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朔方军的历史作用

唐代朔方军在唐朝历史上曾起过一定作用。首先,对外来入侵之敌的防御、捍卫西北和北部边疆、保卫国都安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其次,朔方军积极参与了平定安史之乱以及削平各地藩镇的叛乱活动,客观上延长了唐王朝的政治生命;其三,积极参加地方经济建设,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开发     

试论中国影戏的起源与形成

在影戏起源、形成的问题上,不少学者都持＂一源论＂,即认为影戏是发源于＂一地＂,是由某一种艺术形式发展演变而来的。事实上,通过考察中国影戏的艺术特征及其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影响影戏形成的艺术源头不是单一的,而是有很多种艺术形式,是多种艺术形式＂合力＂作用的结果;其发源地也不只＂一点＂,而有多个地方。     

孟浩然研究的现在与将来

中国孟浩然研究会会长王辉斌教授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62年的孟浩然研究进行了较全面总结,并对孟浩然研究的将来进行了构想与预示。前期的孟浩然研究研究呈现出了两个特点：其一是注重对孟浩然作品特别是一些名作的解读与品鉴;其二是对孟浩然的生平事迹进行了具体考察。中期为＂十年文革＂,孟浩然研究成果基本阙如。后期即当代的孟浩然研究,主要体现出了四大特点。孟浩然研究的将来,至少有七大专题需要尽快研究。     

再论荀子的道德教化何以可能

荀子通过＂性伪之分＂,使＂人之道＂与＂人之性＂分离,解决了＂为什么要教化＂的问题,为儒家的道德教化奠定了基石。但其目的还是要实现＂人之道＂与＂人之性＂的合一,使＂性伪合＂,成就善的道德主体,所以,他主张＂化性起伪＂,为儒家道德教化指明了路径。道德教化的最终目的是要＂著诚去伪＂,使儒家之道内化于人们的坚定信仰,使人们自觉自愿践履儒家之道,这是儒家道德教化的最高境界。     

唐前期边防中的跨界现象-以天宝元年唐与奚怒皆之战为中心的研究

唐玄宗天宝元年,朔方节度使王忠嗣与奚怒皆战于桑乾河.对于战场地点以及为何调拨地域范围并不接近的朔方军参战,历来学者们见仁见智.结合唐前期边防事例,此种“跨界”局面,应与唐前期兵制转型背景下的边防格局、中央居中调配的传统惯性以及重将威信密切相关.     

“碎片化”时代官员“雷语”的传播学分析

近几年来,官员由于在公共场合面的不当言论而引发的媒体事件频频出现。其传播速度之快、传播范围之广、负面影响之大令官员本人乃至整个社会始料不及。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是传播媒介的＂碎片化＂,使官员的宣传思维定势随时受到公众的信息公开诉求考验;传播对象的＂碎片化＂,使公职人员随时被置于聚光灯下、送到麦克风前;传播内容的＂碎片化＂,使官员积多年之功构建的＂媒体形象＂随时面临被瞬间摧毁。     

别构灵奇——论中国山水画的“布置”

中国山水画自发轫之初即强调＂畅神＂、＂卧游＂、＂怡情悦性＂。画家写其＂胸中丘壑＂,本身犹如一位＂造物主＂。＂布置＂一词不仅指＂经营位置＂、＂置陈布势＂,还关涉到中国画创作的方方面面。它与西方风景画＂构图＂的含义大不相同,无论从创作动机、创作方法以至媒介载体都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山水画源自于现实＂师造化＂之实景,追求的却是＂中得心源＂之＂虚境＂。是在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既是在＂造景＂,也是在＂造境＂。中国山水画的意趣尽在其中。     

“‘宿卫’京城,于史无证”证谬——兼记秦二世皇帝钦定的一次救世善举

根据对《史记》为主的传世文献的梳理,初步锁定了秦都咸阳大城东廓墙垣和东司马门的大致位置。考证认定了至迟从战国晚期起,秦廷就已在其都城的东司马门以外屯有＂为屯卫咸阳＂的宿卫军;直到子婴即秦王位时也未曾长期空缺过。特别是二世皇帝及时补充就位于其东司马门外的＂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的宿卫军,还曾成功地延迟了秦廷灭亡的步伐,同时也保障了始皇帝陵墓得以最大限度地按照＂章程＂所进行的收尾工作。     

关爱老人亦是关心自己

关于＂重阳＂二字的来历可追溯至《易经》,书中有云＂以阳爻为九＂,九为阳数,九月九日,两九相重,故为＂重九＂,亦称＂重阳＂。有关重阳节的起源说法不一,最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屈原在《远游》这首诗中有云：＂集重阳入帝宫兮＂,但有学者指出此诗中的＂重阳＂指代天宫并非是指重阳节。     

虎豹出击

虎,生性凶猛,出击果断,是公认的百兽之王;豹,机智敏捷,使命感强,是以速度著称的草原猎手。在自然界里,如果能将虎与豹两者结合在一起,那无疑是王者完美的化身。武警吉林省总队就有一支以＂虎豹＂命名的反恐突击队——他们是个个身怀绝技的＂处突奇兵＂,是一枪能将歹徒毙命的＂定海神针＂,是从容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人民卫士＂,他们被誉为＂松辽大地的平安守护神＂。     

禅宗天衣义怀禅师生平事迹及思想略考

天衣义怀为云门下四世，禅门一代宗匠，对北宋云门宗兴盛与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培养出很多到京城传法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出色弟子；北宋中后期著名云门禅僧中很多人皆出自其法系。鉴于义怀在云门宗中的特殊地位，以及现存早期佛教史料对其生平与思想记载的不足，时人对其思想研究的纰漏，据现有相关资料对其生平事迹、思想等做相关分析、研究，有利于更真实、客观地了解义怀；更全面、深层次地理解其思想，并同时为做更多与义怀相关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与参考。     

董源事迹考略

存世的历史文献大都将曾仕南唐的著名画家董源载入宋代画史,但对其事迹的记述却极其简略。因此,关于董源的生卒年及其是否入宋任职等问题,就成了学术界颇费猜测的疑团。通过解读宋人著述中的相关史料,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出比较明确的回答,并勾画出董源生平的大致梗概。     

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展(英文)

作为“权利”的学术话语权,主要有创造更新权、意义赋予权、学术自主权等类型;作为“权力”的学术话语权,主要有指引导向权、鉴定评判权、行动支配权等类型。这些也体现在中国社会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在中国社会学初创阶段,严复等人在社会学本土化和学术话语创新方面进行了尝试。费孝通经历了中国社会学前期发展阶段近20年及后期56年全过程,其学术历程对于中国社会学发展史具有典型意义。在理论自觉基础上努力达致学术话语权的制高点,是中国社会学从世界学术格局边陲走向中心的一条必由之路。     

舜形象中的道德哲学问题

舜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第一个人格形象完整的人,他的故事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在现代社会仍有启示意义。首先是父子关系的问题,舜的父亲因为偏爱不是个慈父,但舜秉承着父子天性的认识,以不变的孝心来对待父亲,最终得以处理好父子关系。而兄弟之间因为出现了继承权之争,即利益问题,所以舜的弟弟象一直想杀死舜,但舜坚持兄弟之间的血缘亲情,始终以让的美德来感化兄弟。舜对于夫妻关系,认识到其中的异姓和异性问题,因此"内行弥谨",谨慎地与妻子相处,最终得以使家庭和睦。     

胡风与《蚂蚁小集》的复刊及终刊

胡风派同人刊物文学丛刊《蚂蚁小集》第七辑解放后获准登记出版，证明当时国家的出版政策尚能允许带有同人色彩的私营文学期刊继续存在。胡风对该刊复刊的态度曾有数度变化，皆出于其对当时的政治气候及文艺政策的即时理解。该刊的终刊并不是外部压迫的结果，而是另有原因。     

《诚斋诗话》成书年代考

《诚斋诗话》的成书时间主要有壬午前说和壬午后说两种。笔者根据《诚斋诗话》中的条目内容,结合历史材料和杨万里的生平进行仔细的梳理和考证,以详实的材料证明《诚斋诗话》不可能写于壬午前,而且还进一步对壬午后说给予更为确切的时间界定,认为《诚斋诗话》是杨万里自金陵退居故里后成书的,也就是说其成书时间应该是绍熙三年壬子(1192)年以后。通过界定《诚斋诗话》的成书年代,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此诗话的诗学思想,还详细考述了《诚斋诗话》的诗学思想体系是和杨万里晚年的诗歌理论主张是一致的。     

海潮灾害与范公堤的修筑——兼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思想形成的自然环境基础

范仲淹入仕之初，曾监泰州西溪盐仓。他“虽乘田委吏之卑”，仍心忧社稷民生，屡次上书言政。特别是目睹潮水泛滥，殃及百姓，范仲淹建议并参与重修捍海堰。后人为纪念他的首倡之功而称此堰为“范公堤”。这一事件，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后世范公堤得到多次增修，范仲淹忧国忧民精神的感召应是其中重要原因。     

张载卒年考

张载作为关学的创始人,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其哲学思想对宋明理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理学家,其具体卒年却一直没有定论。因为吕大临所作的《横渠先生行状》中关于张载卒年有误,所以导致后世关于张载卒年的具体时间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张载于熙宁十年（1077）大体行程及与其相关的几个时间点的定位,认为张载卒于神宗熙宁十年丁巳十一月乙亥（二十八）,即公元1077年12月16日。     

从来浮尘难化铁——《白鹿原》和陈忠实

《白鹿原》最基本的特质是用作品真实地再现了辛亥革命前后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民主革命的真谛,对传统文化下巨变时期的中国人的生活和生命状态进行了准确和符合历史真实的表达。《白鹿原》在走向经典之路上接受着时间和读者的淘洗,让读者可以当标杆来衡量或者充实自己的内心。忠实这个名字对他人生的影响和鞭策,使他的人品跟作品一样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爱戴。好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好小说也一样,陈忠实知道他的天命所在。     

殖民地时期印度法律的文学书写——泰戈尔短篇小说《原来如此》的法律内涵

殖民地时期的印度法律是英国法律与印度传统宗教法及地方习惯相冲突和妥协的产物。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原来如此》生动地描绘了这一法律移植过程中,印度教种姓社会内部出现的危机,农民和低等种姓在新土地法的规定下面临的生存压力。通过小说中对两代婆罗门地主形象的描写,泰戈尔运用“不可靠叙述”和颇具象征意义的场景描写,表示了对印度法律改革的忧虑与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