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实体

法律实体是指法律体系内部用来调整主体交往关系中具有的以目的性或目标性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法律,它构成了法律体系的基础。法律上设定法律实体,在于通过法律的规定更好地实现人们所向往的实质正义(实质理性)。实质正义是人们站在人类普遍平等的立场上的一种目的性价值追求,是对法律合理性的探索和对法律合法性的反思。从法律实体与实质理性的关系看,法律实体是有关实质理性(实质正义)的法律规范模式。法律实体是检视法律合法性的价值根据,它表明根据良法统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法律实体作为实质理性的规范表达,它本身是法律实践的指示灯;在结果意义上,法律实体决定着人们的权利实有状态。从司法角度看,法律实体是司法活动的判断准绳,它限定了司法程序的运用范围和界限,并完善司法活动的内容。     

中国语境中的法律实践概念

法律实践即以实现公平正义为目的而建立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规范性活动,在内容上可分为法律的思想实践、法律的规范实践和法律的应用实践三种类型。作为法律实践的重要支撑因素之一,法律理论与法律实践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关系,并通过法律实践理性、法律实践智慧和法律实践观念的中介、载体和桥梁作用应用于法律实践之中,而人类理想法律生活的观念构思乃是法律实践思维和法律实践思维方式的内在使命。     

论转型期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以理论理性、实践理性为视角的分析

分析和研究转型期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而理性观的引入,是认知转型期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关系的重要方法和视角.通过比较考察可以发现,理论理性的法治观倾向法律万能,进而排斥和否定其他社会规范存在的意义及功能;实践理性的法治观则承认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在性质上的一致,不同之处仅在于法律比其他社会规范在保障确定性和可预期性方面效果更强,并认为法律只是其他社会规范不足的弥补而不是替代,且法治的进步依赖于其他社会规范尤其是社会道德的完善和进步.立足于理论理性、实践理性视角,对于我们认知和理解现代化进程中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形态具有事半功倍效果.     

论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

现代文明区别于已往文明形态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在于法治原则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并成为一条不证自明的文化公理,而法律至上。权利平等与社会自治则是法治理念的核心之点。实行法治原则,意味着在处理涉法性社会争议时必须按照法律的逻辑来思考和做出决定。法律思维与其他思维相比．至少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的重要区别,即,以权利义务为线索、普遍性优于特殊性、合法性优于客观性、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程序问题优于实体问题和理由优于结论。     

法律中实践推理的内涵及其运行

实践推理是法律推理方法的综合指标 ,也是认识和完善法律推理的重大课题 ,具有实践性、逻辑性和方法论等特质。法律领域中的实践推理以法哲学和法律社会学为理论基础 ,以对规范的分析和判断为推理客体 ,以权利义务为思维方式的焦点 ,以体系化、安全性为评判标准。实践推理的适用对象、构成要素和运行过程是在逻辑推理和经验的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的三个方面 ,实践推理的基本范式体现为法官直觉、知识背景、逻辑结构和思维等四个部分。实践推理运行从观念中的目的开始 ,经过主体的法律思维活动 ,最终达到理想的判决结论 ,以此达到控制法官恣意的理性目的     

法律推理——法律结论确定性的技术保证

法律结论的确定性问题在法律理论与实践中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结论的确定性是逻辑科学和法律科学从而也是法律推理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形式法律推理是保证法律结论确定性的基本手段,而实质法律推理和非单调法律推理是必要的补充.其共同的价值目标是从不确定性中寻求法律结论的相对确定性.     

经济理性与法律效率——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逻辑

法经济学是经济学意识形态在法律领域里的具体体现,是经济学逻辑向法律领域的延伸.尽管法经济学有诸多理论流派,各自存有不同的理论表现,其学术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从整体上看,他们的基本理论逻辑是一致的,都是按照如下逻辑,即"理性经济人+法律效率观+经济学方法"这种图式展开理论的.也就是说法经济学的理论演绎,其逻辑起点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在此基础上运用"法律效率观"这个核心的价值尺度,加之经济学方法的使用,以此展开理论述说和问题分析的.本文就此相关问题展开论述.     

经济学意识形态向法律领域的扩张——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逻辑

法经济学是经济学意识形态在法律领域里的具体体现,尽管法经济学有诸多理论流派,各自存有不同的理论表现,其学术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从整体上看,他们的基本理论逻辑是一致的,都是按照如下逻辑,即"理性经济人+法律效率观+经济学方法"这种图式展开理论的.也就是说法经济学的理论演绎,其逻辑起点是"理性经济人"假设,核心价值标准是"法律效率观",加之"经济学方法"的使用,以此展开理论述说和问题分析的.     

法律感情探微

法律感情是一个有着特定内涵与外延的概念。它是人在与法律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法律社会意义的情感态度和情感行动,是人的情感法律化的结果。从外延上法律感情涉及到人性本情、民情民意、情节情状和人情情面这四个维度。在法律这个往往被视为最理性的领域,无论是积极感情还是消极感情都发挥到了极致。法律理性是法律交响乐中的主旋律,作为“副旋律”的法律感情之作用大体可分为呼应式、背景式和对比式三种类型。法律体系结构呈现三个世界,法律感情是法律主观结构（世界2）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与法律理性形成互补关系。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侧面,使法律世界的镜像更为真实,形象更为丰满。     

论《能源法》的理性及其法律逻辑

《能源法》以能源安全与能源效率为目标值,决定了《能源法》必然以其路径依赖作为法律逻辑的出发点与归属。国家、政府、市场与技术因此成为《能源法》法律逻辑的基本范畴。《能源法》制度选择与安排将以能源安全与能源效率为轴心,在这四大基本范畴的框架内进行逻辑演绎。     

法律理性的逻辑辩护

法律理性必须是通过法律论证来实现。法律论证的好坏取决于:(1)前提对结论的支持度;(2)前提的可接受性;(3)前提与结论的相干性;(4)结论的可接受性。从本质上讲,法律论证是一种似真的或可废止的论证,换句话说,其结论通常都不是根据真前提而是根据可接受的前提推导出来的。现实主义法学家对法律论证逻辑基础的挑战表明,仅仅依靠传统逻辑(形式逻辑或演绎逻辑),已不能为法律论证的合理性提供逻辑辩护了。需要在非单调逻辑基础上引入非形式逻辑的"相干性—充足性—可接受性"标准,从非形式逻辑角度为法律论证的合理性提供逻辑辩护,从而也为法律理性的逻辑合理性提供了辩护。     

我国到底有多少部现行有效法律——兼论“准法律决定”的合宪性完善

《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有效法律分类目录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国现行有效法律数量的表述存在实质上不对应的可能性,其原因在于准法律决定的存在。宪法意义上法律的判断标准包括不同时代的形式理性标准和实质理性标准。我国现行有效的不以法结尾法律为23部,现行有效法律共计239部。准法律决定具有合宪性和一定的合理性,可以通过三项措施实现合宪性完善。     

法律程序主义:论证逻辑和时代际遇

法律程序主义以一种超越法律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的姿态,将法律程序界定为摆脱法律的形式和实质之范畴对立的根本路径,赋予程序以不依赖于结果作为评价标准的独立价值,鼓吹程序在法治事业中的中心地位。法律程序主义理论有其系统的论证逻辑,这种逻辑并不完全超验,有其现实的社会生活基础,法律程序主义是风险社会的时代际遇。中国应倡导法律程序主义并创生一条独特的法制现代化道路。     

法律经济学逻辑起点研究——理性选择理论的内涵、反证及其补充

作为法律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理性选择理论的内涵至少可以具有四种,即解释性含义、预期效用含义、自利含义和财富最大化含义。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认知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对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了诸多反证,如有限理性的反证、有限自利的反证等,并由此对传统法律经济学分析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正因为存在诸多反证,使得建立在理性选择理论基础上的传统法律经济学分析显的并不那么可靠,社会规范理论由此产生并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补充而日益为人所重视。     

法律中的逻辑分析方法

法律与逻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第一,法庭论辩是逻辑学产生的重要源泉;第二,逻辑是法律体系赖以建立、发展的重要基础.逻辑对于法律的意义包括:第一,逻辑为法律思维提供了基本的知识表达形式;第二,逻辑所提供的严格的推理、论证规范为法律共同体内的法律论辩提供了理性交往的平台;第三,逻辑为法律思维的正确性提供了形式的评价标准.长期以来对逻辑的批判实际上建立在对逻辑误解的基础之上.法律中的逻辑分析方法,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法律逻辑分析方法是一种实证分析方法;第二,法律逻辑分析方法是一种思维形式分析方法;第三,法律逻辑分析方法是不完备的分析方法.     

行为法经济学与法律经济学:聚焦经济理性

法律经济学大量的借助于理性选择理论来考察法律规则和制度, 然而随着这项理论在法律分析中应用越来越广泛并越来越重要时, 许多学者却对这项法律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基础理论表现出许多不满。行为法经济学的出现更是把矛头指向了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律经济学背后的理性选择理论。本文在分析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之间的冲突的基础上, 探讨了行为法经济学对我国法律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并初步分析了行为法经济学在我国法律实践中的应用问题。分析表明, 我国法律经济学界亟待认识理性选择理论的前提与局限, 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调和、充分利用行为法经济学的优势是大势所趋。     

“把法律作为修辞”的方法论辩析

"把法律作为修辞"的论文,提出和阐述了"把法律作为修辞"的理论。但这一理论的学术研究还停留在理论命题的基本阐释,证明其理论合理性的论证中。循理论应用的思路,辩明"把法律作为修辞"的法律修辞理论的方法论意义,以"法律解释、法律逻辑与法律修辞构成了法律方法的基础理论"为理论前提,具体阐述法律修辞与法律解释、法律修辞与法律逻辑的关系。阐明法律修辞与法律解释作为方法论领域的共享与理论目标与研究对象上的区别;以把法律作为修辞为视角,探究法律逻辑对于裁判听众说服的意义。通过对基本方法论的论证,阐述把法律作为修辞理论的方法论可能与意义,以期助力法律修辞理论在中国法治建设语境中的发展。     

试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理性观基础

马克斯·韦伯认为传统的东方社会未能走上现代化道路，其关键原因就是缺乏一种西方社会独有的理性精神，这一论断无疑具有历史独断论色彩，但他从社会的主观意向与客观实在的关联入手研究东方社会传统文化的研究方式在学界产生深远影响。沿着韦伯思路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理性观基础时，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法律的生成都与中国传统的法律理性观与社会理性观的历史变迁密切相关。中国传统的多元法律理性观与社会理性观曾是中华法系产生与兴盛的精神内核。但其向一元化和非理性的转变也成为阻滞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走向现代的根本障碍。因此，如何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利于法律发展的理性内容，对于现今 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法与理性关系的再思考——对“法是理性话语的表达”的重新解读

理性的发展过程,是人借助于工具,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取得了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形式。因此,法作为理性关系的存在物,毫无疑问是以法律话语的形式对理性的叙述与建构。然而,人的有限理性,又意味着法必须为非理性留有足够的生存空间。     

法律论证与罪刑法定的实现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对于弥补中国形式正义的缺位与不足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新刑法实施后,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将罪刑法定理解得过于简单和庸俗化的现象,刑事司法实践被笼罩在"法律形式主义"的阴影之中。事实上,法律的适用是一个比简单逻辑三段论更为复杂的过程,法律论证正是为了缓解法律机械适用和法律多解的困境,而于近四十年来逐渐在欧美法理学界兴起并走向前卫的方法论学说。法律论证强调对话、论辩、理性程序,其于刑法的适用利于超越"法律形式主义",将正义定位于形式与实质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