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半城市化”的成因、特征与趋势：一个综述

中国农民工＂半城市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回顾已有研究,文章归纳了农民工＂半城市化＂的成因在于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城市倾向的公共政策、人力资本不足、社会资本缺乏和其他社会文化因素。受这些因素影响,进城农民工在地域、非农就业、居住、公共服务、生活消费、心理认同和政治权利方面表现出城市化的不彻底性。在趋势上,由于渐变的制度环境和城市性累积后的阶层分异,农民工＂半城市化＂虽是普遍的、长期的,但已在趋弱、且现加速之势。     

弹性城市化与农民工反贫困：基于城乡统筹的视角

主流观点认为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不在农村而在城市．支持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方式来解决农民工问题。但在中国人口整体规模过大情况下,完全实行人口自由流动或迫使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政策,结果只能是贫困人口向城市的搬迁和聚集。较现实的方式是：长期稳定和完善中国农民自己创造的城乡间往返流动模式．即弹性城市化模式。这在一定程度有效地平衡了市场条件下的城市化限制与农村低收入之间的矛盾,降低城市严重贫困化的风险。     

保留“进城失败农民”的返乡权

中国农民工的＂半城市化＂。据人社部统计,201 3年全国进城农民工总量达2.69亿人。但2.69亿农民工远没有＂城市化＂,而是＂半城市化＂。所谓＂半城市化＂,是指农民工虽在城市打工,但却难以在城市长期安居。到了45岁左右,农民工开始感到精力不济,便重新回到农村,重拾农活。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只要政府开放城市户籍,进城农民享受市民待遇,就可以顺利城市化了。显然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人口城市化与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

人口均衡发展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确是需要进行理论讨论、百家争鸣,形成社会共识的一个新理念。文章从中国人口大流动与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关系切入,提出如何实现几亿农民工以市民化为内涵的深度城市化;如何迎接未来几亿农村人口快速进入城镇就业、生活,并保持人口与城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城市政府面临的艰巨考验。文章分析北京市控制外来人口规模屡屡受挫的困惑,论述了转变城市人口发展理念的意义。主张城市政府应从被动的人口规模控制转向主动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发展目标,转向积极的社会制度创新,正视新移民存在的客观事实,突破城市建设、管理以本地户籍人口为规划依据的思维定式,实施一元化人口管理,进而从客观上实现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可操作性、实效性,实现城市人口规模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均衡发展。     

替补迁移型城市的数量及其结构性特征——基于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分类研究

中国在快速推进城市化、实现人口转变的双重变迁进程中,高城市化、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城市就会出现替补迁移的需求以实现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文章根据城市化水平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对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聚类,得出39个替补迁移型城市,并通过与其他三类城市的指标对比发现,替补迁移城市存在工业经济突出、第二产业优势明显、总体经济实力雄厚、教育科研实力强大、生活垃圾处理能力亟待提高等特征.     

农民工的适应性与中国半城市化的形成

目前,中国正在面临着无法忽视的半城市化问题。半城市化是中国由典型的＂城市—农村二元结构＂向＂纯粹的城乡一体化＂转变过程中的过渡阶段,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根据＂脱离-嵌入＂理论可知,改革开放使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大大地加快了经济发展步伐。目前中国城乡之间的经济活动已经完全融为一体,基本完成了＂脱离—嵌入＂过程。但是在城乡管理制度、城乡文化、生活习惯、社会认同、社会心理等方面尚未完成＂脱离-嵌入＂过程,导致了半城市化的出现。各级政府应该采取各种措施,缩短中国由＂半城市化＂向＂纯粹城乡一体化＂转变的时间。     

中国乡—城人口两阶段迁移模式及其经济学分析

乡—城人口两阶段迁移模式是中国人口城市化过程不同于国外模式的突出特点。本文简要介绍了两阶段迁移模式的特征和影响,并运用经济学方法分别从城市政府和农民个体两个视角来考察该模式的内在动因和影响因素,揭示了这一模式在根本上是由城乡差别和"城市偏好"的制度安排所造成的。基于此,本文主张在政府行为导向上要努力克服政府的"城市偏好"和"经济偏好"倾向;在政策变革时机上要认识到加快城市化进程、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对于扩大内需以应对当前经济困难的重要意义;在政策重点上要紧抓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的生存、居留和发展等核心问题,为农民工逐步适应并最终融入城市生活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是"郊区化"还是"城市化"?——关于北京城市发展阶段的讨论

郊区化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阶段.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大城市已普遍进入郊区化时期.文章对学者们最早提出的郊区化典型城市--北京作了详细讨论,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人口流动的主流是集中,人口分布的变化是市区人口调整,城市发展是市区地域扩张,因此,它应该属于城市化阶段而不是郊区化.文章阐述了城市从城市化到郊区化过程中,不同发展阶段城市各区域的人口变动特征,认为中国大城市的发展,除个别城市,如上海市外,目前尚处于城市化阶段.     

结构变迁理论视角下的流动穆斯林城市适应的障碍性因素分析——以兰州市回族、东乡族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这一群体在接受＂城市化＂和＂现代化＂洗礼的过程中,相对于一般的进城务工人员,由于加入了民族意识、民族宗教习俗、民族价值文化等因素,从而使其城市适应变得更加复杂和艰难。本研究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出发,以兰州市流动穆斯林社会调查为基础,对影响流动穆斯林城市适应的障碍性因素（民族因素、自身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和制度因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并阐述了流动穆斯林城市适应的关键障碍因素：地理距离、经济条件及心理文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与以往的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关键障碍因素不同,制度因素已不再是阻碍流动穆斯林城市适应最主要的因素,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水平的特殊性分析

20世纪末期,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水平达到50%以上,超过东北地区工业化水平,也超过全国人口城市化平均水平,但目前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明显存在着城市现代化基础相对薄弱,工业化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水平超前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现象是我国区域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特有现象,其特征表现为:从发展趋势看,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增长速度放缓;从国内外比较看,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水平较高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从城市化质量指标看,东北地区城市经济总量和城市竞争力相对较低。东北地区的人口城市化虚高问题,在制定人口发展战略乃至实施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尤其需要深入研究并认真加以解决。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是健康城市化的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社会资本缺失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受阻,进而引发许多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要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就必须增加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主要对策有:转变城乡分割思想,在全社会确立一种城乡开放、平等、统筹观念;打造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市民进行互动和交往的文化环境;积极进行制度改革,创建农民工同城市融合的制度平台;建立健全公平、共享的社会保障机制,消除人为差别,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加强对农民工就业培训,积极增加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加强和发挥民间志愿性组织的作用,增强人们的社会参与意识。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妇女家庭地位的比较——基于兰州市妇女社会地位的调查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的城镇化,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高低不仅可以反映农村城镇化水平,更代表了社会的文明程度。本文充分利用问卷调查数据,从“家庭资源的占有及支配”、“个人事务的自主决策权”、“夫妻在家庭中实权比较’’及“妇女对家庭事务决策权的分享’’四方面对城乡妇女家庭地位进行了全面比较,在此基础上,借助“资源假说”理论和“文化规范论”的观点,从资源和文化两个维度分析差异形成的原因,最后提出对策建议以切实提高兰州市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     

城镇人口过半的挑战与应对

我国城镇人口历史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51.27%,但这一社会结构历史性转变的背后却存在城镇化水平虚高的问题。如果将城镇人口总数扣除被迫城镇化且生活困难的失地农民,以及未享受市民待遇的流动人口,我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约为41.6%。同时,城镇人口过半以后也面临诸多挑战:整个社会没有建立起顺应城市社会形态的价值体系;对于城镇的作用以及应该怎样发展城市缺乏清醒认识;城市管理对城镇化发展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城市常住居民享有平等的市民待遇任重而道远。因此,应对城镇化挑战,提升城镇化质量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城市化的作用和实质,遵循城市发展的自身规律以及积极探索建设顺应城市社会形态的文化体系。     

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与城镇新增贫困人口问题分析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净流向城镇。这一方面推动城镇和农村的发展,另一方面带来城镇贫困人口的增加。由农村流入城镇的人口其贫困发生率大致在3%以上。为预防和保障人口流动中的城镇新增贫困人口,应该采取措施分类引导人口的城镇化,建立和完善进入城镇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发展城镇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避免过度的城市化带来城镇贫困问题的扩大。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的考察

本文基于全国198个城市的样本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三个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人力资本中是否参加过培训、培训次数、拥有的技能数以及技术等级四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的影响。而学历水平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社会资本中的外地同学亲戚数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数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当地同学亲戚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心理资本中城市归属感、本地人态度、对城市同龄人看法三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对未来变化的预期及生活满意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培育要切合其市民化发展的需要,增加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互动,加强对农民工的心理引导,促进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心理转变。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能力驱动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较之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更强,职业转换频率更高,其职业转换既包括横向上职业间的转换,也包括纵向上职业升级导致的职业转换。新型城镇化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为了更好地实现城市融合,就有必要强化自身的职业转换能力。本文通过设计问卷对1350名样本进行实地调研,并运用SEM模型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能力提升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体因素对其职业转换能力有一定的驱动影响,职业培训与受教育经历等人力资本因素对职业转换能力有正向驱动作用,工资待遇及福利、就业机会、职业升迁、新型城镇化等外部因素对职业转换能力也呈现正向驱动作用。     

“水危机”刺痛了谁：甘肃省城镇化中的支撑环境研究——利益相关者价值网络视角

由于历史、自然等多重因素的制约,甘肃省城市结构不合理、城市综合承载力弱、人力资源素质低下。甘肃应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基于价值网络拓扑模型,以城市群为主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选择依托兰州新区的大兰州都市圈、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的河西走廊式和兰乌走廊式发展城市群和依托民族文化风情特色小城镇的点-线-面路径,通过加快制度、经济、人才、社会服务等支撑环境建设,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外来务工人员转工再流动意愿的研究——基于珠三角的调查数据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主要表现为外来人口的再流动。本文通过对外来务工人员转工再流动意愿的研究发现,有相当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有着转工再流动的意愿,且新一代外来务工群体比老一代更为强烈,转工是他们的一种流动表达方式,其本身就表现出一种个体的选择性及工作组织的排斥性。在影响因素的分析中,个人特征变量是影响外来务工人员转工再流动意愿的主导因素,组织性因素变量的影响效应相对较弱,这主要是因为外来务工人员无法从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获得流动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