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对话交往的现代伦理生成机制

在多元民主的现代社会,公平与平等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反映到道德立法领域,过去那种由少数道德精英垄断道德立法权的情况,已无可挽回地走到了尽头。现代语境下的伦理道德生成机制已由以往的少数社会主体的“独白”,变为全部社会主体建立在理性交往基础上的“对话”。这种“对话”并不排斥国家在伦理道德生成中的地位和作用,毋宁说国家与市场化改革后方兴未艾的民间社会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已成为现代伦理生成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     

现代道德教化的民间之维

现代道德教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由于民间伦理资源的匮乏,民间社会在接受国家伦理教化方面出现了机能障碍,导致基于引导的国家道德教化丧失了植根的基础。在此背景下,如何处理国家伦理与民间伦理的复杂关系就构成了现代道德教化实施的先决条件,道德教化的一切有效策略都要基于对这一关系的充分把握。     

关注民间伦理：传统伦理文化研究的新思路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不仅存在以正统教化伦理为代表的“大传统”,而且还存在以民间伦理为代表的“小传统”。后者植根于民众生活土壤,更为真实地展示了民族伦理生活的生命律动。在搜集、整理民间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民间伦理文化的内容,是把握整个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真实面貌的必要条件。     

国家--社会视域中的传统民间伦理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不仅存在以正统教化伦理为代表的"大传统",而且还存在以民间伦理为代表的"小传统".后者作为植根于民间生活土壤中的民众不加矫饰的价值观念,更为真实地展示了民族伦理生活的生命律动.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格局中,民间伦理与正统教化伦理之间既矛盾对立又相生相长,构成了传统社会伦理生活的真实景观.     

具体的"民间法"--一个法律社会学视野的考察

对于一个处在转型时期的社会而言,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是一个绕不开的难以回避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本文作者通过对发生在现实中的中国和外国的一些“民间法”案例的介绍和分析,试图得出一个结论,即“民间法”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由此认为,我们很难在极其抽象的意义上对“民间法”作出一种理论解说和评判。并进而认为,在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不存在普遍法则,只存在具体的案例中所体现和表现出的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孰是孰非的问题和判断。作者的以上结论是针对着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在国家法和“民间法”问题的讨论中对“民间法”无限褒扬的趋向,以及对“民间法”所表现出的一种抽象而虚无的理论评判的研究趋向。并且想着重指出:在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重要的不在于它叫什么,而在于它是什么。     

浅谈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影响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对现代资本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所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先后兴起“韦伯热”。目前,西方的“韦伯热”方兴未艾,而且影响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也波及到我国港,台和内陆地区,韦伯的著作不断被译成各种文字、犹如我国乾嘉时期的“家谈许郑,人说贾马”,西方社会学者几乎言必称韦伯。象英国的“莎学”、我国的“红学”一样,“韦伯学”也日渐成为一门新兴的综合学科。本文就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影响作了一些粗浅的探讨。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如何与现代化接轨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是以儒家经济伦理为核心 ,以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家思想中所蕴涵的经济伦理思想为补充的较为完整的伦理思想体系 ,它包括“生财有道”的生产伦理、“交往有信”的交换伦理、“取予有度”的分配伦理、“用财有制”的消费伦理四个组成部分。传统经济伦理中确有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伦理要素 ,但它毕竟是在宗法制的小农经济条件下产生的 ,无法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因此对传统经济伦理我们只有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发展 ,才能使之有益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乡村家庭秩序的伦理逻辑与现代变迁

乡村家庭秩序是与“家”有关的元素之间相对稳定的结合关系和较为持久的互动模式。在传统农耕社会,乡村家庭组织和秩序模式持续稳定,形成了以“五伦”为核心的伦理结构,而以血缘为本位,以家国为伦理主体,宣扬差别与和谐共存的伦理逻辑是乡村家庭制度展开的依据。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国家治政、市场运作与村民选择的多极力量影响下,乡村家庭伦理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混合模式。随着传统家户制度的改变,当前乡村家庭结构呈现血缘依赖与工具理性并存的趋向,而衔接家国关系的“家共同体”不断分解,个体化行动在建立家国连续统中的作用突显。伴随着新型秩序的生产,乡村家庭仍面临不确定的未来。     

周秦之变中“自由—福利”的论争与逻辑演进——项政治哲学史考察

周秦之际的思想论争是周制危机于观念形态层面的反应,古儒强调家族本位、早期道家强调个体本位、墨家强调天下本位.在周制衰微、秦制崛起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儒、道、墨三家思想各自的一个维度均为法家所用,如儒家强调对个人权利的束缚、早期道家鲜有公民社会建构原则和国家负责制理念、墨家强调个人义务观等等,最终形成无公民社会基础的“国家主义+原子化个人主义”的二元同构.而如果从消解秦制、追求宪政民主制度的背景来考察,儒、道、墨三家思想的另一个维度,即儒家反对国家权力渗透、强调家族自治,早期道家反对国家干预私有权、强调个体权利,墨家反对国家权力滥用、强调国家福利责任等等,对于走出法家强权—弱责的政治逻辑、构建“古典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二元互补的宪政民主结构,均有现实意义.     

法制资源：从“二元整合”到“一元整合”——以国家法与民间法的整合为视角

以国家法与民间法的整合为视角,由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内在冲突、我国“二元整合”传统的历史惯性以及国家法内部的城乡二元结构等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对法制资源的整合实行的是“二元整合”模式。这带来诸多方面的问题。对此,可借鉴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法国、德国、瑞士、日本等的经验,从实体互动、程序互补和文化互联三个方面对我国国家法和民间法进行“一元整合”。     

民间“私了”现象的法理透视

“私了”是广泛存在于民间社会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这主要归根于民间社会规范的大量存在。在民间社会中,民间社会规范所起的作用,是国家制定法无法替代的,因此出现了法律一元主义和法律多元主义的分歧,二者基于不同的立场对民间社会规范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经验表明,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遵循着各自不同的逻辑,民间社会规范的“地方性”特点更为突出,在乡土社会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因此,一味对“私了”现象强行打压和限缩是无效的,必须对其进行合理的规制。司法过程便成为合理规制“私了”现象的最佳通道,经由这一通道,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才有可能实现良性互动和重塑,才有可能共同实现法的应然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国家与民间社会关系论析

在蕴含着民族文化基因和历史记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场域中,国家通过立法、立项、财政支持等手段,使民间社会的保护活动合法化,并使“国家在社会中”;民间社会则借助国家的资源,在国家话语权下,采取能动性和实践性的策略,践行着“文化自觉”.正是在国家与民间社会的良性对话与磨合中,实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同和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论语》儒家伦理的价值意蕴——以“天地君亲师”为视角

孔子的儒家伦理建构的是以“五伦”为基石的伦理社会,所遵循的是敬天法地、忠君孝悌、家国一体的由家及国、由内及外的伦理秩序。“天地”为自然生命之源,要求个体以德配天,遵循天道;“君”“师”为社群生命之源,要求个体敬上而尊长,维护社会礼制;“亲”为血缘生命之源,强调血缘孝亲伦理。借此从这五个角度将《论语》所描绘的以“亲亲尊尊”为价值主旨、带有礼乐文化符号化象征、具有儒家伦理合理内核和特殊的文化基因的伦理生活画面一层层地展现。     

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历史演变

孝作为传统人伦秩序,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礼崩乐坏后的西汉王朝,将孝文化作为国家体制建构的基础。随着佛教的传入,孝道思想逐渐深入民间,成为魏晋隋唐时期底层社会的核心理念。宋元时期,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的融合,使孝道思想成为一般民众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国家政治体制与儒家理念互为依据与支撑,形成一个整体,孝文化成为国家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来源,而清朝的国家体制与儒家伦理并不呈现完全合一的状态,儒家孝道伦理也并不是整个国家全民的行为规范,呈现一种多元复合型局面。"五四"时期,在传统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思想界对作为传统国体基础的孝道进行了重新思考。     

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经济伦理思想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引入了道德价值判断,在他的理论体系中蕴含了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主要方面有对功利主义“施以了批评之斧”,使之更具理性。对于财富和机会均等的“人道主义的关心”,使之区别于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自由主义“复归”的人性分析,使之具有折衷性。     

国家与民间：中国法律援助社会化路向论析

国家与民间是两个不同的“公共领域” ,法律援助在本质上并非一项国家职能 ,其社会性应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法律援助制度应分为两种 :一种为国家法律援助制度 ,主要在国家秩序内提供法律服务 ;另一种为民间法律援助制度 ,主要在民间秩序内提供救济手段     

民间法意义上的盐业合伙契约

凝聚着人们的心智与情感并具有高度认同感的民间法,弥补着国家法留下的“真空”,充实了社会控制体系,使纠纷解决变得便利和经济,经过国家立法机关的认可、吸收,民间法还能转换为国家法,从而对法治社会的建设和我国人民法律信仰的形成起巨大的推动作用。民间契约是民间法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属于一种“普遍性判断标准”或广义上的“法律渊源”。盐业合伙契约作为我国近现代一种独具民族传统特色的民间契约形式,无疑属于民间法的范畴,通过对其具体内容、历史作用以及民间性特点的分析,有利于人们认识在国家法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如何为民间性规范留下适当的生存空间,从而为中国法治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制度性资源。     

"家国一体"与中国古代伦理政治分析

政治伦理化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根本价值取向。随着血缘关系在政治生活领域的渗透,统治者把家庭伦理移植到政治生活范畴,建立起一整套诸如“忠孝一体”、“宗法礼制”等“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伦理规范,从而通过树立“君父权威”实践并强化其中央专制集权统治,最终导致公权私化、家国一体。     

论黑格尔的“伦理世界”

“伦理世界”概念源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它既表达了德意志民族国家内在统一与复兴的时代要求,也是基于启蒙思想及现代社会意义世界缺失的反思.伦理世界是个人作为单一性存在与其公共本质或普遍本质相统一的世界,它由人的社会本性及其文化属性决定.伦理世界透过伦理精神,通过道德行为实现个体与类、特殊与普遍的辩证统一,由此寻找到人类生活共同体的价值源泉,建立个体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赋予有限人生以终极关怀.黑格尔的“伦理世界”为现代多元化社会建构精神家园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     

晚清民间习惯法的民俗特征——以清末民初民事习惯调查资料为例

民间习惯法作为一种非物质民俗,规范并调整了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民间社会赋予民间习惯法很多强制性力量,使它有一种“准法律”的效力。国家通过审判对民间习惯加以认可和接纳,使国家法与习惯法得以相互配合。本文主要以清末民初的民事习惯调查资料为依据,通过对其中民间契约的分析,试图探讨晚清民间习惯法的民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