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家谱的文学史料价值

家谱是丰富的史料库,它在文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主要体现为:对于文学家生平研究的史料价值,对于文学作品的归属考证、辑佚和助于理解的史料价值,对于家族文学研究的史料价值。同时,由于家谱与生俱来的缺陷,在利用家谱进行文学研究时需持审慎的态度。     

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综述

上海图书馆与上海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联合于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８—２０日举行“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位学者汇聚一堂，各抒己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讨论并达成共识。（一）家谱的史料价值。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对家谱的史料价值予以重视，出现了不少以家谱作为史料基础的学术论著。不少会议代表就在自己的学科领域运用家谱资料取得斐然成果。如吴仁安应用家谱、方志和文人笔记等史料撰写了《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刘志伟运用家谱和其他人口资料撰成《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钱杭则通过族…     

论《儒林外史》的史学性

《儒林外史》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但它所叙述的诸多内容可和正史、笔记中的史料相印证,正像评论家所说它是以稗说存史。     

论《儒林外史》的史学性

《儒林外史》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但它所叙述的诸多内容可和正史、笔记中的史料相印证,正像评论家所说它是以稗说存史.     

探析明清徽州家谱编修的特点

素有"东南邹鲁"、"文献之邦"之称的徽州地区宗族制度繁盛,族人为了团结族人,联宗、睦族,开始大量地编修谱牒,家谱数量达到历史之最,本文以明清时期徽州家谱善本这一宝贵的原始资料为基础,通过广泛收集、分析,研究徽州族人在编修家谱时所呈现出的一些显著性特点,为后世族人更好地认识徽州宗族、徽州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张鸿汀先生事述

中国历代的“地方史志”在史学学科中,占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有许多“正史”忽略了的资料,都可在地方志中去寻求,因此过去的学人和政府对编写地方志,都很重视。近代以来,国内外的史学家,更加重视搜集地方志和民间谱牒以及历史笔记方面的资料。     

北朝宗族谱牒述论

与南朝相比,北朝谱牒非常发达。北朝谱牒既是政府选官的重要依据,又是门第婚姻的凭据,同时它还具有收族作用。中古谱牒所记世系比宋元家谱要远,但两者之间的关键区别并不是维修原则,而是是否与政府选官相关。     

《禹贡》、“冀州”与夏文化探索

一《禹贡》的史料价值探索《禹贡》、“冀州”与夏文化的关系,应先从《禹贡》的史料价值说起。欲穷其渊,必先求其津。以现今传世的古代典籍而论,记载夏史较详的,当推《尚书》中的《禹贡》为最早。在《左传》、《国语》、《楚辞》、《史记》等文献中,虽然也保存着某些有关夏史的资料,但其制作时代都略晚或晚于《禹贡》,因此,欲探求夏史,《禹贡》就成了一篇不容忽视的文献资料。然而人们能够正确看待和了解它的史料价值,能够真正使用它去探索夏史,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坎坷之途。     

史表隐退问题新论——从本纪的编年化到世家谱牒的兴起

史表作为中国古代正史中的重要体裁，创自司马迁《史记》而为《汉书》和《东观汉记》所沿用。但在魏晋以降的史学发展中，史表却长期缺席于正史，直至《新唐书》中才得以回归。对此，前辈学者多认为史表之难作与难读是导致其长期湮没的主要原因。然而结合史表自身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魏晋迄隋唐间的史表“真空”,实际上是正史本纪编年化和世家谱牒文化盛行双重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汉武帝年号纪年的推行促使本纪书写转变为完全意义上的编年体模式，史表中大事年表的历史功用被取代，并随之退出史书视野；另一方面，魏晋以后士族政治的发展促进了世家谱牒的兴盛，在“官有簿状，家有谱系”的社会文化中，以人物为核心的年表不为世人所重，忽视乃至不立史表成为史家共同的选择。直到唐末五代时期，世家谱牒伴随着士族政治的衰落而衰微，史表最终得以回归正史。     

少数民族谱牒档案探析

少数民族谱牒档案是民族姓氏家族记载一氏族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口述、结绳、碑刻、纸质等形式的历史纪录 ,是一种珍贵的民族档案信息资源。其历史悠久、影响面广、内容宏富 ,堪称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 ,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但对其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亟待人们去开发和利用     

试论史书中的冼夫人形象

冼夫人首先是一个历史人物,这是冼夫人最为本源的文化内核,要系统研究以冼夫人文化的本质内涵很有必要从有关她本传的史料了解文学形象的真实原型。本文从正史《隋书》、《北史》、《资治通鉴》和明清广东的省、府、县地方志有关冼夫人本传史料记载中探讨史书塑造的历史人物最初文学形象。     

有关家谱整理、研究工作的构想

自中国第一部家谱,殷代甲骨文《家谱刻辞》(“儿氏家谱”)以来,中国家族谱由萌芽发展到有完整的体例;由官府把持发展到民间私撰;由文词简陋发展到有一定的书法。中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直至明清,止于民国,历三千余年,谱牒之学可谓渊远流长。家谱内     

试论乌蒙山回族谱牒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修撰族谱是乌蒙山回族数百年来一直延续的文化传统。阐明族源、明确族规、确立世系字辈、将伊斯兰教教义教规和信仰实践融入家谱之中是这种谱牒文化的主要内容。由族谱所呈现的族规家训、族群记忆、文化自信、信仰实践、人伦秩序、家风传承、和亲睦族、民族团结与热爱祖国等社会功能,是家族、民族、国家之诸种同构关系的重要体现。它对新时期建构新型民族关系、打造乌蒙山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宗族史在“二十五史”中的表现形式与内容——忽视民众史是“正史”的遗憾

如果在"二十五史"中寻觅宗族史的资料,按其事类性质,应当在纪、传、志、表体的"志"体之内,然遍查正史,没有"宗族志",只有偶见的、类似的"官氏志"及似是而非的"部族"。这并不能令人怀疑正史没有宗族史史料,因为它包含在各种体裁里,尤其在下列诸体中:"志"体中的"礼志"、"乐志"、"职官志"、"刑法志"、"选举志"、"艺文志"等;独立政权主人、世袭贵族的"载记";"列传"中的"宗室传"、"皇子传"、"后妃传"、"公主传"、"孝义传"以及列传传主的宗人附传;"表"中的"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诸侯王表"、"外戚恩泽侯表"等。此外,在"本纪"亦记叙有关宗族的重大政策。所以正史中宗族史的资料是颇有一些的。由于古代是等级社会,宗族也具有等级性,正史对最高等级的皇族在志传表中记载得颇为详细,对社会上层的宗族也有少量的关注,而对庶民宗族活动漠然视之———几乎失载。这样的状况,由正史的性质所决定:它本来就是帝王之史,不写民众不足为怪。只是作为后世治史者,认为正史不涉猎民间宗族史,不无遗憾。     

额亦都史事钩补——读《衍庆录》札记

家史稗乘的史料价值及其与正史的参证关系,早已为许多治史大家所重视。弘毅公《衍庆录》(辽宁省图书馆藏),就是一部颇有史料价值的私家摭拾。《衍庆录》是清代开国元勋额亦都家乘,编纂者爱必达(额亦都曾孙),乾隆十一年(1746)刻书,二册十卷,前附一册,内     

近代、当代学者的相殊与相通——《元史译文证补校注》读后

由于西学东渐思潮的推引,同时也由于学术自身规律发展使然,中国近代学术在清末出现新的转机。在史学领域,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新的变通:其一是治史范围偏离正史故道,西北史地、边疆史、蒙古史成为一时之热门;其二是治史方法上突破以书证书而有所谓“二重证据法”之出现,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语)。洪钧受当时学术气氛的熏染,将视野投向蒙元史领域,所著《元史译文证补》在治史方法上突破了明代以来研究元史只限于汉文史料的局限,大胆引用波斯、阿拉伯文,尤其是十九世纪以来欧洲学者研究蒙元史的成果,开辟了外文史料与汉文和蒙古文史料互证互补的“证补”之路,不仅使     

年龄的迷宫——清人年龄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清人年龄问题非常复杂,既有官年与实年之别,又有因传闻、传抄、版刻、校对、推算等方面不确、不慎而造就的错误;即使是来自本人自述或来自亲友的讣告、碑志、行状、家传、家谱等材料,也不尽可靠;至于正史、地方志及其他人物传记中所载,由于多来自该人物家族提供的行状、墓志、家传等,文献已经二次传抄,致误概率更大。欲研治清人年龄乃至古人年龄,有四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明确文献优先等级;二是善于利用参照系;三是掌握古人一些特殊的年龄表达习惯;四是多闻阙疑。     

民间及地方文献的文学史意义——以地方志家谱资料为例

以地方志和家谱为代表的民间及地方文献,不仅对地方的一般历史和文化具有某种认识价值,而且对于撰写地域文学发展史,了解普通民众学习和理解古代文学的过程,以及研究一般文学史上的某些学术问题,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全面整理和研究地方文献是很有必要的。     

利用口述历史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则与方法

近年来,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两个概念,几乎同时进入国人的视野,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进步与文明发展的重要产物之一,理应成为历史学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历史学一个分支的口述历史不仅不能缺位,而且应该发挥其得天独厚的学科优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保护、传承和研究中有所作为."口述历史"侧重的也是人的语言叙述.它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亲历、亲见、亲闻者的访谈,记录采集丰富的、鲜活的、客观的史料.它与传统史学所习用的文献档案、传记日记、笔记杂考、方志家谱、报刊杂志等等资料相比,有着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另外,由于运用口述史料的悠久传统和口述史学灵活多样的研究领域和方法,使它很快被多个学科接纳.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作为研究对象还是学科建设,口述历史的介入是其应有之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性需要口述史的抢救性保护.与一般史学不同的是,口述史主要关注现实性的问题,现当代的历史事件参与者和当事人是口述史的重要载体.从某种程度上讲,人在史存,人无史亡.口述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抓紧时间抢救那些"活态"史料,或补文献史料之不足,或独辟蹊径自成一体.     

说野史

野史是中国史学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作者多非史官,二是体裁不拘,三是所记史事大多出于闻见,四是记事较少忌讳。野史同正史相对而言,在发展过程中,正史的内涵趋于稳定,野史的内涵愈来愈宽。全面的和辩证的观点、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批判继承的观点,是对待野史以及野史与正史关系的正确态度。野史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华民族重视治史的优良传统和史家自觉意识的不断增强,丰富了历史记载的内容,活泼了历史编撰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