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金川之役前后大金川土司与周边土司关系研究

本文以大金川土司这一与周边嘉绒藏族土司、中央王朝存在频繁互动关系的典型个案为研究对象,尝试讨论第二次金川之役前后大金川土司与周边土司的政治宗教关系与发展变化过程。本文认为随着中央王朝权威在嘉绒地区的逐渐深入,众土司与大金川之间的联姻与宗教联系未成为抉择彼此间关系的最终因素。     

流官进入边疆:清初以降川边康区的行政体制建设

在清代的行政建制中,隶属于四川省雅州府打箭炉厅的川边康区为土司辖地。清末,该区域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建立州县体制。民国以降,历经"川边特别行政区"、"西康特别行政区"和"西康省"的行政建制,直到1950年由人民政府接管,川边康区一步步从封建王朝的土司辖地转变为现代国家之同一化行政体系中的一个单元。在这一边疆转型的历程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由中央政府委任的流官大规模进入,以取代王朝时期的世袭土司,成为基层政权的领导者。综观这一历程,贯穿始终的线索是国家试图将"土著精英"改造为"国家官员",以吸纳进正式的行政体系的尝试和努力。这种尝试违背了流官制度的根本属性,却成为国家力量进入具有深厚地方传统的边疆地区时的必然选择。     

乾隆朝两金川改土归屯之兴起

清代乾隆朝,两次征伐大、小金川地区。平定土司叛乱之后,在当地驻兵设屯,并将当地藏民改土归屯。这是继乾隆初年黔东南苗区设屯后,又一次大规模兴屯。此事向鲜为学人注意,惟凌纯声先生40年代初在《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一文中略加提及:“四川大小金川土司在清朝乾隆年间两次叛变,至四十一年平定大乱,乃取消土司,改土为屯。”然凌先生于屯政兴起之具体情况,未尝详考。此项史实,旧史未备,兹依档案资料,述其兴起之大略。两金川改土归屯,始于乾隆四十一年,然溯其筹议之始,则起于乾隆十二至十四年第     

《金川纪略》及其相关问题

清代乾隆年间,清政府对外曾先后有过十次重大战役,其中有两次是在今天四川西北部的金川地区进行的。两次金川之役对该地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但是,由于今天人们所能见到的有关这两次战役,特别是乾隆十二年至十四年第一次金川之役的史料无多,因而使得学者们很难对战争的起因、过程、后果、性质作出全面的     

“麓川战役”与云南卫所军功研究

麓川平缅宣慰司之乱关涉西南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危,对西南边疆的政治和明朝国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云南卫所职役在麓川战役中系本省参战,肩负着护国捍边的重任,其获功依据主要为阵亡功、奇功和头功。“冲入敌阵”“深入敌境”的奇功以及“当先破敌”“出哨杀敌”的头功,均需莫大的勇气,尤其是内陆移入云南的职役群体,面对麓川地区复杂的环境和边境危机,军功升赏的激励机制可以增加职役群体的战斗力,更有利于麓川叛乱的平定。军功授予依参战地点环境的险恶程度、战阵的难易情况区别升赏,是为明朝廷“以靖边境”“护国捍边”的实际举措。由于麓川战役持续时间长,大小战役众多,过程复杂,嘉靖、万历年间,明廷对麓川战役获功者子孙应袭、应革功次作清理时,规定:奇功、头功袭职仍循旧例,仅对麓川战役中越升职级者和查无头功、奇功字样者减革,折射出西南边疆地区制度、文化与内地的差异,使得中央对其实施不同的治理策略。     

清初土司政治秩序在嘉绒地方的重建及其影响——兼论金川之役爆发的缘起

自雍正初年,清朝着手在藏东边地重建土司政治秩序,从制度层面强化对土司的常规性控制,重点规范各土司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土司政治新秩序中建构起来的中央王朝与土司地方的新型政治关系,同嘉绒土司历史上固有的政治传统存有相悖之处。当新秩序深入嘉绒地方后,土司立足于传统的政治观念选择接纳或抵制。基于此,金川之役缘起的阐释应置于中央王朝与嘉绒地方双重视角及其相互关系的长时段演变中重新思考。     

试述西昌战役的特点及历史意义

1950年3月12日至4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西昌战役。此战役北起大渡河,南到金沙江,历时25天,解放了川滇边及西昌地区城市19座,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以西昌地区为反攻基地的阴谋,胜利完成了大陆最后一个战役。明年是西昌战役胜利50周年,本文着重探讨西昌战役的特点及历史意义,谨以此纪念西昌战役胜利50周年。     

汉人移民与清代金川屯区地域社会的重构及发展

在第二次金川之役结束后金川地域社会重构背景下,有超过5000户主要来自四川内地的汉人,相继以兵民屯田、流寓懋迁等形式迁入金川五屯,在大小金川河谷两岸形成了颇具人口规模的汉人聚居区,其人口逐渐占到当地总人口约七成。这些汉人移民不仅支撑了金川地区的长期稳定与社会安宁,而且也促使当地经济社会得以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并推动金川地区多元文化共存交融、多族群共居社会初步形成。     

明代土司中的两位巾帼英雄

在明代数以百计的女土司中,有两位在军事上非常杰出的女土司。一位是四川石硅的秦良玉,率领“白杆兵”南征北战,战功累累;一位是广西田州的瓦氏夫人,率领“狼兵”卫国御倭,战绩赫赫。这两位女土司对国家是有大功劳的。现将其事迹简要述评于下。 南征北战的秦良玉 秦良玉,字贞素,明万历二年(1574年)正月二日出生于忠州鸣玉溪秦家坝(今四川忠县东云乡护国村)。父贡生秦葵,甚爱之,幼教经史、词章。及长,“与兄邦屏弟民屏同习     

瞻对：小地方、大历史——清代川藏大道上的节点与风云之地

文章对清代川藏大道上的一个节点——瞻对的历史地位与文化特点进行了讨论。文章提出了认识瞻对历史地位与文化特点的三个视角:(一)把瞻对放在整个藏区之中;(二)把瞻对放到康区的历史和地域之中;(三)把瞻对放在汉藏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并分别从这三个角度对瞻对的历史地位与文化特点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此外,文章还对瞻对即今天的新龙县如何确定旅游形象与品牌,如何利用既有优势发展旅游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赵尔丰晚年的成就与悲剧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清政府授以赵尔丰川滇边务大臣之职,开始了川边改土归流,在政治上,赵尔丰废除土司制度,改设流官管理;在宗教方面,抑制寺庙势力的恶性膨胀;在经济上,禁止土司、头人、寺庙放高利贷,严禁买卖土地,废除土司、头人、寺庙的经济特权,废除无偿劳役和各种杂派,鼓励垦荒,兴厂开矿,改善交通,发展邮政,统一度量衡;在教育方面,发展官学,打破了寺庙对于文化教育的垄断。这一时期,赵尔丰的功劳是第一位的,他对推动川边社会生产力发展所作的贡献,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所作的贡献是永垂青史的。宣统三年(1911年),赵尔丰调署四川总督之初是同情保路运动的。面临来自朝廷的巨大压力,赵尔丰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转而镇压保路运动,导致“成都血案”的发生,从而最终把自己送上断头台,成为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的殉葬品。     

金川战役与大、小金川地区官主山川祭祀的兴起

山神崇拜是两金川地区苯教信仰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以墨尔多、甲索为代表的嘉绒神山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崇奉。在乾隆朝第二次金川战役期间,金川地区的苯教巫士借助山神之力呼风唤雨,念经诅咒,给清军在当地的军事行动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战争结束后,清廷将两金川苯教化的"山川之神"纳入了国家祭祀体系当中,有关它们在战争过程中"甘为邪术驱遣,妄行雨雪"之事也被刻意遗忘,重新塑以"效顺助灵"的新形象,从而转变为清廷统治与经营嘉绒地区的重要象征。     

朝鲜史料视阈下的明代西南石砫土司

中国史料对石砫女土司秦良玉生卒年的记载不一,经过比对朝鲜文献可知秦良玉生于万历十二年,卒于顺治五年,享寿65岁;大约明代开始马氏土司就开始构建先祖汉人身份,以掩盖自身的＂蛮夷＂身份标签。但在构建马氏土司先世世系之时没有注意到时序合理性问题,致使出现较大漏洞,入清以后,土司后人调整了石砫土司先祖的世系排列,从而使之＂合理化＂;石砫土兵参与援辽征调,抵达通州的准确时间为万历四十八年五月,从四川行军至通州的时间约为5个月;在石砫土兵之中,存在为数不少的苗兵。     

土司存废与国家统一(1944~1948)

1944年至1948年间,滇西土司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反对改土归流。前两次会议都有英国人参与,史称"高理会议"和"小陇川会议",滇西土司开会的目的是借助英国的力量以维护土司制度。民国政府避免了英国的干涉,将此问题作为中国内政处理,和平解决了这次边疆危机。1948年缅甸刚宣布独立,滇西土司又召开会议。民国政府立即展开调查并拟废除土司制度。8月,媒体披露了滇西土司问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民国政府用政治手段解决了土司问题,以保留土司制度使土司服从政府管辖。这几次边疆危机的发生和解决,重新调整和规范了民国政府与土司之间的关系,维护了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     

论清朝的健锐营与金川土屯兵

乾隆帝平定大、小金川土司之乱后,很好地利用了嘉绒地区的土兵、屯练的力量,使之成为清朝八旗、绿营等军事力量的补充。其次,因金川战争而生的健锐营,成为清朝军队中的一支特殊兵种和中坚力量。他们在维护清朝统治,防御外来入侵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解放前川边藏区诉讼简述

解放前，川边藏族地区的地方政权，从清政府实行改土归流以后的几十年历史里演变成了封建农奴制基础上，由土司头人、上层喇嘛、国民党政府的联合专政的局面。对诉讼方面的调处上可以看出他们根据各自的势力范围，采用各自形成调处形式进行调处。国民党政府衙门的审理，土司头人的调解，寺院上层喇出面斡旋等，其形式各不相同。本篇根据当时案例的审理情况，如实介绍，供参考。     

工布朗结是农奴起义领袖吗?

我们阅读解放后出版的几本关于藏族社会历史著作及其论文,如牙含章同志著《达赖喇嘛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四川民族调查组合著的《藏族简志》(下编)、《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七九年第一期载的《十九世纪中叶川康地区的一次农奴大起义》、《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的《赵尔丰经边始末》等,都对同治年间川康地区的工布朗结事件作了论述,提出了不少问题。尤以《十九世纪中叶川康地区的一次农奴大起义》一文(以下简     

试论明末锦州战役

一六四○年—一六四二年的明清锦州之战,是继一六一九年萨尔浒战役之后,又一次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大会战。清政权为之投诸倾国之兵,明朝亦集八镇十三万精锐于一役。经过二年之久的角逐,终以明军被歼殆尽、主帅被俘而告结束。这次战役,在动荡的十七世纪中     

略论甲午清军五复海城之役

一八九五年一月十七日至三月四日的清军五复海城战役,是甲午中日战争的一次重要战役。这次战役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动用兵力之多,均为甲午战争陆战之冠。清人姚锡光在《东方兵事纪略》一书中,曾把日军进攻和固守海城说成是有计划的配合战略全局而“缀我兵力”的     

傅鼐“治苗”政策述评——兼析与和琳《善后章程》的异同

清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湘西及毗邻的黔、川边苗族地区,爆发过一次大规模的苗民反抗斗争,史称“乾嘉起义”。这次起义有数十万苗民投入战斗,席卷湘、黔、川三省十余厅、县,给清朝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清廷先后调动七省近二十万大军“进剿”,历经大小百余战,折将损兵,耗费大量物资财力,起义才得以平息。镇压了大规模苗民武装反抗以后,如何吸取经验教训,审时度势,制订和实行相应的政策措施,以恢复和重建清王朝在“苗疆”的统治秩序,维持并进一步加强对苗民的统治和防范,这是清朝统治者当时所面临的艰巨的任务。而这一任务主要是由傅鼐完成的。本文特就傅鼐的“治苗”政策略加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