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剑到犁：美国使用种族分类进行种族歧视和反种族歧视的情况

本文讨论美国的反种族歧视政策是如何利用传统上被明确地用于歧视目的的种族分类来进行反种族歧视的。我们先简单地回顾美国历史上官方种族分类的实践及其与种族法律和实践的关系,然后描述用立法禁止种族歧视的发展状况,其巅峰的表现为1950年代、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人权运动。我们将考察统计数据是如何被利用来实施人权法,然后总结当前官方的种族分类。最后,我们将对由于采集种族数据以加强反种族歧视而引起的辩论进行评估。在结论部分,我们提出：近年来出现了一种力量强大的潮流,其中显示出的是对人权实施机制的需求和正在出现的要求美国人有根据自己的观点自行定义种族的“权利”这一主张之间——简言之,分配策略与认知策略之间——的冲突有了很深的认识。它超越了所有对政府的种族分类原则提出的自制性政治挑战。     

美国非裔女性文学的魔幻色彩与黑色风格

美国非裔女性作家享誉20世纪美国乃至世界文坛。她们植根于自身黑人文化的广袤沃土,其作品具有浓重的"黑色风格",并精湛地融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技巧,使作品在真实反映美国非裔族群生活内容、生动描写非裔特别是非裔女性心路历程的同时,有力鞭挞了美国社会种族、性别歧视的罪恶,深切表述他们追求自我和民族解放的愿望。     

选区政治与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制度性根源

在美国的对外贸易史上,贸易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一直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两大主题。其中贸易保护主义占了大多数时期,这跟美国国会与选区政治有着很大关系。国会拥有宪法赋予的贸易权,国会议员出于当选的考虑,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受到其选区利益的制约,这构成了保护主义形成的制度基础。本文将以选区政治为切入口,分析选区与议员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内在关系,选区中选民、利益集团、政党等各行为主体围绕着选举与贸易展开的博弈,以及这种互动博弈关系如何导致了国会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美国政治中的最高法院——读迈尔文·尤罗夫斯基、保尔·芬克尔曼《自由之路一美国宪政史》

上世纪50年代,美国沃伦法院判决的“布朗案”,吹响了种族平等的号角;二十年后,伯格法院在罗伊案中的一纸判决,认可了妇女堕胎的权利：2000年美国大选陷入困境,戈尔与布什在佛罗里达州的选票统计之争,竟然演变为由最后伦奎斯特法院裁决的司法案件！看来,最高法院再也不是美国制宪先贤汉密尔顿所称的既无兵权又无财权的“最小危险部门”。     

孔子:当代美国政治舆论中的中国符号

孔子推崇德治仁政。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美国政治舆论以此为武器,结合新保守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特点,对美国政治提出三大期望。第一,为政者必须品德高尚,竞选过程以及总统和官员的个人行为将品德优劣暴露无遗。第二,政治与政策必须言辞达意,用词模糊、强词夺理而不顾实际情形的为政行为和条款总是舆论批判的焦点之一。第三,政治必须体恤民情,以人为本,考虑美国社会的多元性,不能偏袒任何文化。舆论引入孔子的为政理想,既说明美国社会熟悉孔子的程度,也表现出人们对于美国政治言行脱节的失望和批判。     

美国证券交易仲裁制度及其立法借鉴

美国证券交易仲裁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对于证券交易仲裁持消极态度。直到80年代,证券交易仲裁才最终得到最高法院的支持。证券交易纠纷仲裁主要涉及纠纷的可仲裁性、公平性、司法审查等问题。作为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美国证券交易仲裁制度对我国证券仲裁制度的构建具有借鉴意义。     

"单位型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微观机制——对Z社区的个案研究

政治活动的本质是一种公共选择,个人在参与政治活动时以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根据。对Z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研究发现:实际参与率低、参与人群结构不合理的制度根源在于单位的资源垄断和居委会的行政化。激励居民政治参与的关键举措是彻底解构单位制,使社区真正成为社区公共事务的法人主体;以社区为选区,遴选人大代表或政府官员;转变政府职能,发育公共空间,使社区居委会真正成为居民利益的代言人。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与《权利法案》联邦化

美国的《权利法案》联邦化是《权利法案》的法律效力逐渐扩展到整个联邦的法律发展过程,是美国公民权利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联邦最高法院从最初否认《权利法案》联邦化的合宪性,逐渐发展为积极推进《权利法案》联邦化进程。最高法院态度的变化,既与美国社会、经济和思想的发展有关,也是最高法院内部司法理念变化的结果。     

中心与边缘:西班牙的科学政策与分子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之引入西班牙的各个研究中心和大学 ,主要是由于两种外来的影响。其一是二战之后 ,欧洲经济合作组织 (即OEEC ,196 1年起改为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即OECD)在欧洲实施的促进科学技术的政策。另一是美国对生命科学的扶植 ;与对制造了原子弹的物理学的扶植相比较 ,这种扶植的力度相当可观。西班牙的科学、学术和政治当局对从战后欧洲各个经济权势中心兴起的趋势做出了反应 ,而随着国家政治和经济情况的改善 ,这种影响就对西班牙生物医学研究发挥了促进作用。在经济繁荣的 10年中 ,以诺贝尔桂冠学者塞韦罗·奥乔亚 (西班牙生物化学家 ,后入美国国籍 )为科学带头人 ,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在政治和科学两个方面都获得了必要的支持 ,于是从 1970年代起创建了一个个研究机构和中心。     

选举制度的技术性分类辨析

选举制度可以三个核心变量——换算公式、选区规模和选票结构对其进行技术性分类,换算公式下有相对多数选举制、绝对多数选举制、比例代表制和混合制,选区规模下有单一选区、复数选区乃至(全国)统一选区,选票结构下有选择型、排序型和复合型.三个变量/标准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关系,它们的任意组合都可能产生全新的选举制度,同时也意味着考察一种选举制度必须综合考虑这三种变量及其对政治生活的实际影响.而我国的选举制度亦能以这种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     

自我命名与身份建构——非裔美国身份的形成

自大西洋奴隶贸易伊始,欧洲殖民者就已着手建构一套殖民话语,运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西方描述为先进、文明的社会,而非洲则被贴上落后、野蛮的标签,从而为海外殖民扩张提供思想上的论证。随着种族意识的觉醒,非裔群体开始与各种侮辱性的名称进行抗争,旨在实现自我命名的权力。最终,他们从注重先天生理特征转到关注社会文化因素,从一个被言说的客体转变为自我表述的主体。这种命名与被命名的过程映射出殖民与反殖民话语的消长,对非裔美国身份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公民政治参与的道德性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建构政治生活的一种途径,是政治生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政治获得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社会基础。由于它既是公民的一种权利,又是一种义务,因此,它具有道德性。它离不开道德动力,内含着自由、平等、消解分歧以及寻求政治生活的共同基础等道德要求,要求公民具有区分公私、诉诸公共理由、宽容或者妥协、监督和敢于合理地批评官员等主要道德品质,并能够产生达成合理的共识、明确公民的义务、规范政府的行为、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的道德效果。     

“两面出击”的形成与终结

"两面出击"是1960年代中国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左"的政治氛围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在与苏联交恶、又没有与美国缓和的情况下的一种生存状态。中国与美苏同时交恶后,苏联逐渐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中美两国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开始转向实施联合反苏的外交战略,"两面出击"最终终结。     

浅析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

美国黑人自 1 61 9年踏上美洲大陆这片土地以来 ,就长期受到歧视、压制与迫害。黑人问题便成为美国民主政治中长期得不到合理的解决的问题之一。虽然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 ,黑人通过重建获得了公民权和法律上的平等。但这种平等只是一种口头上的承诺 ,在现实生活中 ,黑人一直受到事实上的歧视与隔离。二战后 ,由于美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变化 ,黑人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 ,种族意识不断觉醒 ,迫切希望获得平等权利。终于在 2 0世纪 50年代末 60年代初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黑人民权运动。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也是由二战后的一些现实因素促成的。     

政治、法律与社会习俗之间的博弈——对1926-1928年女子财产继承权法律变化的解读

1926年国民党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赋予女性与男性平等的财产继承权,但当时的最高法院在解释女性这一用语时,进行了狭窄的解释,从而对女性财产继承权进行了很大的限制。从民初独特的社会背景来看,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倒退并非单纯是司法保守性的体现,事实上,从1926--1928年期间,在女性财产继承权变化的表象背后,更多地体现了政治、法律、社会等各个层面的力量相互之间的作用过程。     

论美国公民选举权的改革

美国人民争取选举权的斗争,是美国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一环。根据《独立宣言》中的"人民主权"原则,每一个公民都应享有选举权。但事实并非如此,建国之初拥有选举权的只是人口中的极少部分,真正实施无任何歧视的普选制,不过是到本世纪70年代才完成的,其选举权的民主化过程经历了大约200年时间,与立国时间基本一致。影响美国人获得选举权的因素很多,主要障碍有三：财产、种族和性别,二百年来改革选举权的斗争,主要是围绕消除这三大障碍进行的。本文拟对美国公民选举权的改革作一探讨。 一、选举权以"财产"为基础转化为以"男子"为基础 …     

"两面出击"的形成与终结

"两面出击"是1960年代中国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左"的政治氛围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在与苏联交恶、又没有与美国缓和的情况下的一种生存状态.中国与美苏同时交恶后,苏联逐渐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中美两国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开始转向实施联合反苏的外交战略,"两面出击"最终终结.     

基督教新右翼对美国政治决策的影响模式

宗教以及宗教团体向来对美国政治具有较大影响,基督教新右翼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成规模的"游弋"于美国的政治舞台.冷战之后,尤其是911事件以来,宗教右翼势力迅速崛起并与政治右翼合流,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力加大.基于这一认识,文章力图对基督教新右翼影响美国政治决策的模式进行归纳,以求对宗教右翼势力影响美国政治决策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贫穷治理与超越贫穷——读《规制贫穷:新自由家长主义与持续的种族权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自由家长主义哲学的兴起,美国福利政策发生了重大变革.新福利政策的实施,已经使美国福利政策转型为具有高度惩罚性和种族化的贫穷治理模式.这彻底转变了以前福利政策设计所遵循的价值理念、组织运行方式以及参与者的行为模式,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鉴于此,三位美国著名的贫困问题专家乔·萨斯、理查·福丁和桑福德·施拉姆在《规制贫穷:新自由家长主义与持续的种族权力》一书中,主要基于新福利政策中对穷人产生重要影响的“贫困家庭临时救助(TANF)”项目展开分析,大胆质疑了其政策设计的合法性、公正性及其影响,重点强调了种族在其政策设计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分析了贫穷与种族、福利、文化以及监禁的关系,提出关于消除贫困的政策处方.本文基于对三位著名学者的分析,进一步反思了美国的贫穷问题以及福利政策.     

浑然不觉的优越感——《乞力马扎罗的雪》的殖民心态

多数批评家对于《乞力马扎罗的雪》倾向于传记式阅读,即将20世纪30年代的海明威与作品中的哈里相提并论的阅读方式,来源于传记作家们在以美国梦为基础的文化准则影响下,不约而同地将这一时期的海明威建构成在创作低谷中奋发崛起的形象。然而,这种阅读方式却让多数批评家忽视了海明威在该作品中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种族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