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存在”的赞美诗──重读“三恋”兼谈王安忆的创作理念

“三恋”是文学评论界对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的简称 ,到现在为止 ,评论家仍多从“性”的角度评论作品性描写的意义和其中女性意识的张扬 ,大部分文学研究者通常也只把它作为一个“性描写”和“女性写作”的版本来引用。但是在世纪交接的今天 ,在性爱描写已经泛滥的时代 ,当我们超越历史的规定性和作者写作的时代背景来重新解读“三恋”,却发现 :其实作者写作的真正意旨和倾向并不止于此 ,有更为真实也更内在的东西流淌在作品之中。在“三恋”中 ,王安忆着力描写的是生命所处的情境和状态 ,我们更多地感受到…     

浅析王安忆“三恋”、《岗上的世纪》中的性叙事特征

“三恋”系列小说(包括《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和《岗上的世纪》是王安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创作的关于性事题材的小说,作为性叙事文本,这些小说具有鲜明的“唯性主义”特征:就性事发端而言,是非情、非爱的;就性行为本身而言,是非心理、非意志、非思想的;就性事效应而言,是非目的、非功利谋求的;就叙事动机而言,是非引导、非评判的。     

论王安忆艺术的风格的演变

一九八四年初,王安忆从美国出访回来之后,“思想感情、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等方面都经历了极大的冲击和变化”。因此,她在“冥冥之中”来到了“小鲍庄,“看到了世界的阔大,人的众多,对自身的位置和方位有了略为准确的估价”。她发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经过“小城”、“荒山”和“锦绣谷”,人们惊喜地看到,王安忆不再是一个唱着纯情的歌的天真幼稚的少女,而是“长大了”的成熟而“真诚”的现实主义作家。纵观王安忆创作的道路,从《69届初中生》、《雨,沙沙沙》到《小鲍庄》再到“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艺术风格转变的过程。     

浅析王安忆作品中两性的爱与性

从"三恋"的热情张扬到《长恨歌》的低调内敛,王安忆作品里的女人,谈不上传统意义上的"忠贞",她们的身体没有忠实于某个男人,但却自始至终忠实于自我体验,忠实于爱情。何谓贞节?是性的专一还是情的坚贞?是拘囿的空间里人性的压抑挣扎还是爱的名义下身体的解放?王安忆以其作品几十年来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性爱合一才是真正的贞节。     

从“角落”里的浮现到历史中的“逃亡”——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性爱话语变迁

从在"角落"里发现爱情,在"岗上"建构性爱神话,到在历史中逃亡,20世纪80年代性爱话语参与并见证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主体、感性主体、欲望主体的建构历程,走过了一条从理性建构到非理性解构的路程。它的变迁与发展也透露出这一时代国家与阶层、个人在历史与现实秩序重建之中的复杂关系,透露了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性爱叙述的复杂性。     

D.H.劳伦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血性意识"分析

"血性意识"构成了劳伦斯文艺思想的核心,而这个核心的核心便是对基于肉体与血液的男女两性关系的推崇。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劳伦斯通过四对不同男女的两性关系向世人传播他的性爱宗教。他张扬人的本能,颂扬生命欲望,反对精神、理性和意识对人的天性的控制。     

狂欢年代的“荒山之恋”——王安忆小说“三恋”的叙述经验

王安忆的小说“三恋”,在20世纪80年代被认为是冲破“性爱禁区”的重要作品。这样的认识,一直影响到文学史对她的书写。通过细读办法,可以深入到小说内部,发现另外一些文本效果,同时也对作者当时隐秘的创作意图做出新的解释。显而易见,单纯的批评视角已不足以揭示80年代小说多元化的生产机制了,因为除了“纯文学”的因素外,大众文化也在进军小说的领域,成为其构思和谋篇构局的复杂语境。     

在“不成体统的故事”背后——评王安忆的《三恋》

文艺复兴时期小说杰作《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曾经说过,“如果把一个不成体统的故事用恰如其分的语言写出来,那它一定会使任何人都认为得体。”表面看来,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这三部中篇小说讲的都是所谓“不成体统的故事”——《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写的都是我们社会所鄙弃的“婚外恋”;《小城之恋》写的则是不谙世事的少男少女原始情欲的萌动、狂热到园寂,但透过这近乎荒唐的故事情节,我们看到作者有意识地把艺术的视角转向恋爱中人们的心态世界,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性——一个令人困惑的文学领域——关于“三恋”思考

性,一度成了创作的热门主题。在热闹的性“爆炸”声中,文坛上赫然推出了“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三恋”与性+X(政治或别的什么)的作品不同,似乎纯写性,令人刮目。但我以为,不管有多少区别,它依然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围城:现代生存困境的隐喻--解读 《围城》、《倾城之恋》和《边城》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张爱玲与钱钟书创作了三部以“城”命名的小说:《边城》、《倾城之恋》、《围城》。这三部小说避开了时代大潮面前的政治选择,冷静观照整个人类生存困境和现代工业文明侵入后的道德沦丧,沈从文、张爱玲和钱钟书虽然背向中国现代主流文学,却与整个20世纪现代哲学思潮相适应。“三城”以现代小说的形式,对我国这个文明古国提出了更深的精神与人类命运的思索,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主题样本。     

论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从女性意识角度出发,分析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性别特征,并以"三恋"、《我爱比尔》、《神圣祭坛》、《弟兄们》等作品为范本,考察性别对创作主题的影响及其文本中的性别表述,论述性别视点对文本的作用。     

反讽：一个城市对一种迷狂的驯服——评王安忆新作《启蒙时代》

《启蒙时代》通过对南昌等在“文革”最初一段时间心路历程的描述,揭示了上海这个现代城市所具有的反讽精神,这种反讽精神使南昌等“文革”一代人,不仅没有更深地陷入迷狂,反而获得了启蒙。因而,《启蒙时代》这部小说在王安忆的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对反讽的表现,使王安忆的创作具有了一种新的维度,显示了王安忆创作的新的发展。     

一个“女性绕着男性转”的原型模式——从《雷雨》婚恋关系谈起

<正> 原型批评说以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论为思维基础。作家在创作中无不受到超个人的“集体无意识”的渗透与影响,往往以不同的文体形式叙述同样的故事和描写同样的主题,使各民族文学系统中经常出现具有普遍意味的原型和循环演变的程式。这种文学创作中的原型含义和力量比个人的心理经验更丰富更深刻更强大,能在接受主体的心灵器上激起全人类的声音,产生巨大而久远的艺术感染力。这里借用“原型”理论所闸释的“女性绕着男性转”的婚恋模式,不一定是世界各民族文化中普遍现象,也不一定是各国文学进程中出现的带有共同性的“原型”;然而这种“原型”在中国汉民族文学中却带有普遍性,它是潜藏在婚恋结构中更深的一种性爱文化模式。1.《雷雨》最能展示人性深度、最能扣人心弦的戏剧冲突主要不是源于血缘关系而是深微复杂的两性关系。因为“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论文学与艺术》211页),曹禺深切地体验了由两性关系不断调整或变奏所构成的悲喜交织的人生,转化为戏剧艺术后才使他“感到的是一团原始的生命之感”,“一种     

追寻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生态批评视野中的《鱼王》

《鱼王》是前苏联当代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代表作,是“体现作家创作个性最为充分的一部作品”。犤1犦(P1)贯穿全书的红线,是对广袤大地的深沉的热爱和对破坏大自然者的揭露以及大自然对其惩罚与报应的刻画。阿斯塔菲耶夫正是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独特角度构思并创作了《鱼王》。本文试图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对该小说进行解读。一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形形色色的批评理论,让批评家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文学文本进行着阐释。生态批评正是90年代兴起的一种批评理论,它是“一种在对环境负责的精神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犤2犦(P5…     

作为一个美学问题的现代怀旧

作为人类的一种心理机制和情绪功能，怀旧在本质上大概是没有“古代怀旧”和“现代怀旧”的差别的。作为一种美学实践，怀旧也是古已有之。比如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怀旧意象，现代都市小说中的怀旧主题（从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到张爱玲、苏青，再到苏童、须兰、王安忆等），８０年代末的校园民谣（《同桌的你》、《再回首》、《团支部书记》等），９０年代以来的感伤电影和“老”系列的摄影绘画艺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红粉》、《风月》、《上海故事》、《花样年华》等，老照片、老城市、老房子等）；西方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的浪…     

情爱和命运交叉背景下的性文学

十年来女性作家的情爱小说经历了一个悄无声息的位移,从《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在同一地平线上》、《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到《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锈谷之恋》,我们发现这个位移是从单纯到复杂,从社会存在到人性奥秘的位移。这种位移究竟是一种平面运动还是一种纵深运动,考察张洁、张辛欣、王安忆这几部作品之后,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纵深运动,它是沿着作家们对社会、尤其是对人性的思考纵深切入的。这种位移所包含的审美信息丰富而又耐人寻味,它至少曲折地反映出审美意识中求     

爱有几分能说清楚？——西方三位名人情爱模式解读

一、萨特与波伏娃？“同居”的思想追求 关于萨特与波伏娃的两性关系,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舆论热议的一个话题。 英国《新政治家》的主编保罗·约翰逊,在《萨特：“裹着毛皮的小墨水瓶”》一文中,对萨特和波伏娃的关系做了这样的描述：     

闹区与误区:中国现代文学中爱情主题的升沉与变迁

<正> 性爱意识是生命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性爱要求是生命本能的内在要求,爱情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几千年来,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和笼罩下,人们只承认“五化之源”的婚姻,却卑视自相慕悦的爱情,并不清楚爱情与婚姻的真正本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小姐后花园赠衣物,落难公子中状元’之类,千篇一律,不胜缕指”(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那些“抱非人思想的文豪”,也往往将男女问题“办一个团圆大喜”(周作人《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在这一文化模式的规范下,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爱情描写实际上只处于一种情窦初开的思春阶段,而缺乏一种真正的、成熟的男女之间摄人心魄、感情奔放的融合,所以,被鲁迅斥为“瞒和骗的文艺”(《坟·论睁了眼看》)。     

文学本体研究的重要成果——谈陈剑晖的《文学的本体世界》

不错,哲学本体论和文学本体论,在西方早已不新鲜.但在中国,传统的哲学中,占主宰地位的是宇宙本体论,而没有人类学上的本体论.在中国,历来不重“个体”的人,中国的文学就是在没有人本体的哲学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在以往,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人谈论这一题目的.陈剑晖的《文学的本体世界》的可贵之处就是从本体论这个角度,考察了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状况.陈剑晖在《文学的本体世界》中不仅探讨了单篇作品,如《金牧场》、《迷人的海》,还系统地全方位地进行深入研究,扩展和深入到作家的创作系列,如说王安忆的以性爱为主题的小说,凸现了人的生命冲动和性的苦闷与饥渴,展现了人的生存状态的尴尬,并对作家的创作特色作出总体的本体论考察.同时,在作品分析的基础上,以生命与性、生命与死亡等方面的关系,人的生命意识和生存状态,阐述了人的存在的本体意义,使他的论述升到相当的理论高度,从而也就使他提倡文学本体性的主张从根本上获得重要的理论支柱.     

当代文学思潮演进轨迹一种:从“个人”回归“社会主义”——以王安忆的创作转型与陈映真精神乌托邦的感召为考察中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思潮的演进有一条从张扬个人主义、营构"个人"神话返归社会主义宗旨、建立与底层紧密关联的轨迹,王安忆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探索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而台湾左翼作家陈映真是大陆这一文学思潮走向的重要精神来源与支持者。小说《叔叔的故事》通过"审父"与自审,宣告了西方式个人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末路。王安忆、韩少功等人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写作塑造自立自强、互助合作的平民新人形象,为心系劳苦大众的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开辟了新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