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红利”期

关于中国的人口红利能有多久,《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作者汝信、陆学艺、李培林)的结论是:人口有"红利",机会之窗开放到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认为:目前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7.6%。随着     

老龄化背景下的人口红利开发与经济发展

本文分析人口加速老龄化背景下人口红利影响经济效益的作用机制,将人口红利的具体作用机制拆分为三个效应,并使用2001—201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计量估计显示,劳动力数量结构与人均产出间存在明显的正U型关系,劳动力的数量结构仍是人均产出提高的重要动力,中部地区作用最为显著,而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经济转型。通过劳动力的跨部门、跨区域转移、加强人力资本投入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可以进一步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持续开发人口红利。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

第三次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龄结构资料是考察我国人口再生产以及安排好十亿人口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数据之一。对于历史上我国由于种种原因造成人口统计资料残缺不全的部分,利用这次人口年龄结构资料作回顾性的估计推算,并进行一些修正和补缺也具有重要作用。毫无疑问,十亿人口在同一时点统计出的年龄结构,必然具有它的世界意义。     

国内外思潮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误导

西方印度因人口红利将超越中国说,无限夸大老龄化问题,将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最终变成了人口红利。文章评论这一思潮依据的若干西方研究,分析得出中国经济增长27%由人口红利贡献的国内研究存在严重瑕疵。分析指出,因未富先老中国老龄化效应必远弱于西方。迄今西方老龄化与增生失业而非劳动力短缺相伴随,这是经济转型期我国应真正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文章认为从多方面看,随经济规模扩大,我国人口问题滞后效应明显进入充分展现期,人口政策如转向鼓励增加人口,将会是一次重大失误。     

年龄结构对人口增长的作用力度量──兼谈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年龄结构

本文从讨论桑德巴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划分标准出发，说明桑德巴的划分标准是对应１９世纪后叶人口形势的一种经验判断，这个标准已不适用于当今、已经变化了的人口情况。但是，桑德巴把人口按各种年龄在人口再生产中的作用划分为三段，在人口分析中还是有作用的。按照这种划分，作者利用稳定人口理论和经验生命表的方法，提出了判断各种年龄结构在人口增长中作用的方法，并以中国各少数民族人口年龄结构为例，说明了这种方法的应用。     

中国未来“第二次人口红利”探讨——基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储蓄关系的分析

我国人口形势的新变化直接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活力。在人口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的背景下开展关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讨论和研究非常必要。本文在以往相关文献的研究基础上,定位分析我国储蓄率的高水平特征,从人口变化、政策、社保等多个角度探讨未来储蓄持续走高的可能性。并利用全国30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重点分析人口结构与居民储蓄之间的关系,发现老年抚养比与居民储蓄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文章得出结论,“第二次人口红利”在我国难以实现,抓紧开发第一次人口红利、拉动经济增长才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     

建国前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状况的分析

旧中国人口年龄报告存在很多不准确性。首先是民间常以虚岁记年龄,即刚生下来就是1岁,以后每过一次春节便长一岁。由于这种记年龄的方法在当时已成为一种传统习惯,很少有人知道使用周岁年龄。因此报年龄时自然就报成虚岁年龄。中国人真正开始掌握或使用周岁年龄只是在建国以后。尤其是几次大规模人口普查,才使以虚岁记年龄的办法有所改变。其次是有意识误报年龄。一方面是将近零结尾的年龄报以为零结尾     

关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若干问题的探讨

本文运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近40年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若干变动及其原因,并且借助年龄金字塔概括出1990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特征以及形成这些特征的原因和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同时指出了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三个特点.最后作者就年龄结构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强调指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起伏变动很大,不符合运用西方人口学中检验年龄堆积现象指数的前提条件;用三大年龄组的划分来研究年龄结构可能出现组内变化与组间变化方向相反的情况;使用5岁组数据将掩盖1岁组年龄结构中表现出的某些特点等.     

中国人口死亡率下降对年龄结构的影响

<正> 解放35年来,中国人口的死亡率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粗死亡率从解放前的28‰猛烈下降到1981年的6.36‰;全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解放前的30——35岁迅速上升到1981年的68岁左右,增加了近一倍。目前,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比较明显,特别是象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老化趋势更为突出。有鉴于此,各种有关老年人口问题的文章大量涌现,不少文章在谈到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趋势的原因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人口普查数据,根据粗出生率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与特征,构建了人口年龄结构系数及其对粗出生率变动影响的贡献率指标,分析了建国以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949—1979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很小;1980—1993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迅速上升,年龄结构的贡献率增大;1994—2008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趋于下降,人口惯性势能在减弱;2009—2011年,受80—90年代出生高峰的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再次凸显,年龄结构的贡献率迅速增大。从年龄别生育率逐年下降的特点,也可以证明近年推动我国人口增长的力量主要是由于年龄结构带来的惯性增长。     

中国各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消费效应分析

消费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于影响消费的众多因素研究,大多基于收入分配不均和收入不确定性视角,而忽略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效应。上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加快了我国人口转变及老龄化发展的步伐,这一转变必将改变居民的储蓄消费行为,影响储蓄-消费模式和消费率。基于我国2002-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研究了各地区人口转变对消费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之间分别存在正相关关系与负相关关系。     

中国人口红利的研究综述与思考

一、关于人口红利的产生与定义人口红利学说是西方近年来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提出的新学说。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这一学说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国内学者对人口红利概念的定义多为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     

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使得劳动负担逐渐下降,这对于储蓄水平的上升和劳动力投入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我国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在过去的30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通过计量检验证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产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是存在的。由此我们推断,由于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向人口老龄化,劳动负担逐步上升,这将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造成制约。利用未来10～20年时间较轻的劳动负担的机遇期,我们应当建立良好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以及制定积极的人口政策,调整当前生育政策、适时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劳动就业政策)来应对已发生的、正在进行的人口变动,使我国的经济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增长态势。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关系的区域研究

利用1989～2008年间各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各区域居民消费率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中国少儿抚养比与消费率呈同向变动关系;老年抚养比与消费率呈反向变动关系,拒绝了生命周期假说。少儿抚养比降低对西部地区消费的影响高于中东部地区;老龄化对东部地区消费的抑制作用高于中西部地区。     

中国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动态演变原因探析--基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给中国出口比较优势动态演变带来了机遇。本文首先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Michaely 指数和净出口率指数衡量中国2000－2013年27个制造业行业的出口比较优势,发现现阶段中国出口比较优势仍然以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但出口比较优势开始向资本密集型商品转移。其次,分别利用三种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指标对二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无论是从生产还是消费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提高了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相对价格,有利于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比较优势提升;如果只考虑出口,少儿人口比重下降对资本密集型商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有利,但对同时考虑进口和出口的 Michaely 指数和净出口率指数不利。此外,还发现外资流入和能源依赖度提高对行业RCA指数有利,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提高对Michaely 指数有利。     

中国人口红利的空间流动及其经济效应

人口红利代表的是人口转变过程中能为经济增长提供额外优势的人口年龄结构,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在空间上的转移,会相应形成一种人口红利的空间流动。由于中国长期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人口红利的空间流动便产生了不同的区域经济效应。文章结合人口红利相关理论,对人口红利空间流动及其经济效应进行梳理与分析,并通过对人口红利在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做出的经济增长贡献及其变化差异进行实证研究,证明在人口红利式微的背景之下,存在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红利流动推迟了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转变,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期关闭得更晚,实现了人口红利的空间补偿,最大化地提升了人口红利的综合经济效率。而东部地区人口质量红利对人口数量红利的替代进程较中西部地区也依然处于领先水平。与此同时,文章也关注到东部地区吸收的人口红利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则是一种人口红利的流失,使得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受到挤兑,扩大了各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基于这一现实状况,秉持着效率和公平兼具的发展观念,文章认为应通过强化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跨区域补偿机制及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城乡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本身具有动态性,与消费的关系也随之变化。文章基于1987-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城、乡居民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之间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越低,城、乡居民消费率越低,但少儿抚养比的降低对城、乡居民消费率边际变化的影响差异不大;现阶段整体来看老年抚养比对城、乡居民消费率的作用并不显著;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具有时期效应,与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之前相比,我国城、乡老年抚养比相对于少儿抚养比对消费变化的影响更大;此外,少儿抚养比通过家庭收入增长率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偏效应,老年抚养比则通过家庭收入增长率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偏效应,这说明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城、乡居民分别在子女照料、老人赡养等方面作出了消费倾斜。     

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分析方法及其在德国的应用

本文对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合理性、评判标准及其参照人口的选取等理论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 ,提出了性别比正常波动范围的估算方法 ,构造了度量人口的性别、年龄及其两者合理程度的指标 ,建立了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标准 ,并将这些结果应用于对德国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历史演变过程的分析之中。分析表明 :德国人口至今仍保留有受战争创伤的痕迹 ,男性人口短缺是战后德国在人口性别结构上所表现出的一个突出特点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德国人口性别结构不断趋于改善。受战后婴儿热与 60年代中期以来出生率的急剧下降的影响 ,德国人口年龄结构趋于恶化     

人口年龄结构指数构造及在我国的应用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各国人口年龄结构差异悬殊,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出生、死亡与迁移因素也千差万别。在一些书籍与文章里,时常能看到这样的论述: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合理、比较合理或不合理,我们还可看到因为某地区采取某项措施而改     

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中国消费函数计量分析--兼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对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引入标准消费人概念和变量,有效地解决了消费函数中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的分析问题。引入人口年龄结构的消费函数得到检验通过,可以用于对中国总体消费规律的分析和未来的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