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不可说”及其对策

作为人类思想认识活动中的一种普遍性体验,中西哲人都意识到,对于终极的真实无法作出陈述或者判断,由此形成"体不可说"的见解及相关问题.不同之处在于方法的选择,道家以"无"为"体",从方法论角度反面说无,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多从概念范畴立论,从认识论角度正面说有.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反形而上学和"语言的转向",一些西方哲学家更加关注语言的有限度问题,而在中国哲学家的形上学建构中,"以负代正"和"遮诠",成为代表性的表述方式.     

严羽“妙悟”说与许筠“天机”论之比较

妙悟与天机是东方古代诗论的两个范畴,中国古代妙悟说的代表人物是严羽,韩国古代天机论的代表人物是许筠。这两个范畴在他们的论说中,除了肯定诗歌别趣、别材与灵感问题外,也在批评对象、批评基点、批评方法、批评作用等方面有所不同,另外,许筠的诗论观点还从传统儒家诗论观中解脱了出来,拓宽了诗歌表现的领域。     

试论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与禅宗的“不立文字”

本文从三个方面比较了维特根斯坦与禅宗的言语观 :对终极意义的态度、语言的功能及意义的抵达 ,从中分析此二种言语观的思想异同 ,以期进行中西言语观的对话与交流     

说“不可说”——庄子的“道”“言”悖论及其超越方式

庄子发现了"道"既"不可说"却又"不可不说"的哲学悖论,把哲学的沉思由"说什么"("可说"还是"不可说")而转向了"怎么说"("思维的说"还是"诗意的说");其方法和路径便在于使哲学言说方式从"思维的说"("俗言")转向"诗意的说"("道言"),从而克服"不可说"这一语言困境,完成其"说‘不可说'"的哲学使命.     

“知几其神”说

易学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发掘《周易》和古代易学中的哲学内容,探索这些内容在今天的现实意义。"知几其神"的命题见于《系辞传》下篇,意思是知道了"几",就可以像神明一样。由各种因素际会所引起的变化,其转折点,是为机。即将形成、尚未形成的机,就是《周易》所说的"几"。中国哲学不仅是要我们认识世界,而且要依据这个认识来指导行动,改变世界。所以《易传》在讲了"知几其神"以后,接着说"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知几而把握机会,是重要的。然而仅仅能够把握机会,也是中国哲学所不赞成的。中国哲学主张德智并重。所谓"仁义礼智信",就是主张不仅要有德,而且要有智。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即不仅要有智慧,也要有德行。有些时机虽然很好,但有违德行,就不可去做;反之,如果道义所在,即使明知要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是君子的"知几",是《周易》哲学、也是中国哲学的主张。     

中国古典诗学的“妙悟”说

除中国古典诗学的"载道"、"言志"、"缘情"传统,还应重视对"妙悟"传统的揭橥和阐发。"妙悟"说萌芽于先秦诗学,成型于唐宋诗学,并浸润在元明清诗学的中心地带,成为影响中国古典诗学千年历史走向的一种重要观念。从古代诗歌的创作、鉴赏与批评的总体倾向看,其中包含的妙悟思想可以划分出感性之悟(直觉)、非理性之悟(灵感)和神性之悟(彻悟)等三种理论形态。古典诗学妙悟观是一种极具创造性的本体思维,力求超越知识,摒弃"理障"(理性判断),回到以心传心、单刀直入的本质直观,妙悟的终极旨趣在于通过对意象的直观来显现世界的本来面目("妙悟在于即真")。妙悟也是一种非对象性思维,通过妙悟可以打破主观与客观之界割,摒除心物之间的藩篱,回到真实的生命世界本身。     

老子“妙”范畴之哲学内涵及其文论意蕴

“妙”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是由老子首次提出的,其蕴含的丰富哲学内涵对后世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词义的角度看,老子“妙”范畴有“微妙之理”和“微妙之境”两方面意义;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妙”范畴则包含道之妙、理之妙、境之妙三方面内涵;从文论的角度来看,“妙”范畴则主要包括“无限之境”和“不言之意”两方面意蕴。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德言”说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德言"与"诗言志"一样,是源出于六经的文学观念,它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滥觞与文学本质特性的界说。"德言"与《文心雕龙》中的"文之为德"及唐宋时期勃兴的"文以载道"论都是儒家文论的核心并且一脉相承。"德言"与"诗言志"作为中国文学理论的两种具有差异性的观念也是互补的,显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丰富性,不宜片面否定其中任何一种观念的历史作用。在简略考释了"德言"的出处后,本文指出德言作为中国古代文论最早的观念之一应当得到肯定,由此会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源流与流派有新的更全面的认识。     

论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与禅的“不可说”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不可说"的命题,这与禅的"不可说"不谋而合。本文从三个方面比较二者的言语观:什么不可说,为何不可说,如何说"不可说",以期探寻中西方哲学思想中"不可说"的本质。     

说江西诗病:严羽“妙悟入神”的活法美学体系——重新认识严羽的禅宗美学思想

在宋代禅宗美学思想的转型历程中,严羽提出了一个“妙悟—兴趣—入神”的活法美学思想体系.“妙悟”强调活法悟入,以心为法;“兴趣”化理为趣,达到兴象、意趣的玲珑融会,不落言筌;“入神”则要求风骨与气象的统一,神化无迹,无法可求,都贯穿着灵动的活法审美精神.严羽这种妙悟入神的美学思想,是对江西诗派的活法悟入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他的“说江西诗病”,实质就是用江西诗派的活法美学思想来纠正江西诗派的创作之失与批判江西诗派的创作流弊.因此,严羽是宋代禅宗活法美学思想的总结者,他用活法美学思想“说江西诗病”,宣告了宋代江西诗派的历史终结.     

“为己之学”片论

“为己之学”是儒学的一个枢纽 ,本文深入地、条分缕析地勾勒了“己”为纯朴 ,“己’为目的 ,“己’为根据 ,“己’为前提 ,“己”为价值的丰富内涵 ,阐述了在当今人类面临的诸多难题中“为己之学”所可能具有的意义 ,表达了抓住这一枢纽 ,返本开新 ,开掘儒学现代生命的强烈向往     

清代赋论“禁体”说

在中国古代赋学理论批评史上,至清人赋论始大量出现＂禁体＂之说,内涵赋体创作的禁忌与戒律,观其思维方法,乃以反彰正,即以＂禁体＂为＂尊体＂,对赋作提出规范化要求。而考察清人赋论禁体说的由来,又源自唐宋以来的科举考赋制度,以及其＂时赋＂（考场律赋）的流行,只是清人受古文词禁的影响,对赋体的要求不仅＂以古为时＂（以古赋指导时赋）,而且＂因时为古＂（以时赋批评衡量古赋）,并树立起以翰苑馆阁赋为代表的原古、尊唐而尚时的赋学典范。     

寻道之路：“不可说”与“不立文字”——维特根斯坦思想与禅宗思想之比较

维特根斯坦一生对哲学的批判、瓦解和创新,成绩斐然,他那种特立独行的个性,以及那富有神秘性的、不可言说的思维方式和“语录体”式的叙述风格与中国禅宗思想有着天然的契合性。维特根斯坦是通过“看”和“显示”来呈现“不可说”;禅宗则是通过“默照禅”和“以势示禅”来显示“不可说”,二者“殊途同归”。维特根斯坦的思、言和行都与禅修者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从某种意义上看,维特根斯坦可以说是西方世界里的东方禅师。     

论唐宋时期中国文论元范畴“象”的发展演进与文学创作

元范畴象受佛学的影响,在唐宋时期深入发展。殷璠提出兴象说,要求诗人在起兴的触发下产生的审美意象具有含蓄委婉、自然天成的特征。此后,受佛学影响,王昌龄、刘禹锡、皎然、司空图、严羽等文学批评家相继以境论诗,以禅喻诗,象范畴最终涵盖创作、文本和接受等不同维度。诗境、象外之象、妙悟、兴趣说的提出,极大地促进象范畴的深入发展,而唐宋文学实践活动亦为象的拓展与弥漫、渗透与跨越提供了创作基础。     

“诗”之“言”——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诗学视域中“不学诗,无以言”,从“诗”之意义视域的转换、“学诗”与“学礼”的对应、“诗”之“言”的价值依据,推动了孔子诗学“哲学的突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味着孔子诗学的道德取向、语辞与语气的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执礼”与“仁”的相通。我们既不能仅以现代汉语的修辞方式,也不能以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诗性语言,来评判孔子诗学视域中“诗”之“言”与“雅言”的思想价值,唯其如此,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才能得到更合理的安顿与理解。     

论苏轼“辞达”说的美学意义

苏轼在他的书信中多次引用了孔子的“辞达而已矣”这句名言,结合自己丰富而深刻的写作经验,他又对“辞达”的内涵作补充和发挥,从而提出了富有新的美学意义的“辞达”说。苏轼的“辞达”说较为全面深刻地揭示了文学作品的文辞与内容的关系。因此,总结他这一美学思想,不仅对发掘中国古典美学宝库有着直接意义,而且对今天的文艺创作和文艺鉴赏也有着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缘何“不可说”--庄子论语言表达困境及其根源

庄子以语言为维度 ,通过将现存世界划分为“可说”与“不可说”两个世界的方式提出了“道不可言”这一语言表达困境问题 ,并指出“成心”之存在、“道”之本性和“言”之对象化是产生语言表达困境的主客观原因。     

“五更体”民歌对中国古代散曲之影响论略

“五更体”民歌在中国民歌发展史上渊源甚久,它不仅广受普通百姓喜爱而得以广泛传唱,同时还对文人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五更体”民歌对中国古代散曲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散曲的外部形式和内容上,还表现在散曲所使用的曲牌上.民歌与文人散曲之间不同形态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它对于激活散曲独有之文体特征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论近代报章政论体之始——“王韬体”

王韬是近代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是一位以觉世为己任的启蒙主义思想家 ,寓居香港凡二十年余年 ,创办影响久远的《循环日报》 ,成为近代“第一报人”。他以思想家与报人合一的角色 ,原创了近代报章体政论。这种报章体或可名之为“王韬体”。王韬体政论关注时务 ,洞察世界 ,深刻批判封建政制 ,倡言变法洋务 ,体现了某种“民间”的独立性与深刻性。其体式语言反“时文”规范 ,求自然通脱 ,便于表达作者的情志。王韬体实为梁启超新文体之先导     

也说告子的“不动心之道”——与董卫国先生商榷

孟子转述告子的"不动心之道":"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言向来令人费解。这句话既然是告子表述自己所认为的达到不动心的修养之道,那么告子在这里的"言"、"心"、"气",都应该是指达到不动心的根据和方法,是有其针对性的,也即是从哪里入手进行修行,才可以做到不动心的问题。告子认为不动心的修养根据应该在与"心"、"气"相对外在的"言"。而孟子对告子的批评,并非误解告子的不动心之道,而恰恰是洞察告子的思想误区,指出告子对"言"、"心"、"气"的割裂理解是错误的,是不能达到真正的不动心的。不是孟子误解告子,而是告子不懂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