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依法执政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党必须依法执政,这是坚持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的统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坚持依法执政必须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提高依法执政水平,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依法执政最根本的是要依宪执政,正确处理党的政策与宪法、法律的关系,坚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准则,并从根本上为党依法执政提供制度和体制保障。     

从共识性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胡锦涛总书记的"6.25"讲话和党的十七大报告,给我们的突出印象,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可预期、可预测。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决策已经告别了以个别领导人的意志和主张为转移的时代,进入了一个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以最广大的人民意志为决策依据的时代。     

论党的主张与国家意志的统一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中国共产党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它的主张体现了人民意志,通过多种方式途径并经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一、历史雄辩地说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首先,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80年中,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中华民族备受外来列强的欺辱,社会战乱不断…     

蔡锷是改良派、立宪党人吗?

一、从蔡锷与梁启超的关系谈起 蔡锷与梁启超的关系,是评价蔡锷时最引人注目的关系之一。有的同志正是从这个关系中引出了蔡锷是改良派、立宪党的结论来的。张振鹤在《民国人物传》第一卷《蔡锷》一文中说:“蔡锷在政治主张上,是梁启超的追随者,但他的表现又不完全象梁启超。他站在立宪党人一边的同时,又较敏锐地看到革命的潮流不可抗拒,力图与革命保持联系,对革命党人的活动他也常给予同情和赞助”。而周发增在《中国近代史知识·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则直接说“立宪党人蔡锷”,把蔡锷完全看成是立宪党人。     

张之洞与清末立宪

本文探讨了张之洞的思想脉络，认为张之洞对预备立宪的态度，既不是一以贯之的积极，也不是因权力欲望膨胀而热衷，官制改革后他对立宪态度的转变，是基于他全变与渐变相统一的思想主张，并与政局演变息息相关。     

孙中山的社会变革思想与立宪思潮

在 19世纪末和 2 0世纪初兴起的立宪思潮中 ,孙中山不但择取了共和立宪的社会变革主张 ,而且对清末新政时期的“预备立宪”和立宪派的君主立宪论均有深刻的认识。尽管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都带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 ,但 2 0世纪初中国社会对共和立宪的选择反映出孙中山的这一变革思想更为顺乎民意。     

宪政阶段论——兼释八二宪法第3修正案之"奋斗条款"

一、引言 宪政乃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成就,其本身亦有内在的发展之阶段.对此,晚清以来的诸多宪政论者,均有明确认识,并为今日中国宪政之发展留有诸多启发性见解和历史性经验.晚清立宪之所以有"预备"之说,实际上就是"宪政阶段论"的最早实践,即将立宪分为"预备立宪"与"正式立宪"两个阶段.可以说,晚清立宪的所有纷争都是围绕着"中国立宪是否需要预备阶段"这样一个主题而展开的,现实主义者坚持宪政阶段论,主张中国立宪必须有一个预备阶段,而理想主义者则反对立宪阶段论,主张"即刻"宪政.     

关于首倡君主立宪者之我见

<正> 长期以来,史学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早期维新派要求开设议院,实行“君民共治”,就是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以代替封建专制制度。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就笔者所见,1895年之前,在中国还没有一人提出过君主立宪的主张,早期维新派所说的“议院”并非什么君主立宪制度。谨申述理由如下。首先,没有提出制定宪法。近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制度,是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妥协的产物。君主立宪者,资本主义国家的君主权力受到宪法限制之谓也。君主立宪,关键在“立宪”二字,“立宪”即制定宪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产生于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过程之中。为了取得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动员人民参加反封建斗     

《邻草》对近代中国立宪思想发展的借鉴意义

加藤弘之的《邻草》批判了当时清政府的政治腐败,主张实行立宪政体是其唯一的出路。作者以中国的失败为“殷鉴”,促使幕府进行政治改革,接受立宪政体。考察《邻草》的中国认识、立宪思想以及中国同时代立宪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进而对儒学在中日两国启蒙思想中的不同功能进行比较,指出《邻草》对中国的立宪思想发展的借鉴意义。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法治观念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治观念。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在批判人治、武人政治、帝国主义法治并认同法治有助于保障权利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郑重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法治主张。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法治观念源自于对英国议会式法治的批判，他们认为法治与德治、人治、专制截然不同，就是宪法的统治；法律约束人类行为，以平等为基本精神，政治人物应当模范遵守法律，且不能制定溯及既往的法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主张通过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建立民主共和国或立宪国，法治是民主共和国或立宪国的一大标志。他们基于中国法治实践的问题，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法治观念中国化的基本立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法治观念中国化的基本方法。这一理论开创，对于当前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建设，具有奠基性意义。     

辛亥前后的程德全评价问题

辛亥时期,程德全在政治上比较活跃,曾参与了请求立宪、苏州光复、南京之役、宋案调查及二次革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在民国开国前后的历史上是一个不容忽略的人物。本文拟就辛亥前后的程德全评价的若干问题,作一评析,以求教于方家。一、关于程德全立宪主张的评价程德全在辛亥革命前是一个思想上赞同立宪的旧官僚。他曾先后多次上疏清廷,请求立宪,直至武昌起义,仍在继续上疏。据此,有论者认为:武昌起义前后,程德全“怂恿清廷立宪,阴谋抵制革命”。这似乎已成定论,     

在现时代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创新

党的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不仅是理论创新 ,也是制度创新。这一理论主张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工作 ,这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最高成就 ,也是人类政治文明在当代的最新成果 ;这一理论还主张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这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方略。     

邓小平“群众路线”的中国经验及其当代启示

党的"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典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石和成功保证。它的科学内涵由汇集人民智慧、凝聚人民共识和执行人民意志组成。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从中国国情出发,在继承党的"群众路线"的基础上,从政府政策制定、社会治理和社会主义信念的培育3个方面发展了"群众路线"理论。因此,回顾邓小平"群众路线"的科学内涵,对理解现阶段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积极意义。     

论清末统治集团内部的立宪派

人们常称清末预备立宪为"假立宪",此种称法是否正确,有待商榷.(一)在清末预备立宪活动中是否存在着一个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长期以来人们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整个统治集团都是"假立宪"的策划者和导演者,内部没有任何政治派别的分野;有,也只有个别主张立宪的官僚,但他们不能成为一个派别.上述观点有违史实.在清朝存在的最后几年,的确有一些亲贵大臣主张顺应中国近代化运动演化的方向,在中国建立起日本式的二元君主立宪制政体,结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影响和推动着清末     

两种根本对立的改革开放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改革开放观的对立和斗争。 一种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所主张的改革开放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统一,是这种改革开放观的根本。另一种是党内外极少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精英”及其支持者所主张的改革开放观。其实质是割裂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统一。两种改革开放观在其它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都是从坚持还是割裂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统一这个根本对立中必然引伸出来的,或者说可以归结为这个根本对立。 从两种改革开放观的根本性质来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统一,也就是说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     

中国民主宪政的新发展

新世纪第一次修宪立意高远,内涵深刻,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宪政的一件大事。这次修宪具有四个方面的重大意义。一是彰显依法执政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把党的主张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表现人民意志的宪法,是我们党在依法执政道路上迈出的坚定步伐,昭示依法执政的决心和信心。二是打造“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宪法基础。在宪法修正案中有多处条文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内涵,闪烁着“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光芒。三是体现“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时代特征。四是开创中国民主宪政发展的新阶段。     

我国税收立宪主义的植入

随着我国建设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事业的不断推进,适时开展税收立宪工作势在必行。我国应当在广泛借鉴其它税收立宪国家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本国国情,移植适合本国的税收立宪模式并加以改造。以确定我国税收立宪的道路。     

党的执政过程的一项简要分析——以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为例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面对复杂的政治现象不能简单化的态度和思维方式,笼统地将原因归结于体制,有些问题往往能从过程和运行机制上找到症结所在。党在执政兴国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许多极具特色的运作机制。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的转化机制是党的执政过程的简略缩影,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纽带。从静态的角度出发,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的转化机制由五大要件构成;从动态的角度出发,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的转化机制包括四个环节。     

杨度晚年的立宪思想探析——以《杨氏史例》为主要分析范本

杨度晚年的立宪思想内容丰富,但囿于史料文献的不足,学界尚未对此展开系统深入的探究。评析杨度晚年的立宪思想,不能单纯以其政治上的进步或倒退为标准,还必须回归到其晚年的相关论著中进行解读。以其史学专论《杨氏史例》为分析范本可知：及至晚年,杨度依然没有否弃立宪之于社会发展、国家构建以及权利保障的现实意义,尽管具体主张有所改变,其内心深处甚至没有全然放下君主立宪的理念。在他看来,一方面,宪法在起源上是由家礼进化而成的伦理,在本质上是国人意愿的总表达;另一方面,中国在春秋战国之世已经基本具备了立宪的条件,其迟迟未能进行主要原因是商品经济的不发达。     

清末立宪两种宪政模式的比较——英国模式与德日模式

英国宪政模式和德日宪政模式代表着宪政建构中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因而在实际的政治设计上各有特点和分歧。清末立宪中,政府立宪派和在野立宪派都主张立宪,但是基于晚清的阶级、政治和文化等因素,在野立宪派主张走英国模式,而政府立宪派则倾心于德日模式。比较而言,德日模式相对保守,英国模式相对开放与激进,但是在晚清国家能力不足,制度构建乏力,而民众政治参与过度的情况下,二者都不能挽救清末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