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民间家训考述

唐代是我国家训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家训文献发展史上的成熟期。在唐代由于帝王高度重视儒家思想,积极推进与完善科举制度,大力提高妇女地位等多重合力与原因,使得唐代家训文献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了新的发展与突破。这一时期的唐代家训文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社会不同人员从多角度对家训的内涵给予了深刻诠释,尤其是存在于普通百姓之中的民间家训更是由于内容通俗易懂、形式喜闻乐见而受到广泛推崇与关注。本文对唐代民间家训文献进行考证,包括作者生平、家训内容、流传、影响等各个方面。     

宋代的民间家礼建设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宋代统治阶层充分认识到民间家礼的重要社会作用,一些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都积极投身于民间家礼的建设之中,他们倾注大量精力制订家礼条文,宣传家礼规范,试图通过家礼的推行来重建封建宗法宗族制度,强化家族对家庭及家庭成员的约束力,从而达到稳固基层统治的政治目的。在制订具体家礼条文时对古礼、俗礼的抉择取舍,体现了宋代家礼思想的时代特征。     

宋代家训中的善恶报应观及其社会作用

宋代家训中善恶报应观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揭示人们行为的心理动机、告诫人们天必降报、劝勉人们自省行善。这些内容对个体行动和群体规范具有指导作用,这种作用途径主要围绕修身合群与循礼善群展开,前者强调个体道德内化,后者重视群体制度规范,从而在传统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在当今社会生活中,这种观念仍然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于社会事件的判断,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动具有指导作用,其社会价值不可小觑。     

论宋代教坊与民间演剧之关系

宋代教坊与民间演剧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间伎艺人承应内廷演出。宋代教坊凡遇大型节日庆典均要征集民间伎艺人入宫承应演出。第二,教坊伎艺人与民间伎艺人在民间节日期间以及内廷重大庆典时都有同台演出的机会。教坊伎艺人与民间伎艺人同台献艺,对教坊伎艺人来说,是一个极好的博采民间众长的时机。第三,民间伎艺人与教坊伎艺人的互动。这种互动主要表现为:教坊伎艺人因年老、战乱等原因流落至民间;而民间伎艺人因其伎艺精湛而被征入教坊,这都促进了民间与教坊伎艺的交流。另外,宋代教坊乐艺组织对民间的影响也很深远。     

论宋代民间资本的流向

宋代劳动力要素的常见动向是弃本趋末,资本要素则主要是从工商业流向土地、高利贷,或滞留在商业流通领域,较少转化为手工业生产资本。民间资本的这个流动特点,是资本自身的运动规律和封建政府干预的结果。宋代民间资本流向的这一特点,同样适用于整个中国封建经济史。     

略论宋代社会经济观念的变化在家训中的反映——以家训中的“俭”为例

宋代家训中的“俭”,在保留了以往家训中有关修身养性的道德说教同时,更增加了一些与日常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新内容。这是宋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之下人们价值观所做出的相应调整。     

从家训看宋代士大夫阶层治家方式的变化

宋代是古代中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起社会变革,而社会变革通常都会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更新变化.在宋代这样一个处于变革的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与发展,其家训思想也必然会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由此所折射出的宋代家庭生活观念也会随之演变.从家训内容上,也可反映出当时士大夫阶层治家观念和方式方面产生的变化.其主要表现为观念的更新,更加侧重于“治家”;家庭治理方式具备了体制化、人性化、经济化及实用化的特点,等等.由此考察该时期士大夫阶层治家方式的变化及形成原因,是很有意义的.     

简论宋代民间养老

宋代民间的养老,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养老模式中颇具代表性。两宋王朝民间养老的形成,主要表现为两点,即民间养老有了法律上的保障、完善的侍丁制度。宋代民间养老的形成有其特殊的社会原因,同居大家庭的重新形成、孝文化的推广以及政府养老政策鼓励等,最终使得民间养老蔚然成风。民间家庭养老风气的形成一方面维护了两宋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使得老人们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同时,提升了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并对后世民间养老模式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宋代乡村社会的多元权威——以民间纠纷的调解为例

宋代乡村社会中纠纷的调解可展现出乡村社会的多元权威,其中既有宗族势力、士绅、豪强、民间组织首领及宗教人士构成的非制度性权威,也有乡村行政头目等制度性的权威,在实际乡村生活中,各种权威交织在一起,共同维护着乡村社会的秩序。     

关于宋代新儒家伦理论中“诚”的概念

从先秦儒学到宋代新儒学 ,其思想继承的核心内容基本是围绕伦理理论中人的本性这个问题展开的。特别是孟子的“性善说”以及作为其逻辑根据而提出的天人合一理论 ,成为宋代性理学成立的决定性基础。宋代新儒家在自己的伦理理论体系中努力探求规范法则与自然法则的相关关系。为此 ,他们关注先秦儒家的“诚”概念 ,并把它作为天人相关的媒介进行深入阐述。宋代新儒家们以“诚”为媒介将“性”与“命”相统一 ,从存在论上保证了他们的伦理理论根据。朱熹认为 ,“诚”并不是道德的抽象性 ,而是实在的“理” ,用“诚”来概括天理的必然性。这表示宋代新儒家的伦理理论彻底上升至存在论层次 ,意味着基于不变权威的中世纪道德至上主义的萌芽     

宋代民间借贷的特点与积极作用

宋代是民间借贷发展较快的时期,其特点表现为借贷类型多、经营主体多元化、政府对高利贷的干预程度较强。宋代民间借贷活动的正面影响及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有效维持了乡村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维护了乡村社会的稳定,是宋代社会矛盾的缓冲剂。     

论宋代的民间旌表与国家权力的基层运作

“旌表”是政府以国家名义垄断的并根据一定条件、按一定程序向地方发放的一种荣誉性权力符号。宋代对民间基层社会的旌表主要分为义门、孝行、妇德和隐逸四类,宋代政权通过对民间基层社会的旌表,为民间社会倡导了与主流文化相一致的时尚与习俗,进而把国家权力悄然深入民间。     

试论宋代民间孝行规范

宋代民间孝道相关记载所见事例表明,家庭内部对于子女孝行期待与规范总体包括态度上的恭敬和行为上的爱护。对于孝与不孝之界定,最根本的是子女面对年老体迈的父母长辈,其行为和态度处理是否得当。法律与道德是规范孝行的两个方面,因法律规范孝行遇到血脉亲情与惩处力度缺乏合理性的双重阻力,具体实施过程中收效有限,实际上成为一种颇具震慑性作用的条文。在民间真正对孝行起到规范作用的是伦理道德,法律仅仅是一种辅助性手段而已。     

青海乡村社会民间信仰与社会控制

民间信仰在特殊的空间和时间内对民众的生产生活有着一定的控制作用,并产生一定的内聚力和认同感。在青海乡村社会中,民间信仰的社会控制功能,不仅表现在精神道德规范层面,还决定着不成文的程式化规则,影响着乡村社会舆论和文化秩序。     

国家--社会视域中的传统民间伦理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不仅存在以正统教化伦理为代表的"大传统",而且还存在以民间伦理为代表的"小传统".后者作为植根于民间生活土壤中的民众不加矫饰的价值观念,更为真实地展示了民族伦理生活的生命律动.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格局中,民间伦理与正统教化伦理之间既矛盾对立又相生相长,构成了传统社会伦理生活的真实景观.     

论传统家训伦理教育的实践理念与当下价值

传统家训伦理道德教育实践理念涉及伦理道德教育的基本原则、主要措施及重要方法,它从言行、情理、教养等多个方面运思,强调伦理道德教育过程中的主客统一、知行统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早教与渐进性的统一,这些伦理教育理念是我国传统家训中最有特色的内容之一。在当今社会,传统家训中的优良伦理教育实践理念对于推进德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宋代商人与社会慈善救济

宋代商人通过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各种救助、灾荒之时减价出粜米谷或无偿赈济、对贫困无力者宽免逋欠、捐资社会公益事业以及对同业伙友进行救济等形式,成为宋代社会救济体系中一支重要力量。这既是宋代商人随着自身财富力量的迅猛增长,希图通过施善行为获得社会认可、提高社会声誉,进而为自己在乡里社会中争取话语权而创造条件的目标诉求,也反映出商人阶层的崛起已是宋代社会结构中最不容漠视的显著变化,体现了商人公共参与能力和公共参与意识的增强。在实际效果上,商人的施善行为也使社会资源的分配在社会各阶层成员间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调节和平衡。     

宋代基层社会问题探析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转型期,与汉唐社会相比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各种社会问题相继产生.在诸多社会问题中,基层社会问题尤为突出,主要表现在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民变、兵变、械斗、复仇、溺婴、弃子等.导致这些问题的出现,既有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思想方面的原因,还有宗教政策方面的因素.     

宋代疑经思潮与三家《诗》的辑佚

三家《诗》的辑佚始自宋代王应麟的《诗考》。《诗考》的撰写受朱熹的启发,但更是宋代疑经思潮的表现。《诗考》一书虽存在不少缺点,但王应麟的辑佚方法,《诗考》的内容、编写体例对清代三家《诗》的辑佚有示范意义,王应麟辑佚所得也成为清代三家《诗》辑佚的校勘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