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汉语指示代词“彼、夫”与“其、之”的界定新探

学者们对＂彼、夫＂与＂其、之＂的界定众说纷纭,本文把指称人、物和情况等,并且起连接功能的词视为指示代词,在此基础上考察上古9部传世文献,得出＂彼＂对举出现时,当句中＂彼＂与＂此＂＂是＂对举,无论其出于何种句法位置,＂彼＂为指示代词;＂彼＂单独出现时,＂彼＂处于宾语位置,指称处所的情况（多为虚拟处所）,＂彼＂为指示代词;＂彼＂处于定语位置,＂彼＂为指示代词＂;彼其＂格式中,当＂其＂后除名词外,还有对该名词论述的谓词性成分,＂彼＂为指示代词。     

《论语》之“政治伦理”与“伦理政治”

孔子之＂德＂在其＂政＂面前,是方法而不是基础,＂德＂以＂政＂为取向和目标,＂为政以德＂不是政治伦理而是伦理政治。因此,对于《论语》中的政治与道德,我们不能从道德的视角去观察政治,而要从政治的视角去观察道德才符合孔子的思想逻辑。具体到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仁＂,我们可以说＂仁＂的思想是孔子的伦理思想基础,而不能由此推论说＂仁＂的思想是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基础。     

上古汉语指示代词“此（斯）、是”名词性回指比较

本文在句法分析描写研究的基础上,从语用、篇章等角度,着重考察了＂此（斯）＂、＂是＂名词性回指的指示特点与规律,比较得出名词性回指中,＂此（斯）＂、＂是＂处于相同显著度的位置,＂此（斯）＂先行语位置的显著度却低于＂是＂先行语位置的显著度,由此推断,＂此（斯）＂的指示功能要强于＂是＂。     

“就”与“了”的隐现问题“：衔接”义和“完成”义的“一致性”

现代汉语副词＂就＂的意义本文归纳为＂较快衔接＂义和＂限制＂义。从这两个意义出发考察＂就＂在表时间、数量、条件时在句中与＂了＂的隐现情况。本文认为,＂就＂的＂达成＂义即＂完成＂义,而＂了＂的基本语法意义之一是表＂完成＂,如果＂就＂取＂趋近而未达成＂义,则一般不与＂了＂共现;如果＂就＂表＂趋近并达成＂义,则一定与＂了＂共现,有强制性;如果＂就＂是＂限制＂义,则亦不能与＂了＂共现。     

并非笑着纳“笑纳”

中国自古就号称礼仪之邦,说话讲究一个＂礼＂字。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逐渐远离了繁文缛节,一些文明礼貌用语也渐渐在我们的生活中隐去,但偶尔看到和听到的却常常是误用。比如＂笑纳＂一词,＂纳＂是＂接受＂、＂收下＂之意,＂笑＂则是＂嘲笑＂之意。     

试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为我而存在”关系

马克思＂为我而存在＂的关系是价值关系的本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形成的价值关系中,＂为我＂之＂我＂就是人民群众和代表她们的党和政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为我＂而存在的,如果不能＂为我＂,就不能形成这层价值关系。只有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属性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需要,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才能建立。     

齐己诗“郑谷神”、“洪崖”、“鲁鼎”辨

齐己诗《寄西山郑谷神》,＂郑谷神＂不是＂郑谷的神位＂,当指＂姓郑的一名道士＂。《谢橘洲人寄橘》的＂洪崖遣后名何远＂＂,洪崖＂非指＂仙人＂,当指洪州,即今江西南昌市,句用张九龄咏橘典。《酬尚颜上人》＂鲁鼎寂寥休辨口＂,非指＂唐室衰微＂,当用道安辩鼎典。     

从语义角度对先秦否定副词“不”与“弗”的考察——兼论否定副词“弗”的消亡

＂不＂与＂弗＂是上古汉语常见的一对否定副词,二者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前人对二字在语义上的区别曾有诸多阐述,但都存在一定的缺陷。结合甲骨文、金文及传世文献的相关资料来看,＂弗＂并非是兼摄了代词宾语的职能或等于＂不＋之＂,无论句中谓语动词是否带宾语,＂弗＂都只能解释为＂不＂。但＂不＂在语义上却比＂弗＂有更丰富的含义,此时＂不＂越来越成为一个承载量最大的否定副词,这也是它最终替代＂弗＂的主要原因。     

依法执政与“党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党规党法＂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党章、党纪与其他党内的各种工作规则,＂党法＂不是法律,目前我们所说的＂党法＂与国法中的＂法＂不是一回事。本文认为,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统称党的规章制度。依法执政的提出要求执政党的执政行为要有法律依据,这一规范执政党执政行为的法律正是＂党法＂。因此,＂党法＂一词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它预示着党的制度化建设的未来方向与执政行为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所以建规立制是当前执政党依法执政的另一项重要任务。     

日本“女帝世纪”历史成因论考

七八世纪的日本飞鸟、奈良时代因集中出现了八代六位女天皇而被称为,＂女帝世纪＂。学界普遍认为,这一时期女天皇的频出源于顺利＂过渡＂、＂中继＂皇位。然而,在考察了这一时期女天皇继位的社会、政治背景之后,笔者发现,＂女帝世纪＂的形成与当时母权制遗风浓厚的社会习俗以及皇位观念和皇室继承制度的历史变迁密切相关。     

刘勰的"宗经"辩正

文章通过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宗经”进行分析辩正 ,指出其“宗经” ,目的在于“为文”。刘勰认为儒家经书是“衔华而佩实”的典范 ,从而提出为文师法经书。而《正纬》和《辨骚》两篇 ,刘勰虽按经验纬和依经辨骚 ,但他却提出了“有助文章”和“自铸伟辞” ,肯定了纬书和屈原作品对“为文”的重要意义     

明代关学学者刘玑学行述略

许宗鲁为明代关中学者刘玑撰写的墓志,是刘玑研究的重要资料。以往少有人关注此墓志,有必要以其为基础,结合明清史志、文集资料,全面梳理刘玑的生平履历,尤其是通过对刘玑师从关学学者李锦以及撰著《正蒙会稿》等史实的考订,使刘玑的关学学者身份得以确定。     

清代北京契约文书研究——以《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辑录契约为例

《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中辑录的清代北京契约文书数量较多、种类丰富、形式典型,尤其是多份契约反映了一些历史事件的连贯性,是研究清代契约文书形制和清代经济社会关系的重要资料。     

汉唐郡望观念与渤海大氏--渤海大氏三考

郡望观念作为中华传统文化 ,为汉唐以来历代封建王朝所尊崇。渤海爵号与国号的来源 ,是与李唐王朝遵循郡望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可以说 ,正是基于大祚荣为古东夷大氏族裔融入者 ,古大氏之郡望为古渤海郡地 ,李唐王朝尊崇其祖先大庭氏及其地望渤海郡 ,故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 ,自是始去名号 ,专称渤海     

明代徽商的文学创作

明清时期徽商的文学创作活动无疑是历史本原的组成部分,具有或高或低的审美价值。＂徽商＂或者＂徽州商帮＂的兴起乃在成化、弘治年间,徽商文学创作也开始于这个时间以后。鲍弼当是较早见于记载的有诗歌创作的徽商,其诗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漂泊异处他乡的商人思念亲人和家乡的情感。郑作在宋梁一带经商的时间大约在弘治、正德年间,既是较早外出经营的徽商,也是较早与文学发生关联的徽商。嘉靖、万历时期,徽商的创作势头不减,在徽商聚集的扬州和杭州等地,徽商成为文坛上的活跃人物。徽商走出去以后,他们的文化姿态立即表现得令人侧目,由此也决定了明代徽商之于文学关系的特点：一是喜爱文学并积极创作的徽商人数众多;二是徽商刚刚崛起之时,就与文人士大夫有了密切的交往,在文学创作以及文学观方面都深受他们的影响;三是在地域上分布较广;四是与徽商发展轨迹同步,但是到了晚明时期,随着文人士大夫对商人了解、理解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徽商获得巨额财富以后,儒、商之间才建立起平等的关系,才有了两者的＂契合＂。     

“西调”市井题材略论

清代前期京畿一带与全国局部地区广泛流传的"西调"里,市井生活题材重在反映饮宴游园的城镇生活与热闹喧嚣的风俗节令,附及幽美恬淡的城郊乡野描写,反映民生疾苦几近缺憾.这类"西调"的题材状况与当时城镇社会轻薄骄矜、浮华腐化、追欢逐乐、歌舞升平的实际生活大致相符,说明了"西调"应当是文人墨客、官僚士绅、职业优伶"遣兴寄情"、"诗酒应酬"、"流连风月"、"逢场作戏"的杰作.     

论吕祖谦《东莱博议》的文学示范意义

吕祖谦的《东莱博议》本是为弟子参加科举考试而作,其中所运用的议论之法非常丰富,涉及到文章的立意、结构、句法等文章创作方方面面的问题。文章的立意要摆脱常俗、发人之所未发;结构布局在首尾、辅叙次第、抑扬开合处都要精心安排;语言要简洁有力,大量运用排比、比喻等修辞方法。从文章写作的角度,《东莱博议》具有明显的文学示范意义。     

论常遇春的信仰与族属问题

回族民间传说和不少学术著作都认为常遇春是回回人。但从常遇春长辈的名讳、常遇春家族的行为方式及有关常遇春后代的资料、元代色目人的地位等方面来看,常遇春不太可能是穆斯林,因而也不太可能是回回人。     

枚乘作《笙赋》说辩疑与先秦两汉文本的传播

李善在注《文选·长笛赋序》时推测枚乘作有《笙赋》.这种说法曾一度为学界所认可,直到程章灿、张巍对此提出质疑,并认为枚乘所作可能是《琴赋》,即《七发》中写音乐的那一段.然其论并不完善,也留下了一些未能解释的问题,故仍有必要进一步申说.而通过再次辩疑,并结合先秦两汉文本的传播情况来看,马融《长笛赋序》中所指可能确实是《七发》中有关"琴"的部分,只是这部分内容还应在傅毅作《洞箫赋》后,从《七发》中分列而出,并被冠以《琴赋》之名单独传播过.     

唐代渭水四赋赏析

据清代陈元龙撰修的《御定历代赋汇》收唐代文人4篇有关渭水的赋作,分别是自居易的《泛渭赋》、卫次公的《渭水贯都赋》、刘殉的《渭水象天河赋》、独孤授的《泾渭合流赋》。这四篇赋以不同的视角展示了唐代文人对这条河流的情感与非同寻常的认识。《泛渭赋》体现了青年时代的自居易极高的政治热情与有为追求;《渭水贯都赋》体现了人们祈盼盛世永驻的美好愿望;《渭水象天河赋》表现了人们对清明政治的渴望;《泾渭合流赋》则更多强调的是个人与他人的“和”、个人与群体的“和”、个人与社会的“和”,反对“独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