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与国家：文化的想象与公民的认同

族群与民族虽可解析为想象的共同体,但在世界各地它们都无一例外的存在。个体公民化,是处理少数族群文化认同与国家政治认同矛盾的最好方法。强化公民身份有助于消弭族群冲突并增强国家认同。     

族群政治、民族政治与国家整合——泰国南部动乱问题的解析

作为现代国家形态,民族国家的建构意味着国家权力对地方性族群社会的现代性整合。而以族群"政治化"为特征的族群政治和以族群"去政治化"、"文化化"为特征的民族政治则是这种国家整合的两种方式。其中,较之于民族政治,族群政治往往不仅未能达到多族群国家的预期整合效果,反而制造国家的动荡、分裂,从而出现了"国家整合"悖论。正是在族群政治方式的国家整合下,泰国南部的马来族呈现出"族群政治化"倾向,频频发生动乱。因此,采取民族政治方式的国家整合,成为了泰国南部动乱问题的解决之道。     

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的构建——简析卢梭的公民民族理念

卢梭以古希腊城邦民主制为参照构建其理想的“政治社会”即民族国家,从而形成了公民民族的理念。文章意在说明公民、主权等概念只有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才有意义,由此论证建立民族国家的必要性与合法性,并表明卢梭民族主义的思想倾向。     

“族群”和“公民”——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情感和理性

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话题。近年来,由于中国崛起逐渐成为世界上一个热点话题,而在此背景下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也愈加为世人所关注。但是,西方社会以及中国周边的个别国家对此却深感不安,仿佛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狭隘、偏激、仇外的代名词。在反驳其偏见和敌视的同时,我们更需要理性的分析梳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背景及实际内容,从而对其发展进行合理的引导和规范。     

东南亚苗学中“苗人”的“民族与族群”问题

在我国的学术传统或一些学者的译介作品里,许多学者往往居于本土的实际情况而以中国的＂民族＂标准去划分那些已经融入西方世界且发生变迁了的族群,从而把问题带向＂民族中心论＂的巨大误区。从＂民族与族群＂两者概念的关联以及东南亚各国＂苗人＂群体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跨国分布在不同国家的＂苗人＂群体,它们缺乏共同的政治机构基础,并且它们迁出之时,皆在中国民族识别工作之前。因此,把他们称之为＂苗族＂,不大符合学理的推导。他们之中,不仅包含了自称为＂Hmong＂的支系,也有自称qa33nau24、mhu33等的群体,显然,用＂苗人＂这个概念也许更宽泛、更具包容性一些。此外,在东南亚各国,＂苗人＂群体从属于不同国家,虽然在他者的构建中呈现出不同的认定,但在族源、宗教信仰、语言、生活习俗等一系列文化上却强烈地具有一种＂自觉为我＂的自我认同。因此,＂族群＂的概念应该比＂民族＂更加适用于描述东南亚＂苗人＂的实际状况。     

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

多种族、多族群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本国族群关系以及政府应当如何引导族际关系发展方向的重要问题。中国几千年来在处理族群关系中具有把族群问题“文化化”的传统 ,但是近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吸收了欧洲把民族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的做法。 2 1世纪的中国应当从本国历史中吸取宝贵经验 ,也应当借鉴美国、印度、前苏联等处理本国种族、族群问题的策略与经验教训 ,把建国以来在族群问题上的“政治化”趋势改变为“文化化”的新方向 ,培养和强化民族—国民意识 ,逐步淡化族群意识     

“山东满族人”：族群分类的国家话语与草根叙述

在当代中国社会,由国家正式认定的民族成分,代表了在族群分类上的国家话语.然而,在具体的生活世界中,关于族群符号分配的国家话语和乡村社会关于族群身份识别的地方性知识之问,可能存在某种张力.20世纪80年代,由于国家设立满族自治单位等原因,在乡村满族社区出现一种现象,相当规模的汉族人口将民族成分正式变更为满族.为此,乡村草根社会针对混淆的族群身份创造出独特的文化策略,用以区分当地人视野中不同类别的“满族”.本文以吉林省吉林市乌拉街满族镇为例,分析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文化机制.     

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三少”民族群众文化权益——“三少”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调查与分析

近几年,“三少”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较快,基本形成了以旗文化馆一镇文化站一村（嘎查）文化活动室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但“三少”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还存在经费投入少、公共文化设施承载力不高、公共文化设施辐射半径小、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程度低、公共文化服务单一及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等问题。针对上述存在问题,本文就加快推进“三少”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出对策建议。     

再论族群与民族

“民族”一词在近代中国开始广泛使用之时，对其语义有种种解读。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虽然一统中国“民族”一词语义40年，但在中西语义的对接中不断地受到批判，从挑战发展到解构。20世纪90年代之后，“族群”一词传入并强烈冲击着中国学术界和中国社会。“民族”一词的中西语义对接的争论，将从“族群”一词语义的争论中延续下去。     

族群结构与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

“四大族群”概念是“台独”势力人为操弄的产物,其构建的结果反过来又对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产生深刻的影响。表现在政治认同上,支持两岸统一的,外省族群比例最高,其次为客家族群,原住民族群再次之,闽南族群则最低;支持“台独”的,闽南族群比例最高,其次为原住民族群,客家族群再次之,外省族群则最低。在身份认同上,拥有“中国人认同”的,外省族群比例最高,其次是客家人,闽南族群比例最低;拥有“台湾人认同”的,闽南族群比例最高,其次是客家族群,外省籍比例最低。     

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

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合作是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也是社会学研究者必须关注的重要领域。文章讨论了与民族基础理论和应用实践相关的八个研究专题 :( 1)“民族”一词的定义 ;( 2 )民族意识的产生 ;( 3)中国多民族共同体和族群观 ;( 4)欧美国家的民族观 ;( 5)族群与地域之间的关系 ;( 6 )民族语言与教育 ;( 7)“民族平等”和政府优惠政策 ;( 8)世界上各民族交往沟通的前景。     

达斡尔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文化传承浅析

生活在嫩江流域的达斡尔民族,是一个拥有悠久的民族历史、灿烂的民族文化、顽强的民族精神的民族,有着牢固的民族文化自信的根基。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研究民族历史,弘扬民族精神,发展民族文化,开发文化旅游,促进文化交流等方式,以达斡尔民族的文化自信,促进民族文化传承。     

朝鲜族农村文化建设的特殊性

由于朝鲜族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朝鲜族所特有的人文背景,朝鲜族农村文化建设与其他地区农村文化建设相比,具有特殊性。在全球化浪潮汹涌而来的条件下,如何立足中国国情,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的时代课题。     

保安花儿略论

保安族是甘青特有民族之一，有着特殊的民族历史进程。保安族花儿因保安令及其独特声调使之在河州型花儿中个性突出；保安族花儿的习成及特色与该族群的地理演变和历史进程有密切关系；同时，保安族花儿艺术的习成又影响了保安族语言。     

傣族人名的命名方式和文化功能

姓名是个体人的符号,承载着丰富的群体信息。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命名方式,西双版纳傣族姓名的各种命名方式蕴含了傣族姓名的多种文化功能。傣族姓名的很多特征与汉族命名是相似的,但也体现出一定的独特性。     

民族区域自治角度看“族群”

族群问题,是理论界一个非常热的研究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开始了对＂族群＂的研究,＂民族＂和＂族群＂之争愈演愈烈。这种类似于百家争鸣的学术争论,有利于我国相关学术理论的发展。那么,在民族区域自治角度下该如何看待＂族群＂问题呢,本文做一浅层探讨。     

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政策失灵问题分析

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政策问题，分析公共政策失灵原因，寻找矫正政策失灵途径，对维护少数民族地区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稳定以及促进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科学化、民主化，具有特殊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政策失灵的原因存在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不足，执行中的信息沟通机制及监控机制不健全等方面。     

国家、族群与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及其影响

"古苗疆走廊"作为中国南方东西向的民族走廊,是历史上中国内地进入西南民族地区的传统通道,其形成是中国各族群长期互动和中国经济、政治结构变革的结果。"古苗疆走廊"成因具有多元性:民族生态分布、西南民族贸易与区域市场、南方稻作水利田发展、国家力量的渗入、西南的经济开发与移民等。"古苗疆走廊"的提出,有助于了解明清以来中国西南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以及地域社会在这一进程中的应对;并扩大研究视野,即将各民族研究与跨族群、跨区域的整体研究相结合,作为西南非汉族群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与中国内地的大通道,而且是西南与全球经济连接的纽带。     

民族认同与想象：以撒拉族为讨论个案

撒拉族的族群认同以1954年政府确认其为一个民族以及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成立为分界线。之前主要表现为与周边文化互动的文化群体;之后的种种族群想象和民族认同具象表明族群的政治性认同始终是族群认同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