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再政治化”批判——兼论文学与政治的深层融通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大致沿着从文学政治化到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从再政治化到泛政治化的路线进行。然而,学界在进行文学再政治化研究时,却基本忽略与搁置了文学究竟与何样政治有何样深层关联的问题。检视目前学界拿来作为文学再政治化知识建构前提和指归的政治,无外乎来自于两个系列:一种是事关政治实践性的政治学、政治科学;另一种则是各种主义性的文化政治、政治文化。那么以这两种政治为前提与指归进行文学再政治化的知识建构是否自然正当?文学又究竟该面对何样政治并与何样政治在何样层面上融通呢?     

“麟”之别证——兼谈“二南”诗的地域

《诗经·周南·麟之趾》中的“麟” ,应是《山海经》中的怪兽“犭婴如” ,其生活时代久远 ,活动范围在陕南秦巴山林中 ,类似长颈鹿。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察 ,“二南”诗的地域应在汉水中上游地区。     

“表文”的形成与定位——兼论元结、贾至的革新

＂表文＂原指臣子用来向君主陈述请求的文章体裁,虽是朝廷上的公文,但是有些表文写得相当灵活,其文字亦简洁明畅,往往含有感情色彩。例如三国时人诸葛亮的《出师表》、魏曹植的《求自试表》等;到了南北朝,因受骈文的影响,它们都以四六文为主,崇尚对仗,讲求华丽,只能扮演公文形式的角色;这种表文的特质在唐代仍未改变,但是元结和贾至与众不同,尝试不假雕琢、有真实感情的表文创作,推动了表文在文体上的革新。     

海潮灾害与范公堤的修筑——兼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思想形成的自然环境基础

范仲淹入仕之初,曾监泰州西溪盐仓。他“虽乘田委吏之卑”,仍心忧社稷民生,屡次上书言政。特别是目睹潮水泛滥,殃及百姓,范仲淹建议并参与重修捍海堰。后人为纪念他的首倡之功而称此堰为“范公堤”。这一事件,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后世范公堤得到多次增修,范仲淹忧国忧民精神的感召应是其中重要原因。     

论王维《与魏居士书》——兼论王维作品被“误读”之深层原因

《与魏居士书》确实反映了王维所信奉的“人生哲学”,但王维写作此信不是旨在为自己辩护,而是试图说服魏居士出仕以报效朝廷。魏征后人的贫困是王维十分关切的问题。晚年的王维孤苦伶仃,为朝廷尽忠是其余生唯一的追求。批评王维的诸多学者希望王维退出“浑浊的官场”,但当时包括高适、岑参、杜甫等大批诗人都在想方设法投身其中。“以隐为仕”是初盛唐文人普遍的风气,不能用“亦官亦隐”“独称”王维。王维受释道思想影响很深,但儒家“不废大伦”、积极入世才是其思想的主导方面。历来对王维的《酬张少府》《竹里馆》等作品都存在着严重的“误读”。王维集中“辋川之什”以及系于“天宝下”的不少作品反映了王维对朝政之关切与忧虑。     

论马克思的“社会共和国”理论与真实民主制度--兼论其对中国公民民主参与制度的启示

“社会共和国”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新型无产阶级人民主权的政体设计,它保留了共和国的政体形式并以阶级内容的无产阶级属性取代并超越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马克思为“社会共和国”设计了一系列真实而有效的民主制度：人民普选制、社会主义代议制、议行合一制与民主监督制。这些真实的民主制度为我国当下的公民民主参与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并将指导着我们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公民参与权、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与民主监督等制度。     

“曾子临终易席”阐微——兼论《礼记》的道德维度

以礼为核心的礼教是用来防止道德缺失的,是为了达到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义也,致让也的功效。不同的礼仪具有不同的道德功能,不同的阶级和对象,礼仪的道德功效也有所差异,但其所体现的道德本质是一致的,即尊尊亲亲、仁义之道、敬爱之本。礼通过章明疑似不清、辨别隐微不明来提防人们的不轨之举,其作用具有隐微性和局限性。     

郭小川情诗与情书的互文性解读——兼论“当代诗歌”副文本研究的多维向度

郭小川20世纪50-60年代的情书与情诗,既存在相似性或变异性,又存在内在的互补性或差异性.对其情诗与情书的“互文性”分析,可以有效观察“当代诗歌”正副文本之间内在的复杂关联,拓宽诗歌“正文本”的阐释空间.由此出发,可以从副文本资料的分类梳理、价值重估与问题探究等多重维度入手,反思“当代诗歌”演进进程中的独异现象与复杂问题,推动“当代诗歌”研究在新的向度上再出发.     

《庄子·天运》“苏者”称谓考说——兼论《庄子》文章的朦胧特色

《庄子.天运》提到焚烧刍狗的苏者,其称谓包含显隐两重涵义,其显性意义是取草做饭的樵夫,隐性意义是参与祭祀的巫师。苏者称谓的隐性含义,源于他在祭祀中扮演的角色。这种表述上的歧义性,使《庄子》文章呈现出特有的朦胧韵味。《庄子》文章的这一朦胧特色,是道家理念在文章风格上的表现。     

作为“朦胧诗”论前史的“人民”诗学——谢冕与公刘对“朦胧诗”意义的早期建设

在"朦胧诗"论争甫发生的1980至1982年间,论争的核心尚不在青年诗人的叛逆性问题,而在他们是否有资格忝列"人民文学"传统。公刘和谢冕都着意调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原则。公刘把握"人民的悲欢"以为评价原则。在对"人民"诗学的掘用上,谢冕较公刘走得更远。就理论本意而言",人民"诗学建设意指诗法的"大我"原则对"小我"的容纳",人民"群像之中可以出现表露特定类型的个人情感的"英雄"及"斗士"。在"朦胧诗"论争复杂的理论局面中,作为一种叙事策略",人民"诗学有利于"朦胧诗"为主流诗坛承认,然而青年诗人在争论"人民性"传统的过程中,借用人道主义论改写"人民"的内涵,而与公刘、谢冕为之打开的理论局面相去甚远。     

辨白居易评价《长恨歌》的矛盾心态——兼论《长恨歌》归入“感伤诗”的意义

当白居易以文学家的审美眼光观照《长恨歌》时,言辞中潜溢着欣赏之情,而当他以政治家的功利眼光审视《长恨歌》时,往往又流露出轻视之意。封建文人所肩负的双重角色、所固有的矛盾人格,造成了白居易矛盾心态的出现。白居易以归类的方式重申了他对《长恨歌》主题归属的定位,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解开这一矛盾心态的钥匙。     

论“中国梦”的传统文化根基——“中国梦”有效融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探究

提出中国梦的文化复兴意蕴,是因为文化复兴是整个文明复兴的内驱力,而且文明发展对当前文化复兴提供了良好契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想特征与中国梦的特质有内在一致性,比如推行王道、天下一统与中国梦复兴统一内涵的一致性;协和万邦、走向共赢与中国梦世界眼光的一致性;身心一体、通达天下与中国梦、个人梦相互关联的一致性;生命延续、文化传承与中国梦不懈追求的一致性。从传统文化角度强调中国梦特质有重要价值,一是激发中国梦的文化寻根意义,二是凸显中国梦的文化转型意义。     

中国文明崛起的文化变革——重读黑格尔《历史哲学》兼评臆想的“反‘欧洲中心论’”

中国走向现代化,首先应当是文化思想的现代化。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认为中国有一个＂父道＂的政府,是一不断重复循环且没有进步的社会,中国人不懂得尊严的意义,国人没有独立的自由意志,中国缺乏权利义务的对称性。今日再读,犹能从中得到许多启迪。但国内学者却将黑格尔的评述,歪曲为＂欧洲中心论＂。这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有关内容的误读。究其原因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对待欧美学者的批评意见。只要国外学者对中国文化、社会、政治的分析中提出批评或批判,国人均缺乏理智判断。我们需要理性、客观地对待西方学者思想观点的态度。     

张载心性论思想之“合性与知觉”——以朱熹和牟宗三的不同解读为引

对张载“合性与知觉”心性论思想的诸多解读中,朱熹和牟宗三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以两位对“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的不同解读为引,可以反观张载心性论思想之全貌：张载以“天”“道”“性”“心”的思想脉络为基准,用“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对“心”进行界定,认为“知觉”上接“性”方以成“心”。这符合其思想体系中“太虚”本体的动态一贯之路,突出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完成了“修其本以胜之”的历史使命。具有双向动态义的“合”将“性”“知觉”和“心”统一起来,既为格物穷理留有顺取之路,又为明觉经察留有逆觉体证之路,形成了宋明理学心性论思想发展内在理路的巨大张力。     

论“敕撰三集”中的渤海使——以王孝廉与日本嵯峨朝廷的诗赋外交为中心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始于奈良末期的日本与渤海的诗赋外交是我国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延续与发展。同时,这种外交方式的产生还受到唐代文治之风的影响。平安初期赴日的渤海大使王孝廉与日本嵯峨朝廷之间的诗赋外交则是渤日交往史上的一次高潮,这一时期的渤日唱酬诗大多被天皇下命编撰的"敕撰三集"收录。尽管王孝廉献诗给日本天皇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日廷一厢情愿的"上国观",但渤日文人之间的"赋诗相赠"却是建立在相通的汉文化基础之上的一种思想交流、情感沟通和文化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