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现实主义及其对中国问题的方法论启示

法律现实主义对法律理论、法律实践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了本世纪初,又兴起了与传统的、老一代的法律现实主义不同的、但又与前者一脉相承的法学思潮,这便是新法律现实主义。法律现实主义的兴起是与抨击法律形式主义相伴随的,“法的不确定性”由此成为法律现实主义者的基本立场。怀疑-批判、经验-实证、“行动中的法”或“活法”的研究方法是法律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法律现实主义——尤其是新法律现实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意义非同小可,尤其在方法论方面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反传统的美国法律现实主义

传统观念认为法律天生具有确定性和稳定性,而在20世纪20-30年代美国法学界兴起的法律现实主义,否定了认为法律规范具有普遍性、确定性的传统观念,对美国正统的法律观念产生巨大的冲击。美国法律现实主义对于法律的不确定性的主张,可以称之为对传统法学的一次致命性的打击。我们试图在学术脉络中凸显美国法律现实主义反确定性传统的法律观,力图揭示其所作出的学术贡献以及限于自身视角而难以逃脱的学术限度。这场“反叛性”的运动,带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批判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法律现实主义的消失正是它的胜利,因为法律现实主义的实际目标与任务,就是要突破人们对法律的旧有理解框架,打破已有的思维惯式。     

法律语言实现法律确定性之途径探析

为了保证法律的权威性和整体性,法律的确定性历来都是法律人追求的目标.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法律语言存在模糊性,模糊性贯穿于法律活动的整个过程,而司法结果则是不容含糊的确定性结论,因此,探析法律语言如何实现法律确定性的问题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并值得研究的问题.     

新老法律现实主义司法直觉的嬗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律现实主义借助当时的心理学理论对法律形式主义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指出司法主要是直觉而非推理,促使人们认识到了法律形式主义的不足。但由于当时心理学理论学派林立,派别之间还存在不少矛盾,致使法律现实主义出现了根基性的缺陷。后来,认知心理学的出现与发展,超越了以往心理学理论派别的论争与冲突,为法律现实主义的勃兴提供了助力。     

法律解释的正当性与确定性

法律解释必须兼顾确定性与正当性,在二者之间保持应有的平衡。从理论上分析,确定性与正当性的矛盾运动源于法与社会互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若能抓住此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则保持确定性与正当性即成为可能。而现实中,大量成功的审判实践则可以作为这种可能性的最好佐证。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司法制度改革中,应注重建立和加强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内部制衡和外部归责制度,更好地保障法律解释的正当性与确定性。     

司法判决的不确定性及其矫正

司法的确定性应当是司法的一种应然状态,但司法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案件事实认定、法律规则、法律解释、法律推理等不确定等因素的影响,司法结果往往是不确定的.要克服这种不确定性,确保司法结果的可预见性,就要完善立法,确立"法律真实"的案件事实观念,培养法官共同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知识素养.     

法律推理从“逻辑独白”到“实践对话”的位移

法律推理过程包含着权力与利益、应然与实然、确定性与妥当性、客观解释与主观解释、逻辑与价值、语言与事件、思维与表达、认知与行动等诸多矛盾.在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自然法学与分析法学、实证主义与现实主义、分析哲学与经验哲学的碰撞中,法律已经由文本所体现的规范层面转向法律施行的实践层面,法律推理已经由“逻辑独白”位移到“实践理性”.     

再访法律确定性

法律确定性论题关心法律争议有无唯一正解。随着古典法治在司法实践中遇到挑战,法律确定性的内涵与法治理念一同经历了深刻的嬗变。哈贝马斯提出新型的协商民主以及程序主义的法律确定性,以解决法律裁判确定性与正确性之间潜在的张力。当代法律方法论则致力于建构法律确定性的理论模型,寻求其司法实现的通途。     

弗兰克命题之证伪

所谓的"弗兰克命题"是指,就任何具体情况而言,法律或者是(1)实际的法律,即关于这一情况的一个已做出的判决;或者是(2)可能的法律,即关于一个未来判决的预测。针对确定性问题、视角问题、关注的领域、判决一致性以及法律效力五个方面的理论焦点,逐一进行证伪,进而揭示弗兰克法律现实主义思想的知识贡献与理论限度。     

论教义式法律思维与司法形式主义的谋合

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建设法治国家",并明确要求要善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考虑问题。这不仅说明了法律思维的重要性,而且也必然关涉法律和司法的理念定位与技术选择。在司法向度内,司法形式主义与教义式法律思维作为一种经过长期累积而形成的稳固的知识体系,表征着司法的基本规律,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本源性、基础性和优越性;它们也因共享形式性、逻辑性和程序性而高度谋合,并一起合理而高效地维护着法律安定和司法正义。不过,它们也有层次之别:司法形式主义是抽象层面的司法理念,是实现实质正义的前提和基础,因而应成为我国当下司法的元理念;教义式法律思维属于具体层面的司法技术,其安全又极易操作,理应成为我国当下司法的首要方法。因此,坚守司法形式主义理念与教义式法律思维方法应是我国当前司法的理想选择。     

重新审视法律现实主义——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考察

法律现实主义在美国法律思想史上的地位极其显著,然而,以往对法律现实主义的理解颇为狭隘。在主流的法律现实主义之外,还有一种激进的法律现实主义长期为人们所遗忘。通过对这种激进法律现实主义的考察和对法律现实主义兴衰的探索,可以揭示法律理论在社会中形成的机制,从而提示我们对于法律理论的认识和运用应该如何保持反思。     

法律现实主义者的怀疑主义进路

作为美国法律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杰罗姆.弗兰克,将如何切实可行地使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视为自己生命的主题。因为深受霍姆斯与汉德两位大法官的影响,他选择怀疑主义进路进行回应。实用主义的哲学立场、视角主义的历史观、民主政治的政治理想、多种心理学渊源作为弗兰克怀疑主义进路重要的理论支撑,为他坚定怀疑主义进路提供了明确指引和充足动力,也是他从怀疑主义进路确立法律现实主义思想的主要理据。     

美国法律教育的经验与启示

美国法律教育的发展历程表明,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是密切相关的,法律教育是一种职业教育。美国法律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使其学会如何像律师一样思考,而非灌输知识,案例教学法是与这一目标相契合的。中国法律教育的首要问题在于亟需明确它的目标。     

证据制度的法哲学基础

中外证据制度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法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上的 ,从西方古希腊的法律思想到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 ,从我国的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 ,都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对证据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寻求真实和保障人权的结合将成为新刑事证据规则的价值取向。     

法学实践性教学的出路

法学实践教育要面向社会，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律人才。我国法学实践教育面临着很多困境，主要是实践流于形式，对社会需求认识不足等，而社会需求的理论对指导法学实践教学很有意义，适应社会需求才是法学实践教学的出路。     

刑事法律论证的逻辑基础探析

法律三段论是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方所采用的最基本的法律论证模式,其背后的逻辑基础是什么,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根据传统观点,法律三段论的逻辑基础是直言三段论;演绎逻辑基础论者主张演绎逻辑是法律三段论的逻辑基础;反演绎逻辑基础论者基本上否定了逻辑在法律审判中的作用。现实主义法学派的反演绎逻辑基础论观具有片面性,法律三段论应有其逻辑基础,应以非单调逻辑作为逻辑基础,用缺省规则表达无罪推定规则,重新修订传统法律论证理论,探讨刑事法律三段论的逻辑基础问题。     

美国法律文化的发展及特性

美国法是在继承改造英国法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独具特色的发达的法律制度。近四百年美国法律文化的发展史大体上经历了接受域外影响时期、自主发展时期和完善并向域外移植时期。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法律文化具有自己的鲜明特性。主要体现为：浓厚的宪政文化,日益增长的爱嗜诉讼的强烈倾向,反应的动员程序,法律体系繁多庞杂,法官尤其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在法律发展中举足轻重,对封建法律制度的摧毁比较彻底,等等。     

法律事实与法律方法

法律方法是把成文法向个案判决转换的方法,从法律事实出发认识法律方法实际上把一般方法的阐释与个案独特性的理解结合起来,方法与事实之间是互动的;阐释法律事实的方法主要包括:法律事实的识别、认定、证据规则的运用、事实的发现与判断、法律事实的涵摄、对事实的法律思维方法,以及在事实的特定语境中对法律作出的解释、论证、价值衡量、漏洞补充等方法;运用法律方法破解法律事实问题,意在将法律与事实有机连接起来,寻找法律推理大小前提之间的联接点,使法律推理得以完成。     

法律语言的特点

法律是由语言表达的,语言是法律职业者开展工作和进行思考的前提与工具。法律语言从风格上看具有庄重性、确切性、平易简约性;从语汇上看具有单义性、特指性、社会性;从功能上看具有交流、转化、表达理性、价值贮藏的功能;从语义上看既具有确定性又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法律语言的包容性、模糊性、动态流变性。立法中必须追求立法语境下的法律语义的确定性,司法实践中法律方法应实现法律语义由不确定性向确定性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