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自治中的统一诉求——北洋时期四川“省自治运动”研究

北洋时期中央政府权力式微,国家陷入分裂。由于中央推进“武力统一”受挫,以“省自治”实现地方统一,进而联络数省实现区域政治一体化,成为“武力统一”的替代方案。处于南北交锋地带的四川,在北洋政府“武力统一”过程中呈现分裂战乱局面。为结束地方分裂,四川在驱逐“客军”后脱离南北阵营,收束地方军队,制订省宪,初步实现省自治与局部统一,并与湖南等省联合推动旨在抵制北洋政府“武力统一”、自身却同样包含“统一”取向的“联省自治”运动。然而,由于支撑自治的地方军人缺乏统一实力,以“省自治”整合地方进而建构统一国家的尝试难以实施。随着省自治失败,北洋时期的政治整合最终重回“武力统一”轨道。     

民国初年联省自治运动的政治困境与民主发展

联省自治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唯一一次把联邦制理论付诸实践的政治运动。运动的目标是希望以美国等典型联邦制国家为参照物,把中国政治体制从中央集权制转换为联邦共和制,以实现完成国家统一和建设民主政治的双重使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联省自治运动始终面临其无法克服的政治困境,最后以失败而结束。但是,联省自治运动的推行又是清末以来地方自治建设的最高峰,它对于破除军阀专权、弘扬法治和实现公民政治参与做出了有益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中国的民主发展。     

陈炯明“联省自治”思想浅析

陈炯明是一位致力于民权与共和的革命者,是着眼和平建设、思考中国治理之道的思考者。他主张遵循地方自治—联省自治的路径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联治民主制主张,对辛亥革命后中国如何重建政治与社会秩序进行了积极探索。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其主张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一无奈显示了新共和体制在民国政治建制中的困局,也展现出政治理想与现实的复杂关系。     

联省自治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初兴起原因新探

20世纪20年代初兴起的联省自治运动,对整个20年代的中国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运动之所以在这一时间段兴起,原因可归结为三点:军阀混战后政治格局发生变动,不但南北不能统一,而且北也不能统一北,南也不能统一南;中央集权衰弱,地方势力膨胀;各阶层人们支持联省自治。这三种因素形成一股合力,共同推动了联省自治运动的兴起。     

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运动的困境

联省自治运动是近代中国一场追求国家转型与建设的政治运动,但是这场运动的发生却有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因素.如果说联邦主义理论是知识分子认同与推行联省自治运动的外来学理依据,那么对于地方绅商、地方督抚和后来的地方军阀而言,影响他们认同联省自治运动的则是地方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联邦制理论主要希望通过省自治,自下而上地建立起宪政国家,完成国家的统一.而地方主义的着眼点则在于维护地方绅商、地方督抚和地方军阀在省区的既得利益.地方主义既为联省自治运动在中国找到一定落脚点,但又制约着联省自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推动联邦制运动的力量基础不一,最终形成联省自治运动发展的困境     

长沙《大公报》视域下的湖南联省自治思潮

湖南联省自治的进行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毛泽东、龙兼公、彭璜等领导的以民众为主体的湖南自治运动,另一条是谭延闿、赵恒惕等主导的以军阀、政客为主体的联省自治运动.联省自治思潮最终随着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垮台和湖南省省长赵恒惕的去职,以及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节节胜利而退出历史舞台.在联省自治思潮兴起、发展时期,<大公报>一直致力于联省自治的报道,并始终站在民主的层面上解读联省自治,以鼓吹宪政的形式希望达到湖南的完全民主政治.青年毛泽东也曾以<大公报>为阵地,积极宣传联省自治主张,他对联省自治的解读,着眼点放在地方自治这一环节.     

论民初资产阶级地方自治

民初资产阶级地方自治是中国近代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阶梯,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公民意识和政治参与水平的一项政治成就。但民初资产阶级地方自治,在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民主政治环境差、资产阶级政治地位不高以及国民教育普及率极低的落后国家,地方自治运动的发展水平是不会太高的。代议选举水平、地方行政管理水平、国民参政意识水准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四方面构成了资产阶级地方自治的评价体系。     

论马克思的政治自治思想

马克思的政治自治思想建立在其"自治的本体论"基础之上,并以其异化理论为逻辑起点,其具体内容有:将社会自治与国家机器的消亡联系了起来,认为社会自治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从人的解放的高度来把握政治自治,将政治自治理解为个人自由支配自己权利的重要形式;认为无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就是政治自治;在具体实践中有必要实现直接自治和间接自治的有机结合,也有必要采取地方自治和民族自治这两种具体的自治形式.     

中国传统行政与自治关系辨析

行政与自治的关系问题贯穿社会治理的始终,其实质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界分问题。中国传统行政"设官牧民"的统治职能较为凸显,其公共服务职能则被淡化;传统语境中的"自治",多有自行处理或自然安治的统治意义,没有民主选举和自主管理的立宪意义。古代国家行政对地方自治的有限容忍,取决于国家行使对内职能的实际需要。在秦汉以降官僚化统治的"编户齐民"系统内,间或出现的基层自治因素受到严密的行政控制,自治权实际上被行政权侵夺。文化构型中的官本位思想制约了民间自治力量的生长,限定了社会治理以稳定秩序为基本理念。     

清末民初省与中央关系刍议

从晚清至民初省与中央的关系看,在省与中央权力的博弈中,往往因特定时势造成省权不断突破原有制度约束而愈来愈膨胀进而形成新的权力运行模式的趋势。整体上看,这种发展轨迹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晚清时期,在内外交困、西方地方自治观念冲击及制度转型造成结构松动的历史背景下,使得省权逐步扩张,至辛亥革命前夕省区力量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清末民初鼎革之变得以形成,省区力量崛起即是重要原因之一。第二个阶段是从民元到袁世凯去世,这一阶段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北洋集团与国民党之争外,主要的是北京政府与省区都督分离力量之争,两者虽有交叉,但并不尽同。袁世凯纯以军事手段为后盾更逆潮流帝制自为以为固,激起了各派及各省区大反抗,遂完全丧失其执政合法性而身败名裂。第三阶段为北洋后期即所谓"后袁世凯时代",其主要特点是省区力量成为"历史主角",在省"系"占据中央的同时,省割据、省自治、联省自治相交织,国家实际上陷于严重的省区割据的状态。如何结束割据和战乱状态,实现和平与统一之道,历史选择了中共的反帝反封建和实行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推翻军阀的革命道路。这就是清末民初省与中央关系演变的历史大势及其历史性之破题。     

晚清自治思潮与县制改革

清季,随着民族危机的深重,传统县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君主专制政体和中央高度集权模式日趋受到质疑。在西方宪政文明影响下,中国开始向现代化艰难转型。当时的县制改革有两条路径:一是对不断暴露的许多弊端进行修补以维护"官治"体制的继续运转;二是被迫接受以民主、民权、民生为核心内涵的时代潮流,在县域建立一种新型"民治"体系。正是晚清"新政"产生的"种瓜得豆"的效果,迅速瓦解了传统"大一统"的价值观念,并导致君主专制主义与中央高度集权模式的政治基础最终分崩离析。     

村民自治和谐环境的构建

我国村民自治在经历一定时期发展之后,出现了很多困境,其中,农村社会控制环境不良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原因。为促进我国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创建良好的农村社会控制环境,并切实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强化农民素质教育,为实现适度的农村社会控制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进一步完善乡村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逐步实现乡政村治的和谐发展;加强农村法制建设,逐步实现乡政村治的法制化;不断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切实提高村民自治的水平。     

资产阶级联省自治理论剖析

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提出的联省自治理论，是以联邦制为国家结构，以平民政治为核心，以自治自决为途径的思想体系，具有鲜明的民主、独立、进步色彩。但是其理论存在着理由不充分、手段不正确、矛盾之处甚多等缺陷，尤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的阶级局限性和理论的落后性更是十分明显。     

党的领导在农村基层自治发展中的政治内涵与政治价值

党的领导为基层自治的良性运行提供了政治保障,它要求乡村社会事务的管理和农村政治事务的决策遵循自治的原则．使基层自治的发展更加规范和理性。党的领导始终是中国农村基层自治的核心,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也是中国农村基层实行民主自治的政治特色。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可以更好地使乡村社会形成健全的政治体系和良好的自治状态,使整个社群成员对基层自治形成发自内心的坚守和由此而形成艮好的基层社会秩序与状态。在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在基层自治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具有鲜明的政治内涵和政治价值。     

李剑农联省自治思想研究

李剑农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他积极反对北洋军阀的专制独裁,创办《太平洋》杂志,宣传地方自治,是联省自治思想的重要倡导者。在联省自治运动中,李剑农更是站在前列。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联省自治的理想未能实现。但作为政治思想史上的一页,联省自治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村民自治问题、对策与未来走向研究综述

村民自治在推进农村民主化进程、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村民自治的基本内涵在于"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村民自治实施中相关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农民的政治参与、"村两委"之间的关系、民主监督、村民自治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乡政村治"等五个方面。从未来走向看,村民自治将向着权利保障、社区重建、民主化和制度化方向迈进。     

社区自治的特征:偏态自治和无序自治——社区自治空间有限性的原因

社区自治是社会转型期社区建设中的核心问题,在从"多体(单位)一元(国家权力)"向"多元一体"的结构性变化过程中,社区自治的目标是构建一个守望相助的共同体,但这一目标在目前的社区自治状态中未能充分展现。社区自治呈现出了偏态自治和无序自治两个特征,偏态自治和无序自治限制了社区自治的空间。     

中世纪大学自治精神探析

中世纪大学自治是在教会和政府夹缝中发展起来的,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分为“教师大学”自治和“学生大学”自治两种模式。中世纪大学自治促成了中世纪大学早期的繁荣,但在后期却成为大学本身的桎梏,直接导致了中世纪大学自治的衰亡。这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中世纪大学自治自身的局限性。     

地方自治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嬗变——从政治意义上的自治到法律意义上的自治

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特定的地方自治观,它构成了近代中国地方自治观念及其嬗变的前见和基础,在西方地方自治学说传入中国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占居主导地位的地方自治观.西方自治学说的影响不在于全然颠覆中国传统自治观的政治内容,而是赋予它地方自治团体的法律上的人格化形式.因此,地方自治西方移植说只有针对法律意义上的团体自治才能成立.我国的自治学说直到民国中后期才完成从政治意义到法律意义的转变,并相应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法学学说形式.地方自治团体的概念是近代中国地方自治学说嬗变的最大收获.     

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居民自治的宪法学思考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被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取代,聚居区可以由不同的单位,不同的组织个人来构成,改变了以前的与所属单位、机关、组织甚至基层政权的依附关系,由传统的"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居民自治在这种转型时期面临着各种新的宪法问题,在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应当对居民自治理论作出新的认识,首先,居民自治应当强调个人自由主义的宪政观,其次,居民自治功能应作出应对新的形式的更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