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政治思想的发展:伊藤仁斋转向古学之路

以直读先秦儒学经典、探求圣人之学之真谛、经世致用的古学学派在德川时代初期产生,伊藤仁斋是该学派的首要创始人。仁斋倡导古学之目的,是学圣人之道。他通过直接学古代圣人经典原著,也就是所谓的新创古学,努力复原先秦孔孟思想,从而阐明了其支持封建共主体制,注重以仁为根本,强调可用于人伦日用的经世致用之学。他大胆否定官方推崇的宋学而鼓吹古学,揭示了圣人之学与圣人之教不需通过中间媒介,人人可为可行,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自主独立人格性,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一家新说。仁斋的治学理论及带来的新学风,对后来的另一古学创始人荻生徂徕,以及日后出现的竭力以去除"汉意"为目的的"国学",以及德川时代以至近代的所谓日用之学的"实学",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仁斋的圣人道学,承孔子本意,是当时东亚学人有共识的、以文明———圣人之学来辩华夷(civilized or uncivilized)的努力与结晶,全无近代西方舶来的据种族地域类分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     

唯识古今学对九识学说的不同解读——兼论《宗镜录》对此问题的态度

唯识宗立八识学说,以阿赖耶识为第八根本识.<金刚三昧经>、<密严经>等经典中出现了"九识"这个名词.真谛的唯识古学系统认为九识是"阿摩罗识",为阿赖耶识之上的真常净识.玄奘一系的唯识今学认为,"九识(阿摩罗识)"是阿赖耶识的别名,阿摩罗识在两种情况下可以指称阿赖耶识:其一,因地的第八阿赖耶识自性清净而有染污,阿摩罗识则专指阿赖耶识之清净性、自体分;其二,庵摩罗识是阿赖耶识的"果上之名",指阿赖耶识通过唯识五位之修证、断尽烦恼所知二障成佛之后的究竟清净心体.永明延寿在<宗镜录>、<心赋注>等著作之中,对唯识古学与唯识今学的"九识"思想都有引用,但总体上倾向唯识今学.     

伊藤仁斋的古学思想形成脉络探析

伊藤仁斋是日本德川时代的思想巨擘,他开创的"古义学派"为古学派的重要构成部分。观其一生,他的思想围绕着中国舶来的朱子学,发生了"崇朱"、"疑朱"、"反朱"的演变轨迹,这一过程也是仁斋古学的形成过程,因而,对仁斋思想转变因素的分析,不但有助于了解仁斋古学思想形成的复杂过程,还可以从"长时段"的视角中折射出仁斋古学思想在古学派及德川思想中的关键地位。     

唯识古学与唯识今学的识变问题

唯识古学与唯识今学的一个重要差异就是一能变与三能变不同,也就是一种七现与八识现行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识变过程中,就产生了唯识古学识变的两重能所关系与唯识今学的三重能所关系的识变发生模式的不同,也进一步影响到了古学与今学对遍计所执性和依他起性的不同诠释。     

以古为是：钱大昕与“古学”群体的形成、实践及理念

惠栋汉学的核心价值是"以古为是",其与相关的信仰和技术系统,共同构成了乾嘉考据学最初的"范式"。这一"范式"对钱大昕、王鸣盛等人的影响至深至远,使之得以迅速地进入到考据学的天地之中。不过,"古学"依旧是当时最主要的称名,并产生了广义和狭义的分化,其中狭义的"古学"即专指汉学而言。而乾隆十九年(1754)的进士考试,不但促成了王鸣盛、钱大昕、纪昀等考据学者的聚集,还推动了"古学"群体的形成。众人随即展开了诸多的学术实践,并共同承担起《五礼通考》的编撰任务。这一系列的事件,意味着考据学即将由边缘走向中央,并逐步取代理学,而成为主流的学术形态。     

宋代真理学的构件和后世的取舍

宋代真理学,实由物理之学、义理之学和性理之学三大部分为构件.宋代学者,于此三大构件或有所偏重,而不少名家往往对三者都加以探索并卓有创获.然而,从宋元明清以来,学术界存在一种将宋代真理学缩小化的运动,各有取舍,不仅排出了物理之学,而且剔出了大批探索三理富有成绩的伟大学者,往往只剩下程朱理学及其抗辩派,遂使宋代理学面貌严重不全、失真.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试图纠正这一偏失,努力发覆,从"理学"扩展到"宋学",迈出可贵的第一步.现在,需要突破这些局限,从"宋学"再拓展到"真理学",已到迈出第二步的时候了.只有全面复原匡失,建立符合宋代实际的理学体系,才能展开科学的研究,得其真蕴奥义.     

《国粹学报》与“古学复兴”

古学复兴是清末国学保存会同人对他们所参与的国粹保存运动的定位。一方面，文艺复兴被当时的思想界描述为欧洲近代化史的起点，另一方面，国学保存会所谓的“古学复兴”，又有其独特内涵。它包含三层含义，一、打破官学独尊，提倡独立思考；二、继承有清汉学传统，“复兴”古学；三、倡导国语写作。因此，古学复兴的思路看似西学影响的结果，但对它的解读，又离不开对中国、尤其是晚清以来的学术史的了解。本文从清代学术史发展变化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做了初步解析。     

"有学""无学"之辨:20世纪初"科学"标准下的中学自省

20世纪初年,学界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中国是否"有学"的讨论.讨论由梁启超发起,<新世界学报>、<大陆>回应.三方均欲依傍西学的分科概念反省中学,但在模糊的"科学"标准下,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有学",近代"无学",欲以"科学"为榜样,对旧学新之而不弃之;<新世界学报>认为中国古已"有学",只需复兴古学,保存国粹即可;<大陆>则认为中国根本"无学",应径取欧美之学以替代中学.中国学人在兴学道路上的分歧实际上是在相同的西学话语中自我体认的差异,折射出他们面对东西学术时自卑而又不甘落后的矛盾心态.     

牟宗三"自觉"思想的理论意义

对道德本心能够"自觉",这种"自觉"就是康德所不承认的智性直观,这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这一思想包含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如果我们不再像康德那样将"自我"规定为"我思"之"我",而是视为一种"真我",那么对于这种"真我"的"自觉"就是无法否认的.     

李顒"明体适用"说刍议

李顒合陆王程朱学说为一体,将阳明之学与其末流区分开来,以阳明的"致良知"为本体,以朱子"主敬穷理存养去欲"的工夫对其加以补救,对阳明之学予以了深化.他提倡"实心悟体,实证实修",以"开物成务"、"明体适用"的经世学说,宣扬"敛华就实,志存经济,务为有用之学",从而使他的思想站在了"经世致用"思潮的前列.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黄瑞云《庄子本原》述评

正黄瑞云先生对《庄子》的研究是与《老子》同时进行的,其《老子本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即已出版,而《庄子本原》延迟了近二十年才得以问世。《庄子》比《老子》内容复杂得多,书不出于一人一时之手,辨别真赝更非容易,故作者下了更大的功夫。我在评述《老子本原》时说,我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从书中去发掘作者特有的发明和见解。对《庄子本原》同样用这个办法,现在就让我下到这条"河"里去摸那些瑰丽的"石头"。     

况周颐词论与桐城派文论关系辨析

况周颐词论的核心思想凭借几个重要的词学范畴得以阐扬.在对况氏词论与桐城派文论加以比较后发现,刘大櫆提出的"重"、"钝拙"、"大",恽敬推扬的"厚"、"坚"、"大",与况周颐"重、拙、大"之间丝牵绳连.同时,梅曾亮文论、诗论以"真"为核心,强调"吾之诗"、"吾之境"、"吾之性情",而况周颐在其词学理论体系中也设定了一个重要前提即"真",并强调"吾词"、"吾心",两人观点若合符契.     

章学诚“史德”说新解

史学界对章学诚<史德>的解读有不同看法.笔者研读之后提出三点新的认识:一是章学诚指出"识"有三种:断义之识、击断之识、文士之识.二是"史德即心术"实为史家之思想品德.三是章学诚所云"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之"天",不是指客观历史事实,"人"亦不是指史家.只能按章氏之说理解,即"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因而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不是指正确处理史家主观与客观历史的关系,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真相,而尽量不加之以主观;而是说史家尽可能使自己的气合于理、情本于性,同时不增加气、情"违理以自用"、"汩性以自恣"的程度.     

在多民族文学研究中应当力戒两种倾向

在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包容理念持有上,有两种人们习焉不察的偏颇倾向,即"视而不见"的倾向与"熟视无睹"的倾向,时常在我们各个民族的学人头脑里产生副作用,因而不能不引起注意。所谓"视而不见",主要是指在相互存有语言隔离机制的民族之间,看不到别民族的存在与成就。所谓"熟视无睹",则主要是指对使用同一民族语言文字的兄弟民族,觉得他们的文学既然跟自己用着一种语言一种文字,便不会再存有什么民族特质。我们应当在多民族文学研究中力戒这两种倾向。     

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发微

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一语,既寓治国不可扰民之义,也提示统治者要注意各种因素的相济互补、和谐统一,并把握好做好事之"度".而老子用鱼为喻来阐明其"道",更表现了老子之"道"的阴性特征.     

刘知几与章学诚的史家修养理论比较研究

我国古代史学理论大家刘知几、章学诚均提出了有关史家修养的理论,刘知几认为史家应具备"才、学、识",章学诚在继承刘知几史家修养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史德",丰富和发展了史家修养理论。刘知几、章学诚均重视"才、学、识",但刘知几最重"史识",章学诚尤重"史德"。比较和分析二者的史家修养理论,不仅能使我们发现他们理论的异同,深刻理解史家修养理论,而且对当今史学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功用。     

中古儒家经学著述形式的转变——关于义疏体裁的研究

儒家经学有章句、经注和义疏等著述形式,其中"义疏"体裁出现于西晋,在东晋中晚期之后渐趋盛行。令人遗憾的是,今人对于"疏"体的研究,较为薄弱,甚至有许多错误的看法和认识。其中较为典型的是认为儒家的义疏来源于佛教,并注意到义疏之学有"疏不驳注"的原则,以为这种原则意味着义疏之学缺乏创新精神。考察儒家义疏的起源,当早于佛教的义疏。至于南朝,儒、佛两家的义疏之学同时兴盛,相互影响,那种认为佛教义疏单向地影响儒学的见解,乃是片面的。而唐初学者所标榜的"疏不驳注",实为激烈的民族主义主张,这一主张的含义,是企图清除佛教对儒家义疏的影响,越过佛学而遥继经注之学。由此而论,有必要对中古经学的著述形式做认真的研究。     

道家老子“私”论

中国哲学研究不仅存在着对道家思想重视不够的倾向,而且对道家本身的概念也有忽视的现象。因此,以老子的"私"为切入口,通过"私"与"身"的联系,以及"身"与"我"、"吾"实际相同的使用例,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不仅"私"的本义与我们现在使用的"偏"相异而表示我自己的意思,而且在人际关系里,"私"的价值追求取向是"与人己愈多",这一倾向与儒家形成鲜明的差异。     

从"芳心花梦"的名士风流到"香草美人"的隐喻寄托--论陈子龙词的审美意趣

探讨了陈子龙词的审美意趣.陈子龙有两个词集:一是<江蓠槛>,一是<湘真阁存稿>.<江蓠槛>写于青年时代,主要歌唱的是春天和爱情,凸现其名士风流,间有英雄迟暮之感.<湘真阁存稿>乃是明清易代之后的作品,自觉运用了"香草美人"的手法,春情绮思中寄托着亡国之恨.从<江蓠槛>到<湘真阁存稿>,一以贯之的是风流婉丽的风格,但后者的审美意趣又有若干演进和突破,词蕴更为绵邈凄恻,包含更丰富的隐喻潜能.     

融汇中西升华传统——王国维境界说与叔本华哲学的关系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深受中西文化的影响,本文通过横向比较研究王国维"境界说"和叔本华哲学的关系.以进一步探讨境界的内涵及其相关因素的义界.王国维"境界说"是运用叔本华"意志论"中的"人类情感"、"美的理念"、"意志的客观化"对传统艺术加以比较分析.一首诗如能够借自然物中的某个个体,体现意志在自然界中所施予的客体化结果,必定是一首体现"真景物"又同时是"合乎自然"的诗歌,形成的是一种"无我之境".意志客体化的过程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重复性过程,体现这一过程的情感便是"真情感",这种拥有"真感情"的诗歌,形成的则是一种"有我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