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文学美学思想论析

钱穆的文学研究不仅挖掘文学作品中的审美特色和文化内涵,而且深入经、史、子、集各部探究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的精髓,并通过对中西文学的比较阐发出中国文学“情当境而发,意内涵成体”的审美精神。     

从人生论美学到实践美学--中国悲剧观演变论

中国传统美学在伦理型文化的制约之下,从先秦时代以来就造就了"向内求善"的审美品格,从人的本性和特质出发来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使中国传统美学具有了人生论美学的特征,同时相应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悲剧意识.由于西方哲学美学对中国近代美学的影响,中国美学逐渐靠拢了哲学的、形而上的探寻,王国维、鲁迅、朱光潜、蔡仪等在移植西方哲学美学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的美学体系包括悲剧观,虽然他们仍然关注艺术、审美与人生的关系问题,但人生论美学这个中国传统美学的优长之处仍然在当代中国美学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被中断或淡漠.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实践美学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以人类的自然实现为根本目标,能够把审美人类学和人生论美学统一起来,真正阐明悲剧的内在根源和美学特征.     

"为了艺术的人生"思想之形成轨迹--从《戏作三昧》到《地狱变》

《戏作三昧》和《地狱变》主人公的变化与发展过程,也是作者芥川龙之介本人内心世界的变化与发展过程。《戏作三昧》提出了"为了艺术的人生"的思想,并通过《地狱变》中良秀这一画师,描绘了一个具有"为了艺术的人生"思想的艺术家形象。"为了艺术的人生"不是简单的艺术和人生二律背反或二者择一的选择,艺术是艺术家的人生之目的,艺术家的人生应该奉献于艺术,当处于艺术和人生的二律背反困境时,艺术家应该毫不犹豫地为了艺术牺牲人生。     

论庄子"逍遥游"的人生美学

庄子美学是"逍遥游"的美学,以绝对自由为核心的"逍遥游"兼有人生、审美的双重意义,成为庄子人生哲学与美学的共同归宿点.在道家学派中,庄子比任何人都更集中、更突出地关注和思考了人生问题,并且把"道"和人生紧紧连在一起,把道的境界看做是人生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庄子美学是从心灵体验出发,追问永恒长存的生命意义,把个体有限的生命纳入到宇宙大生命之中,从而实现美的超越,从有限进入到无限,最终使人生永恒化、艺术化,使审美本体化、人生化.     

从"前艺术"到"后艺术"

艺术的诞生经历了三次分离。第一次是作为一个精神环节从原始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第二次是作为一种精神生产从原始精神生产中分离出来,第三次是作为艺术生产实现自身精神环节和物质环节的分离,即创作与欣赏的分离。由此产生了"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纯艺术",在此之前和之后的则分别是"前艺术"和"后艺术"。后艺术将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回到史前艺术的状态,成为无所不在、无人不能的美化环境、美化人生的"艺术化生存"。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与人生艺术

"人生艺术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为共产党员的修养提供了艺术的理论指导。通过运用"真善美统一"、"入世出世"、"知不可为而为之"等艺术精神,对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进行了解读,揭示了共产党员修养的人生艺术。进行共产党员修养的艺术探索,对于今天共产党在其修养与人生艺术的实践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艺术创造到文化工业

文章以马克思关于精神生产的理论为起点,关注经典艺术边缘化和大众文化兴起的审美悖论,探讨艺术创造转化到资本化生产的过程,并以此分析为基础进一步讨论文化工业的产生机制以及大众文化的兴起。     

道行之而成——潘公凯的艺术探索与人生实践

作为当代中国美术界一位卓有成就者,潘公凯的艺术探索既涵盖美术创作、理论与教育,又跨界涉足装置与建筑设计,更从艺术领域向社会文化领域拓展,思考中国现代转型的历程与前途,以及中国道路对于人类未来的潜在意义。传统与现代、创作与理论、学术与行政、求知与弘道,在潘公凯这里经由转化性的创造而得以贯通,这来自于完整人格的生命自觉,并体现于坚韧沉着的人生践行。     

论道家、儒家的人生境界之"道"

“道”的人生境界,其本质特征在于心灵状态的自由无羁,这在老庄是物我两忘、逍遥自适,在儒家是平和愉悦、从容中道。即道家以摆脱外在桎梏、回归人的自然本性为超越,儒家以完美自身德性、体认无所不在的天理为超越。两者的价值观念不同,但超越的目的都在于认识人的本体的存在、追求一种人之为人的精神。正是道家的境界之道和儒家的伦理之道,构成了中国人进退自如、和谐理想的自足自恰的人生之道。     

寻觅"人生问题"的解答--析王国维的哲学追求

王国维是位饱受传统文化价值观儒化,而又受西方文化洗礼的一代国学大师,身处近代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时期,从文化价值层面着手,由对康德、叔本华哲学的信奉到以实证科学的精神对其责难,孜孜以求既"可爱"又"可信"的"真理",希望困扰他的"人生之问题"得到解答.然而事与愿违,哲学使他陷入两难的困境中,不得不放弃哲学研究,走向文学寻觅.     

为国学大师钱穆再立碑传——评陈勇著《钱穆传》

20世纪后半期,随着世人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重作理性的审视,钱穆对中国历史和学术文化所作的全面和深刻的阐发,对中西文化比较所作的独到精辟评点,逐渐引起愈来愈多的关注和赞同。所以为钱穆树碑立传,还他一个历史公道便成为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文化界应尽的责任。陈勇先生的《钱穆传》,为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名人传记添列了一部力作。     

当代艺术与生活的同一趋势——从“何为艺术”到“何时为艺术”

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模糊,艺术与生活的混同,已经成为西方当代艺术的一个趋势。当杜桑把小便器直接提交艺术博物馆展出的时候,"艺术是什么",实际上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难题。但是,这一趋势并非意味着艺术与生活毫无区别,而是人们对于艺术的追问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核心,就在于从传统的"何为艺术"的追问方式,转向当代的"何时为艺术"的追问方式。当代美学把艺术看作一个"开放的家族",关心的问题就是"艺术如何",而传统美学关心的问题则是"艺术是什么",前者是通过"艺术如何"来知道"艺术是什么",而在后者那里,"艺术是什么"是知道"艺术如何"的前提。     

从"道问学"与"尊德性"之辩看理学对自然科学的态度

无论是“道问学”还是“尊德性”,都只注重人的道德修养,注重客观事物的伦理意旨,因为儒学的本质是修身为本的为政之学,其主旨是不可能重视自然科学研究的,所以儒学的盛行尤其是理学在明代的一统天下,严重影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新考据派主要是指以傅斯年为领袖、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职志、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的史料学派。该派内以乾嘉史学为依托,外以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为应援,曾雄霸民国史坛达20多年,是当时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钱穆与史料学派的领袖傅斯年的交往、二人治史异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曲折而又多途并进的发展历程。     

钱穆学术史观的美学意义

钱穆学术史观以其文化与历史融贯的视野涵容了系统的美学思想。文章认为,钱穆对中国远古自然地理与文化的整体观照,为民族美学的源始性开掘提供了方法论前提;钱穆有关中国学术流变和时代精神的阐释,以及对文化精神和宋学精蕴的剖析,都揭示出中国美学的内在心魂,对中国美学的现代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北宋诗僧道潜研究综述

道潜是北宋著名诗僧,著有《参寥子诗集》.随着佛学研究的兴盛,20世纪90年代至今学界对道潜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遍及其生平、交游,诗歌创作、书法等,对取得的成果做一简要概述,厘清当前发展状况对探索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尤为重要.     

钱穆与张舜徽汉代经学研究之比较

钱穆、张舜徽二人,均被当今学界视为”通人之学”的国学大师,两人于经学之研治,亦皆在汉代经学上有专门的代表性著作。通过对二者汉代经学研究的比较,可窥见其各自治学方法、旨趣的异同,从而更好地解读两家经学研究等方面的学术思想。     

“道德高风果在世外”——论苏轼与道潜的交往

道潜与苏轼交往密切,是苏轼佛教界最为亲密的朋友。他们的友谊从徐州开始,成熟于黄州、杭州,高潮在岭表。在苏轼贬谪、流放时期,道潜与苏轼交往最为频繁,其方式包括诗歌唱和、谈佛说理、生活旅游。性格投契是其交往的基础,道义相助是其核心。道潜患难相从、相助、情义为先,谱写了＂道德高风果在世外＂的华章。     

《说文解字·木部》与中国古代文化

汉字是汉民族文化的载体,它的形体构造与演变过程记载了华夏先民观察探索客观世界及其自身的思维成果和心智轨迹。通过分析汉字的本体结构和发生系统,对《说文解字.木部》进行文化学考察,揭示了木文化在中国古代日常生活、农业种植、房屋建筑、军事刑罚、祭祀丧葬等方面的表现。     

傅斯年、钱穆的屈原研究浅论

傅斯年、钱穆二人是近代中国史学界的著名人物。他们作为新旧文化激荡时代的知识分子,除了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一种整体性的关照之外,还对于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有所探讨,关于屈原的研究便是一例。傅斯年主要从文学演进的思路去研究屈原的历史地位;钱穆除了对屈原进行评价之外,还详细考证了一些相关史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