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于形而上学与唯物辩证法之间——述评身心关系中的认识论倾向

身心关系问题即生理和心理的关系问题,身体和心灵在相互关系中的地位和相互作用如何。身心关系问题历来为人们所重视,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心理学家都对其进行了思考和探究,形成了不同的认识和理论。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生产力水平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其自身的认识局限,这些思想难免带有形而上学的色彩。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和工具,对西方现代以前的哲学家关于身心关系问题的认识进行分析和批判,分析其中的认识论倾向,以期对后续的研究有所帮助。     

论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身心关系及其唯物主义因素

身心关系是一个古老而重大的哲学课题,自有人类文明以来,就一直在对它进行探讨。从狭意上说,身心关系指的是身体与心灵的关系;从广义上说,则是指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本文仅对现代西方哲学中有关身心关系的几种观点进行考察,并着重评断其中的唯物主义因素。 在西方哲学有关身心关系的研究中笛卡尔是一个里程碑。以他为界,大致可分为前笛卡尔时期、笛卡尔时期和后笛卡尔时期。     

柏拉图《蒂迈欧篇》中的骨髓与身心问题

心灵哲学中的“身心问题”对于二元论者来说往往表现为“灵魂如何与身体相互作用”的问题。作为古典二元论者的代表,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通过骨髓提供了解决身心问题的进路。对于柏拉图来说,骨髓是一种处于灵魂和身体之间的中介体,沟通了灵魂与身体的相互作用。骨髓在《蒂迈欧篇》中的作用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骨髓是灵魂的所在位置,让灵魂与身体结合在一起;其次,骨髓将外部世界中感觉对象的信息传递给灵魂,是感觉活动的传输中介;再次,在人类的生殖活动中,骨髓将人的非理性灵魂传递给子代,让人类的非理性灵魂也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不朽。柏拉图对于骨髓的探究开启了后世哲学家解决身心问题的不同路径,同时体现了古希腊哲学与医学的互动。     

“个体安全”研究：回顾与展望——现代性的迷局与社会学理论的更新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其对于现代社会的问题现象有着根源性含义,故亦称之为＂社会学的元问题＂。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催生了＂社会互构论＂,这一理论又促发了更多切近经验层面的社会现象研究,如社会行动的现代性变迁研究、中国扶贫研究、社区建设研究、城市发展与社会建设研究、农村民俗制度变迁研究等等。其中,＂个体安全＂研究既是理论扩展也是实际应用。也许,上述研究更重要的启示在于：社会学是一门不断生长的学科,正是对于现代社会世界之问题性的关切使这一学科获得了新的生长点。＂个体安全＂研究仅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社会学持续生长的精神品格。     

曾国藩养生思想试析

曾国藩是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他在军事、政治、家庭教育多方面的卓越成就基于他系统有效的养生之道所提供的身体和心理保证。他的养生思想和实践对于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如何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做好身心保健很有借鉴意义。     

为吾有身——中国传统身体观的基本相态解读

身体是中国古代先贤哲人认识世界的"基点",身体观是传统哲学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哲学对身体的认识与西方哲学话语里的身体有本质的差别。可以从身体主体性、身体整全观、身心一如论、和身体认知论等四个方面对中国传统身体基本概貌性的解读。对传统身体观哲学内涵的发掘,既有助于以身体性来关照人生命的整全性意义,也有助于进一步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理论基点。     

当代视觉文化背景下的身体境遇

在当代视觉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日常生活把精神的美学改写成为一种＂眼睛的美学＂。视觉感受的扩张不仅造就了人们的＂审美＂想象,也将一直隐匿于私人领域深处的身体,拖向了日常生活审美化诉求的中心。商家利用大众传媒将一系列权力话语注入社会时空当中,对身体进行了意义的＂再生产＂,从而使得身体的二重形态构架———自然的身体与社会的身体———的内在张力不断地扩张,使人们产生身体焦虑,引发出塑造身体的冲动。而这正是落入了视觉文化的完美圈套中,从而实现了身体的商品化殖民。     

农村留守妇女的“双压力”问题与应对策略

农村留守妇女是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丈夫进城后,留守妇女在家中承受着身体与精神上的＂双压力＂。解决＂双压力＂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提出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尤为必要。     

地方社科院智库建设与研究的国际化道路探索——以湖南社科院为例

从社科院作为＂思想库＂、＂智囊团＂的发展定位和全球化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对现代智库的需求出发,阐述国际化视野是地方社科院智库建设和研究的必然要求,进而对现代西方智库研究主题演变、发展模式变化以及地方社科院智库建设和研究的国际化道路进行梳理,并以湖南社科院为例,从开设智库培训班、出版智库研究专著、举办国际论坛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探索地方社科院的智库建设国际化道路。     

“场域-惯习”理论视野下的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也一直是家庭问题研究的重要关注点。布尔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为分析家庭暴力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场域-惯习＂是一种实践的结构理论,它把行为与文化、结构、权力等宏观要素相联系,将产生家庭暴力的个体行动者、家庭和社会因素进行结合,也即在＂行动-结构＂的框架下进行解读,从而整合了不同分析层次（个体、家庭和社会）和不同研究取向（如生理的、文化的和心理的等）的各种家庭暴力理论,为阐释家庭暴力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路径。     

慧能禅与人间佛教

禅宗站在人的立场来言心性,它超越了先前那种注重解释所谓宇宙实相的心性论,“佛”、“佛性”等概念名相在“人”、“人性”的范围内获得直接的规定,在这一前提下,慧能的“见性成佛”实际上指向了“成人成佛”的问题。在“即心即佛”、“即性即佛”以及“直心是净土”等问题的阐释中,慧能禅彰显了其对于人性、生活以及生命这些最有意义和价值的问题的伦理关怀。由此我们可以说,慧能禅所表征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正指向了人间佛教。     

韩邦奇对张载“性道”论的继承与推阐

韩邦奇指出,＂自孔子而下,知‘道’者,惟横渠一人＂。他承接张载思想,在＂性道一物＂的基础上辨析了＂性＂、＂道＂两者＂存之于心＂和＂发之于外＂、＂寂然不动＂和＂感而遂通＂的特性,提出＂形而上之谓‘道’,气而上之谓‘性’＂的命题,且辨析了张载哲学中之＂太和＂、＂太极＂、＂太虚＂与＂道＂、＂性＂、＂气＂彼此相应的基本内涵。其＂循环渐变＂的演化论、注重＂眼前造化之实＂的认识论和注重《东铭》的修养论,是张载美学崇实学风的时代再现。     

冯从吾内向的心性工夫论

为对治心学的玄虚荡肆,明代关学家冯从吾主张本体工夫统一,非常重视儒家内向的心性修养论.对于如何在深刻反省自家内心的心性工夫中彰显“善性”“善心”本体,冯从吾继承发展了儒家向内的“求心”工夫,收敛精神的“内省”、“自反”之功,援引朱子学“居敬”、“主静”的心性工夫.内向心性修养论是明代专制腐朽统治的理论产物,也是理学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     

“今”与“新”——论李大钊的时间意识

人类创造历史的前提是对于历史的自觉，这种自觉首先表现为科学、进步的时间意识。在李大钊的时间意识里，时间是一维的、向前的，人是时间的主体，人在时间的创造构成了历史和人生；“时间”“历史”“人生”是三位一体的；“今”和“新”是核心价值元素。李大钊时间观的理论创新性主要表现为，率先提供了现代哲学诠释的“大视域”，并将学术研究与民族独立、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从而超越了纯学术，为历史变革提供了批判武器。     

论文文献综述的地位、写作原则与写作方法——以经济学专业论文写作为例

论文文献综述的写作是由学术研究的继承性和开放性决定的。文献综述的目的是为了导出研究问题。写作文献综述应遵循八条写作原则：“5w”写作原则、经典性原则、古今中外厉,则、“文献树”原则、“顶天立地”原则、述评结合原则、单数原则和服从主题原则。文献综述的写作方法是“倒三佯形法”即由宽到窄（空间上）、由远到近（时间上）,最后聚焦到一个“点”上,找到自己研究问题的逻辑起点,也就是自己所要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文献综述的写作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是：简单罗列文献、文献综述缺乏权威性、文献综述和研究问题不匹配和多个文献综述并存等。     

美国学界先秦道家美学思想研究

西人早在18、19世纪便接触到中国道家经典《老子》与《庄子》,但对其中美学思想之阐发则是20世纪之事。美国学者对先秦道家美学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道家美学与浪漫主义、道家美学中的＂与道合一＂说、＂神＂的观念、道家言意观、美学思想及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之意义。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与中西比较的视野有别于国内相关研究。     

《桃花扇》侯李爱情与史实相合考论

《桃花扇》中侯方域与李香君初会于崇祯癸未,两人一见钟情,进而发展成为生死不渝的爱情,这些内容与史实完全相合。对于侯方域与李香相识的时间、＂不复更与相见＂的含义、＂此去相见未可期＂的含义也均有深入研究,从而证实《桃花扇》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与史实并未乖离。     

上古文献中“使”字用法考察

“使”有两种用法：一是表动词的“役使”,是常语;二是表“致使”,为连词,分别相当于英语的“enslave”和“cause”。古代文献中表“役使”和表“致使”的“使”都是动词。汉语中词和句法结构不是一一对应的,这两个不同的意思是由语境赋予的：如果前面是人,施事性比较强,表示主观情况,则表示“役使”;如果前面是一种客观情况,是一种行为导致另一种行为发生,则表示“致使”。表“役使”既可以表示动作实现,也可以表示动作没有实现,而表“致使”则表示动作一定实现了。     

称谓·原型·意义世界——饺子文化论

饺子称谓的古今变迁,源于其原型与所积淀涵义的变迁。从馄饨所彰示的崇高的开天辟地混沌世界,到牢丸所暗含庙堂之尊的大礼,再到角子、角儿呈现的恭喜发财的吉祥祝福,再因互感而过渡为新异的音译借词扁食,并经过中原官话与北方官话的冲突互融,形成了通行于世的称谓——饺子。而对这一线索的探究与梳理,似可窥知饺子的意义世界。     

论中国花卉文化的繁荣状况、发展进程、历史背景和民族特色

我国是一个花卉文化极其繁荣灿烂的国度,无论是园艺种植、花事观赏,还是文学、艺术创作都极为丰富繁盛。我国花卉文化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的始发期、秦汉至盛唐的渐盛期和中唐以来的繁盛期。从审美认识水平着眼,我们将这三个阶段分别称为“物质实用时代”、“花色审美时代”和“文化象征时代”,三个阶段间呈不断累积演进之势。我国花卉文化的繁荣发展,有着我国自然条件、社会文化广泛的历史基础。我国地大物博,植物资源丰富,给花卉园艺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优越的自然条件。我国发达的农耕文明对花卉园艺生产促进良多。我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构成了花卉文化创造的主力,无论是外延的拓展,还是内涵的提升,都主要得力于他们的奉献,也主要体现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和文化理想。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崇尚自然的文化观念对花卉观赏的影响从来都是正面、积极的,历史上从未出现其他民族那种基于特定教义对花卉使用的严格限制,西方中世纪普遍禁止那样的现象。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花卉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决定了我国花卉文化的民族风格。我国观赏花卉以我国原产的木本和经济应用品种为主,形成了独特的名花、名树体系。我国人民比较重视自然生长、园艺种植的植物生姿,特别欣赏植物的生机天趣,西方社会那种花环、花冠等采结献赠为礼的方式在我国并不多见。在花卉象征上,我国士大夫阶层最终形成了“比德”、“写意”传统,即通过花卉形象寄托人的道德品格和高雅情趣,体现了我国崇尚伦理道德的文化精神,与西方花卉象征多具宗教意义颇有异致。我国花卉象征中的吉祥寓意,体现着我国民众独特的幸福观,有着鲜明的民间、民俗色彩,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系统“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