益的状况,彰显了行政法的内在理性.除了理论支撑之外,信赖保护原则的建立还需要一系列制度支撑.     

行政相对人监督权初探

我国传统的行政法理论在主体上只限于对行政主体的研究 ,相对人被冷落一旁。现代行政法将保障人权与追求效率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加强对行政相对人监督权利的研究 ,已刻不容缓。通过对行政相对人监督权的概念、客体、内容及存在的理论基础等方面的初步研究 ,可以说明行政相对人监督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是最直接、最尽力、最彻底的     

行政规范性文件变更中的合法预期

合法预期保护要求行政政策不能朝令夕改,即便是在必须改变的时候,也要周全地、妥当地考虑和对待相对人已经产生的自己将在未来获得某种实体性利益的信任.基于此,若行政机关基于某种目的要求而需变更先前行政规范性文件时,必须抛弃目前形式法治主义的狭隘控制机制,重视基于立法形成自由而作出是否变更以及如何变更所依据的经验性事实基础,而其中作为立法裁量事实的合法预期该经验性事实,应成为行政机关裁断行政规范性文件效力存续与中断之间的衡量要件,并能借助相应的程序保护和实体保护来实现对行政变更裁量的制约功能.就本主题而言,在山西煤矿整合事件中,行政机关必须在兼并重组背后的公益需求与相对人合法预期利益之间进行取舍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以实现合法预期这一事实所隐含的实质正义价值.     

行政相对人的抗辩困境与出路

行政相对人的抗辩权已经获得了现代行政法的普遍承认,因而抗辩行为已经从一项事实行为发展为一项法律行为.但是,近年我国一些行政相对人常以暴力、自伤等极端方式提出抗辩,表明延宕于我国数千年的行政相对人的抗辩困境仍在继续.究其原因,在于现代行政法所提供的抗辩机制仍不能充分满足行政相对人对于抗辩利益的追求.为此,需要针对我国民众的抗辩习惯与特点来完善我国当下的法定抗辩制度,以形成一个理性抗辩的制度模式.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合理运行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行政法的核心内容.传统法治理论仅注重合法性控制,但许多行政自由裁量权合法却不合理.因此,应当发挥行政合理性原则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将其"自由"权限控制在既合法又合理的范围内,使行政机关更好地管理社会事务.     

行政协商制度的合理性证成

行政协商制度作为"和谐行政法律秩序"建构的基础模式之一,是对传统行政法理论的变革,在体现协商民主理念的同时,符合我国法治建设的需要,吸纳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和为贵"的价值取向。本文通过论证规范路径的可行性分析,旨在证成将行政协商制度引入行政立法与行政执法等行政程序中的合理性,由此建立起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理性交往的桥梁,实现对传统行政法理论的创新与突破。     

行政信赖保护原则司法适用研究

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体现为《行政许可法》第8条和第69条,自2000年在行政许可法中确立,该原则不断完善并广泛应用于司法实践,在限制公权力上有着显著效果。但是作为在20世纪初逐步在我国行政法领域兴起的原则,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司法运用中都需要完善和进步。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对司法实践中信赖保护原则在适用框架上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的冲突问题以及该原则的适用缺乏程序性保护等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     

论行政法的平等理念——概念与观念

行政法中的平等是一个相对和动态的概念①,它不仅意味着行政主体平等对待行政相对人,而且还意味着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相互平等。改变行政法现状首先在于确立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相互平等的观念,具体体现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人格、地位、法律适用以及权利义务分配方面的平等,它排斥矫情的“公仆”观念。     

行政许可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是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运用 ,构成了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行政许可法》首次将该原则具体适用于我国行政许可领域 ,并确定了该原则的适用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即存在信赖基础、具备信赖行为 ,且信赖值得保护。在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 ,对该原则的适用还必须在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与撤销、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所欲维护的公共利益间进行客观的利益权衡。这是适用信赖保护原则的核心和关键之所在。     

关于完善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思考--从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听证会谈起

行政听证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前,由行政机关告知相对人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参与听证、表达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机关听取意见、接纳证据等内容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制度。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但听证实践中存在的通病和现行制度上的缺失,导致该制度没有真正发挥其核心价值作用,故亟待从听证的适用范围、方式、主持人等方面进行完善,健全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以适应现代行政法治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