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与文艺学的身份重建

时下有关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中,文化研究是一个热门话题。文化研究对文艺学的身份重建意义重大,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两种思维方式。本质主义坚持文艺学中的元理论、科学性、经典化;反本质主义重新定义文学性、文学自主性,并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语境下反思文艺学的学科性。在重建文艺学的思路上,一派主张在文艺学内部进行调整,拉近与现实的关系,一派主张从文艺学外部重建历史化、地方化的文艺学。     

论文艺学批评的元理论思维

"文艺学批评"是一门以文艺学为对象的学科。在逻辑理路上,文艺学批评呈现的是一种元理论思维。这一思维有两个最优处:一是能令思考者始终保持一种冷静客观的审视姿态;二是能使理论全然回到思维原初的状态。这一思维机制不仅具有能动的自反思性,还具有赋形与对象的能力。元理论思维对于文艺学批评的根本性意义有二:首先是元理论思维的价值抉择意义;其次是元理论思维超越工具理性的意义。激活元理论思维,超越工具理性,创建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及其文艺学理论自己的理论主体性话语,这正是文艺学批评的理论建构之历史使命和历史担当。     

文艺学的学科身份重建

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文艺学身份重建,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两种思维方式。本质主义坚持文艺学中的元理论、科学性、经典化;反本质主义重新定义文学性、文学自主性,并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语境下反思文艺学的学科性。在重建文艺学的思路上,一派主张在文艺学内部进行调整,拉近与现实的关系;另一派主张从文艺学外部重建历史化、地方化的文艺学。前者的优势在于拥有体制性的确认和多年的学科底蕴,劣势在于守成有余而创新不足,对日新月异的文学、文化现象反应迟钝,与社会现实、大众实际的文化活动、文艺实践等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后者的优势在于紧跟社会、时代的文学、文化节奏,对崭新的文学、文化文本具有超强的敏感,善于对其进行文本分析,劣势是过于偏爱的西方理论,自我理论创新不足,解构有余而不足以建构的文艺学新的文化身份。     

元思想政治教育学初探

元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元理论,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前提的反思性和批判性考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围绕着"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元问题来展开,以此构建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体系,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围绕着"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可能"这个实践问题,系统回答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     

文艺学“自性”与“泛化”之我见

近年来,文艺学学科反思成为焦点话题。陶东风教授2001年发表《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认为,国内文艺学教学与研究存在以宏大叙事为特征、非历史的本质主义为思维方式的问题,严重束缚了学科自我反思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并导致文学理论与当代文学和文化脱节。此文引起较大反响。在我的学术视野里,大约见到以下几种意见：其一,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终结了,当代社会已然进入后文学时代,文学研究应让位于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其二,     

"元批评"的思维特征与学科取向

"元批评"是一种对文学批评的"后而上"的研究,它以文学批评实践自身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文学批评的内在机制和外部关涉,对批评本体的"自释性"和批评语境的"合法性"进行反思.从文学批评到"元批评"存在着批评对象和思维方式的双重转变,它集中体现了批评的自我反思意识.在学科取向上,"元批评"具有"元语言"取向、"元评论"取向和学科科学取向.     

文艺人学论

文艺人学是在文艺学和人学两个学科的知识背景下生成的文艺研究学科,是"文艺学和人学的融合".文艺人学有着独特的学科定位以及特殊的研究对象、范畴和研究方法.文艺人学的构设既有理论的合理性,也有逻辑的合法性;它的生成既是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的需要,也是文艺学建设的内在要求以及文艺学自身逻辑运动的必然结果.文艺人学的发展一方面需依托文艺学研究的现代成果,另一方面又需借助人学的理论视界,这决定了其在学科生成和理论生长中的交叉性和综合性品质.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四种模式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世界的一种重要思潮,这样一种思想、文化潮流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有哲学、政治、经济、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理论,而且也有文艺学、美学理论。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理论在当代西方思想界占有重要地位一样,其文艺学、美学理论也在当代西方文艺界、美学界标新立异、卓然一家。     

深邃智慧与广阔视野凝成的思想结晶——钱学森美学、文艺学思想初探

在钱学森先生很多富有深邃智慧的远见卓识和博大精深的成就中,美学思想是其中一项很重要、很特殊的组成部分。他对于美学、文艺学理论的阐发和体系建构,对技术美学的积极提倡,对城市美学的大胆探索,以及对审美创造思维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观点,以理论探究的新颖性、学术见解的深刻性、切入角度的独特性和勇敢探索的创新性,独树一帜而又发人深思,成为当代中国美学、文艺学领域中特色鲜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向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

倡导反思精神和“问题意识”是文艺基础理论研究学理创新和学术自觉的必要前提。这些年来 ,文艺研究的边缘化让我们失去了聚焦文论本体的自信 ,理论思维的认同化使我们失去了原创和超越的勇气 ,而学术研究的功利化又使我们失去了思想和方法论的支撑。建设 2 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 ,需要认准传统与未来、自律与他律、形态范式和学理特色等方面的价值坐标 ,在构建学理中回到基础理论本体 ,以“元问题”启动文艺学当代形态建构 ,面向未来实现“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 ,并且在理论视野上关注全球化、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对文艺基础理论建设的生态滋养。     

文学理论的自觉:走向反思

中国文学理论的反思性研究,既是世界范围内文学理论反思研究在中国问题中的落实,又具有自己的特点。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涌动,跨学科间的互动,以及学科内部发展的需要,等等,是中国文学理论走向反思的主要动因。反思,强化了文学理论研究的理性自觉,增进了文学理论与批评不同流派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文学理论进入了一个富于学理和建设的历史时期。     

作为文化思维的文学理论

在一个后现代的文化世界、“审美化”世界当中,走出理论思维的形而上学传统的文学理论,其自身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物的命运无可避免。但这种作为文化存在的具体性,仍然必须从主体性的维度来理解,而不能从客体性的维度来界定：理论是贯彻着文化意志、规定文化秩序的主体,理论是文化思维,而非被规定、被生产的文化客体、文化产品。文学理论自身的“文学”属性,也只是一个思维的结果,而非预设的先验本质和思维边界。     

"言文一致"与文学转型——胡适文学语言观释要

作为白话文运动理论倡导的先行者，胡适主要的文学语言观是“言文一致”。这一语言观的提倡将“言文分离”、封闭性太过的传统文言转型为经欧化过滤的语言新形式，从而形成文学形式与思维理念的双向更新。但二元对立思维下建立的“言文一致”的乌托邦思想，缺乏对文学语言本体性的深入思考，所带来的蒙蔽与损失也是必然的。     

当代文论突破自律的思维阈限

文艺理论的"越界"已经成为显在的事实,当代中国文论的建构必须突破自律。关键是突破自律不是漫无边界,合理的思维阈限是:文艺功能的现代性定位、文艺研究的批判性能力、文艺理论的合法性保障。     

“生态整体主义”对文学批评的意义

“生态整体主义”对文学批评的意义表现在文学批评标准和文学批评理论思维方式这两个方面；是对这两个方面可能存在的“中心论”与“二元论”的超越!只有不预设中心，才能平等对待不同的文学批评对象；只有将线性的、孤立的、有序的思维拓展到整体论的、复杂性的思维，文学批评才可能具有创新意味。     

“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论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和中西方美学奠基人。孔子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创造性提法,长期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和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论是西方文艺理论和西方美学的标点性内容,影响到西方戏剧乃至其他文体。两种理论虽然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导致其逻辑基础和适用文体的差异,但从都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都倡导"中庸"、"中和"的美学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曹丕与陆机的文体学思想比较论略——兼及魏晋文学思潮的发展轨迹

西晋文学理论家陆机的文体学思想是曹丕文体学思想的承传发展,本文拟从文体种类变化、文体秩序安排、文体特征阐释、体系建构等四个方面,分析陆机对曹丕文体学思想的继承发展性,并从中探讨魏晋文学思潮的发展轨迹.     

“人性精神”在《山海经》神话中的折光

《山海经》中塑造的诸神形象特征、神话的内容及特点,展示了人性因受到外界蒙蔽不能正确认识自然、社会而开始逐渐复苏,人性中的理性精神越来越浓厚,虚妄的成分减少,更多的是真实。神话作为远古先民童年时期的记忆,是我们窥探先民生活和远古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文学创作素材的资料库,其中蕴含的文学思想是后人进行文学创作的思想源泉,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胡适“思想”论

胡适承继杜威实用主义,重视“行”,更有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突出“知”即“思想”的价值层面。其“思想”论。说白了是“方法论”,的核心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里有杜威的影响,更有胡适自己的创新,“思想”论的意旨也是很明显的：为再造文明之故,“思想力”的训练在胡适看来是再重要不过的事了。     

弗雷得里克·詹姆逊批评视野中的乌托邦思想

弗雷得里克·詹姆逊是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在詹姆逊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理论里,有一种思想一直贯穿始终,但却往往被人们忽视,这就是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中的乌托邦思想.尽管詹姆逊的乌托邦理论有种种不足,但其犀利的批判精神和关注现实的情怀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