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抽取长春市9个社区的1 302名60岁及以上的常住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长春市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平均分为35.78±8.81分,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占55.0%,主观幸福感水平处于中等的老年人占43.8%,主观幸福感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占1.2%。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抑郁、焦虑、婚姻状况、健康自评与学历是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影响因素。     

农民工劳动权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文章以南京市为例,在描述外来农民工劳动权益现状的基础上,采用相关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劳动合同的签订、工资是否拖欠、劳动安全的状况及日工作时间的长短4个方面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就业的行业和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对于劳动权益状况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工会会员身份、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等制度性因素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没有显著的影响.     

北京地区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察北京地区流动人口幸福感的整体面貌、异质性特征和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构建序次逻辑回归模型,从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选取指标,分析各因素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婚姻、户口对流动人口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工作收入增加可以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幸福感,支持收入—消费—效用—幸福感的传递链条。自购房的流动人口幸福概率水平高于其他群体,从事生产职业和在公有制单位工作的流动人口幸福感较低,喜欢城市、愿意融入城市等心理因素与幸福感提升密切相关。     

青海省新型城镇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分析,建立影响新型城镇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方法,借助SPSS、Eviews等统计软件,对影响青海省新型城镇化的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和判断,得出了较为可靠的实证结果。研究表明,青海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和人口转移的动力不足;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的作用尚未完全凸显;第三产业发展程度低下;体制机制的不完善等因素是阻碍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原因。     

已婚流动妇女的性生活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问题研究"课题组收集的数据,描述当代已婚流动妇女的性生活状况及其与从未外出打工已婚女性和已婚流动男性的性生活水平差异,通过建立多视角、多因素的综合解释模型,对已婚流动妇女性生活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和检验。多元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家庭经济支配权、与配偶居住情况、打工当地朋友数等是已婚流动妇女性生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     

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及其影响因素

女性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估主要取决于对自我能力的认可程度、母亲和自己的受教育水平、以及所居住区域的性别文化性质。对自己的能力树立信心是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的一个与心理或性格相关联的先决条件,而教育投入则是提升女性社会地位一块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大男子区域文化不仅不合理地降低女性的社会地位,而且还让处于不平等社会地位中的女性感到自我满足。要进一步改善我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就必须在注意提高妇女自信的心理素质和自强的教育素质的同时,从社区和社会层面消除以男权为核心的传统性别文化。     

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基于武汉市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是影响农民工流动性的重要因素.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农业人口的转变过程中和制定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政策时应当考虑这些因素.本文首先对影响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因素进行交互分类分析和相关性检验,接着通过相关性检验的影响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通过Logistic回归检验,发现职业类别、收入状况和住房状况对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有显著的影响;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不显著.     

我国中老年人金融受骗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HARLS2015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运用logit回归分析方法,本文对影响我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金融受骗及其损失金额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中老年人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特征、健康情况及心理特征是影响其是否受骗的重要因素,其中,年龄与受骗率呈倒U型关系,独住、与子女联系少、需要为子女提供经济帮助、金融资产多、无房产、有负债、自评健康、日常生活能力差、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强、抑郁的中老年人更易受骗。(2)在受骗的中老年人中,影响其受骗金额大小的主要因素则是个人特征、经济特征及社会保障情况,低龄、居住在城镇、金融资产及其他实物资产多、有负债、有养老保险的中老年人反而损失更多。     

总和生育率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中国的计划政策三十多年的实施对控制人口数量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使中国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通过对世界109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数据共20项进行回归分析,建立了国家总和生育率的线形回归模型,并根据该模型估计出当前中国在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以此研究目前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影响,针对严峻的人口问题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保决策影响因素研究

农民的现实情况及参保决策的影响因素是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以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县彰武县2363个样本的问卷调查结果为基础,综合运用描述统计、交叉列联表卡方检验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从个体特征层面、政策信任层面、政策推广实施层面分析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农保"试点政策存在制度缺位。"新农保"试点政策吸引中低收入水平、中低学历程度、健康水平低、参保回报时间短的人群。政策了解程度、参保手续便捷、经办人员服务态度等因素对农民参保决策有正向影响。据此提出建立有效的个人账户参保激励机制、提升基层工作人员宣传服务意识、保证政策实施的可持续性、建立多种养老保障制度之间的联动机制来促进"新农保"政策的完善与发展。     

高龄失能老人居住方式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高龄失能老人居住方式直接影响到长期照护服务质量,通过对211位高龄失能老人的调查,发现他们理想的居住方式与现实的居住方式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大多数高龄失能老人理想的居住方式是与家人同住,而现实的居住方式则是入住养老机构比例在大幅度提高。经济与社会支持因素对高龄失能老人理想居住方式有较大影响,而居住地、婚姻状况、儿女数量等多因素阻碍他们实现理想的居住方式,使他们不得不居住在养老机构。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社区应整合社会多方资源将照护服务递送到居家高龄失能老人身边,同时提高机构照护服务质量,使身居养老机构的高龄失能老人在接受专业化照护服务的同时感受到居家的温馨,以实现高龄失能老人理想的居住方式,满足他们对长期照护服务的需求。     

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626份农村女性劳动力问卷调查,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首次发现打工经历、家庭成员的意见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具有正向影响,而家庭中是否有需要照料的老人对其具有负向影响;研究还得出与以往学者不同的结论,即教育程度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具有负向的影响,而年龄、婚姻、家中是否有儿童或少年、家庭年收入对其影响不显著;研究还验证了非农技能、耕地面积、乡镇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数、所处地区差异对就近转移的影响。     

河南省流动人口体育健身现状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河南省635名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发现,只有18.2%的流动人口有体育健身的习惯,通过构建二值选择模型进行实证后得出：河南省流动人口的体育健身行为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幸福感、长期居留意愿、居住类型、孩子数、日工作时数和参保状况的影响显著,而性别、年龄、户口性质等因素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加强和改善流动人口体育健身状况的建议和对策。     

农民工创业地点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来自沿海地区的实证调研

对于具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工来说,返乡创业或留在打工地城镇创业是其创业的两种主要地点。文章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沿海六省(市)900余名有创业意愿农民工的访谈及问卷调查,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返乡与留城两种创业地点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工而言,其创业地点的选择受创业者个体及家庭特征、沿海生活及工作特征和外部社会环境特征等三方面的影响,其中个人的受教育程度、沿海打工时间及收入、对打工地的满意度和社会网络关系特点是关键因素。     

婚姻匹配结构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大样本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数据,研究首次婚姻中,夫妻个人经济状况匹配和家庭经济状况匹配的不同组合与婚后生活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本文发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控制了年龄、年龄的平方、受教育年限、民族、政治面貌、户口、宗教信仰、工作满意程度、个人健康满意程度、人际关系满意程度、住房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关系满意程度以及省份哑变量等变量的情况下,相对于“门当户对”,家庭经济状况为“男低女高”婚配结构的生活会更幸福。在分组回归中,本文进一步发现,以“个人经济状况和家庭、经济状况同为门当户对”作为基准组,“个人经济状况为门当户对,且家庭经济状况为男低女高”的婚配结构会更幸福。如果家庭经济状况为“男低女高”是男女双方为了追求爱情而冲破传统“门第”观点的结果,那么,本文发现的引申含义是基于爱情的婚姻会更幸福。     

家庭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伴随着全球减排行动的不断深入,中国明确提出了“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国内的碳排放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家庭碳排放成为新的碳排放增长点,有必要全方位探析家庭碳排放新趋势背后的驱动力量。文章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从家庭层面实证分析我国家庭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引入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作为家庭异质性的依据,考察各影响因素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作用方向与影响程度。此外,依据家庭碳排放的划分进行渠道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特征、家庭人口学特征与家庭户籍地域特征具有异质性影响,家庭规模与家庭年龄分别成为影响家庭碳排放最强劲的促进因素与抑制因素。在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差别较大,分别形成家庭构建期的“均衡型”家庭碳排放、成长期的“经济导向型”家庭碳排放及衰退期的“人口导向型”家庭碳排放,呈现出具有家庭生命周期性的碳排放足迹。同时,借助于渠道检验辨别家庭碳排放影响因素及各生命周期家庭碳排放的直接或间接渠道。因此,节能减排政策应不断适应我国人口与发展新形势,将降低家庭间接碳排放作为工作重点,提升家庭在节能减排中发挥作用的空间,针对不同类型家庭施以差异化的减排政策,构建“环境友好型”家庭。     

人口因素对CO2排放的影响——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5～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估计人口因素对我国CO2排放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数量和人口城市化率是影响我国CO2排放的主要人口因素,但从影响大小上看,人口数量变化对发达省份CO2排放的影响大于欠发达省份,而人口城市化率则对欠发达省份的CO2排放具有更大的影响;家庭小型化对CO2排放的影响因省而异,对不同省份,要么没有明显的影响,要么可能导致CO2排放量增加;年龄结构目前还不是导致我国CO2排放量变化的主要人口因素;综合比较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对CO2排放的影响大于人口各因素,产业结构对CO2排放的影响小于人口数量和人口城市化率,而技术进步与CO2排放的关系则显得模糊。     

东部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12年东部十省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文章采用序次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比分析了东部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东部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有着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影响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影响超大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远远多于Ⅰ型小城市,住房性质成为经济因素中影响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最为突出且普遍的因素,而社会因素对于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要大于经济因素。最后,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     

秦巴山区人口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分区引导——以陕西省安康市为例

随着人口城镇化步伐的加快,秦巴山区人口空间结构将进一步重组。本文基于安康市的乡镇单元,采用空间分析合理划分人口集聚区的等级,结合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自然环境的空间相关性,试图揭示人口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并针对不同人口集聚区进行策略引导。研究表明:1人口集聚区等级的划分可结合人口增速与人口总量;2不同影响因素对人口集聚产生的效应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如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集聚具有"马太效应";医疗条件对人口集聚的影响存在正效应,也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增的规律;交通条件对人口集聚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减效应;高程对人口聚集的影响存在负效应,并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减;而耕地对人口集聚的影响与产业结构相关;3影响人口聚集的需求要素具有显著的差异,即经济发展需求>土地需求>便捷的交通需求>良好的医疗条件需求>低海拔需求。4对于秦巴山区来说,人口集聚的引导策略应结合"地情"进行统筹谋划,如人口高度集聚区以道路交通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土地为重点,人口次高度集聚区以道路交通建设为重点,人口中度集聚区以医疗服务设施完善为重点,人口低度集聚区以高山人口转移为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