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朝时期岭南的佛教及其与官僚士商的关系

本文从岭南高僧、官僚士人及商人三个群体入手，简略考察了六朝时期佛教在岭南传播的情况。笔者认为，六朝时期岭南的高僧有着流动频繁、重译经创寺而不重佛教义理探讨的特点；岭南的官僚文人热心佛教的较少，而岭南商人则由于在从事海外贸易的过程中，最早接触佛教，对佛教在岭南的传播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商人阶层信奉佛教，主要出于功利目的。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当时岭南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不是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上岭南地区传统的务实精神的影响，使涉足岭南的中外高僧难以长久停留，也使佛教在岭南地区难以向上流社会推进。     

印度部派佛教争鸣的历史意义

早期佛教的分裂与衍行是古代印度奴隶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部派佛教的争鸣对大乘佛教的兴起在宗教理论上有重大影响，并对佛教思想文化渊远流长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中国与印度：从人类学视角来看文化边陲

中国与印度是相邻的文明古国，两国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共性，这些共性源白两国的地理幅员、人口规模和悠久历史。西藏地区位于汉文化和印度文化之间，汉人和印度人在与藏人交往时显示出不同的态度，这与中国和印度两种文明的特征和两个社会的不同性质有关。在文明的传播过程中，汉文化的传播与印度梵文化的传播也有各自的特点。文章最后就汉人、藏人和日本社会对源白印度的佛教采取的不同的接受方式，探讨了各自社会文化传统的特征。     

南传佛教对傣族社会经济的作用

傣族信仰的上座部佛教与汉传佛教相比,有自己的特色,尤以其僧侣还俗制为突出.上座部佛教僧侣还俗制,不但保证了社会劳动力,而且使劳动者的素质得到有效的提升.傣族信众的宗教投资是对教育(或文化)的一种投入,有了这种"合理"的投入,上座部佛教得以稳定发展,也使傣族社会逐渐走向了繁荣.南传佛教使得云南傣族地区与印度、东南亚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升了傣族的对外交往空间,这对于经济文化落后,与外界沟通不多的傣族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观音信仰的中国化

观音信仰是中国佛教菩萨信仰的典型。观音信仰的中国化不但是所有菩萨信仰中国化中最彻底的一种,也是整个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代表。观音的身世、显化、灵感、道场等大乘佛教中最流行的几种观音信仰要素中,皆反映出印度佛教观音信仰传入中国后在正统佛教范畴内所发生的中国化。观音信仰的中国化是所有外来文化在中国命运走向的一个缩影,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不断交往的历史凝结,是适应中国社会背景与文化传统而必然发生的一种文化嬗变。     

析佛陀与毗湿奴造型的异中之同——以印度笈多时代的造像为范例

佛教和印度教是孕育于印度本土的两大宗教。在政治、经济、文化均高度繁荣发展的笈多时代,佛教和印度教有着微妙的关系。该文以笈多时代佛教、印度教两大主神的立像——《马图拉佛陀立像》和《毗湿奴立像》为研究范例,从神同人形、细部造像和整体风格等三个方面,尝试剖析和解读两尊立像的异中之同。破译二教立像的异中之"同",有助于对笈多时代佛教与印度教之间"艺术互鉴、宗教互渗"的关系有更为明晰和深刻的理解。     

魏晋南北朝隋唐佛教传播与“西南丝路”

近10年来,从川西、滇西经缅甸到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关注.我们从公元前4世纪古印度的Cinapatta问题到张骞在大夏见到经印度转输的蜀布、邛竹杖以及唐代阿拉伯商人的活动中,对“西南丝绸之路”在商业上的意义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但是,就10世纪以前而言,遍查史籍,此路上有具体记载的商业活动并不多见,多见诸史籍的是佛教僧侣的取用和佛教文化的传播.这表明,10世纪前佛教传播在“西南丝绸之路”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这点尚未引起史学界的广泛注意.     

佛教中国化与比丘尼僧制的优越性

[提要]古印度佛教比丘尼僧团之所以长期消沉并最终湮没，原因首先在于八敬法对比丘尼的严格要求，其次在于古印度社会对比丘尼的排斥。南传和藏传佛教之所以未能长期、大规模建立比丘尼僧团，根本原因同样是由于八敬法的制度性限制。而在汉传佛教体系之内，中国化的佛教为比丘尼僧团的建立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首先，佛教的中国化突破了八敬法对比丘尼的限制；其次，同样受益于佛教的中国化，中国传统社会对比丘尼长期给予了非常重要的支持。由此可以充分看出佛教中国化所具之独特优越性。     

偈颂与赞歌——中印佛教歌诗初探

偈颂(gatha)是印度佛经中常见的诗歌体式,对中国佛教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赞颂(stotra)是在偈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立诗体,主要用于赞佛.中国佛教赞歌既有印度佛教赞颂的影响,也有本土赞颂文体的继承和民间歌谣的借鉴.在印度,偈颂与赞颂都是能够入弦的歌诗.在中国,直接源自印度佛经的偈颂失去了音乐性,演变成为以说理谈玄、悟道证法为主的哲理诗,而本土色彩较浓的佛教赞歌一般和乐能唱,与印度佛教偈颂与赞颂的歌诗传统更加契合.     

哲学、宗教与古代印度人类精神的觉醒

哲学与宗教是古代印度文化的主体 ,其丰富而重要的内容对印度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佛教特别重视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 ,力主“中道” ,推崇民主与平等精神 ,更是直接反映了古代印度早期人类精神的最初觉醒     

中国禅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吗?

禅是佛教的一个宗派,这是学界的一个共识,但也有挑战这一共识的异见,认为中国禅不是印度哲学和大乘佛教在中国的旁支别派,而是中国思想和宗教的嫡系正宗。重新审视国内外关于禅的性质和状况的主要观点,并对禅宗的起源、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制度实践、终极目标及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印度禅和佛教的关系等核心问题进行比较和论证,旨在从概念性视角找出中国禅与大乘佛教和印度瑜伽的哲学思想及修行实践的相异之处,从而对中国禅是否为佛教的一个宗派作出实事求是的回答。通过对禅宗作为一个思想和宗教流派的基本内涵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禅是本土思想依托外来佛教而产生的全新宗教与思想,在根本上不是源自佛教和印度瑜伽的中国流派。     

商人阶层的出现与社会价值观的转型

随着城市的复兴 ,商人阶层树立了与当时社会相对的价值观。庄园制社会崇尚的是自给自足 ,商人却以钱财为本 ;庄园制社会崇尚的是等级观念 ,商人在追求钱财和从事经营的道路上 ,最看重的却是自由 ;庄园制所崇尚的是各自封闭 ,而商人阶层经营却以交往和联系为特征。随着商业活动的开展 ,商人所崇尚的冒险和开拓的精神也随之发展起来 ,成为地理大发现的原动力。因此 ,商人阶层的形成不只是一种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 ,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废止的原因和影响

英东印度公司自成立以后对英中贸易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进入１９世纪，随着自由贸易原则逐渐为西方各国所认同，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英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港脚商人及美国商人的强烈反对下，１８３３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废止。它的废止改变了英中贸易体制，也在较大程度上促使了英国对华外交政策的转变     

新疆佛教传播的历史背景与嬗变特征

新疆是我国历史上佛教传入最早的地区,也是古代印度和中亚佛教传入中原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新疆佛教传入的主要历史背景,分别是是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和中亚贵霜王朝迦尼色加王时代的对外弘法活动。新疆佛教经历了具有鲜明特征的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佛教兴起,占据统治地位的阶段,二是伊斯兰教兴起,与佛教此消彼长的阶段,三是伊斯兰教占据统治地位,佛教虽然走向衰落,但仍然以新的形式顽强生存的阶段。     

吐蕃佛教的社会地位研究

佛教是在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期,分别从印度和汉地传入西藏。在吐蕃赞普和王室的大力支持下,没有被吐蕃贵族大臣们的一次次禁佛运动所扼杀,也没有被吐蕃本土宗教苯教所挤垮,最终登上了吐蕃社会正统宗教的地位,赢得了很高的礼遇和崇高的地位,并对藏族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着重探讨吐蕃佛教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方面的社会历史地位。     

佛教的社会德育思想辨析

佛教的社会德育思想辨析张世欣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我国名僧竺道生（３５５－４３４）等人的不懈努力，使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结合起来，很快走完了中国化和世俗化的路程，增强了佛教在平民百姓中的吸引力，使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反映了中华民族很强的融化...     

汉魏六朝礼与佛教的中国化

礼不是儒家的独创,而是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和根本特征。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过程中,与传统礼法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碰撞与融合。“违礼损化”成为反对方攻击佛教的首要理由。佛教学者通过援礼入佛,以礼护法,在佛教哲学、伦理思想、宗教说教、戒律仪规等方面对印度佛教加以变革,不惜改变原始教义来弥合佛教与传统礼教的差异,体现出对“礼”的依附与调和。在这个意义上,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也即礼制化的过程。     

论藏传佛教史上首次盛会——丙辰法会

众所周知佛教并非起源于西藏,而是在古老的印度产生发展起来的,后传播到东南亚各国,与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文化意识、政治经济相融合,形成了具有地方色彩的佛教派别,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佛教,同时佛教也对所流传各国家、各地区和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起到了不可抹杀的作用,从而使佛教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在传播发展过程中未在其发祥地古印度得到弘扬和发展,却在其邻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尤其是中华民族对佛教文化的繁荣,佛法传播的兴盛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略论明清时期的河南怀庆商人及贸易网络

明清时期,怀庆商人及怀药商人通过遍及各地的贸易网络,不仅促进了怀庆与全国各地的商品交流,发展了地方经济,而且也使“四大怀药”誉满华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怀药文化,在中药发展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商人的贸易虽然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却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当时社会的性质。     

从“如来慧日”到“中国禅月”:佛教中国化的诗学视角

佛教固以“月”说法，然“如来慧日”才是印度佛教的第一象征。中国禅宗对佛教明月、水月意象的哲学阐释与诗意发挥，使“禅月”不惟作为宗教意象与方便说法在教内地位突显；更从宗教说理中抽离出来，富含哲学思辨与批判理性的精神，且诗意盎然、流光溢彩。中国禅月既非印度之禅，亦非印度之月，实为中国禅家的发明。禅宗变“佛日”为“禅月”，是禅宗去印度化、去宗教化、心性化、世俗化的努力和表现，对禅理的广披、禅道的烂熟与禅学的诗化，起到了潜在而重要的作用——这一宗教意象的变革与宗教义理的革命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由是观之，佛教中国化的本质不是佛教“化中国”，而是佛教“为中国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