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司法认定

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设立,对严惩毒品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正确理解和把握本罪,在司法实践中,必须从犯罪的构成着手,正确把握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客体、客观、主体、主观等方面的特征,准确认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与非罪的标准,明确区分非法持有毒品罪与其他以"持有"为前提的毒品犯罪的界限,以期严惩当今日益严重的毒品犯罪现象.     

试论我国非法移民遣返制度的完善路径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推进,涌入我国的非法移民也呈增长趋势,不仅提高了社会治理成本,而且由于管控和遣返执法难度较大,导致打击非法移民和偷渡的任务十分艰巨。目前,我国非法移民遣返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依然存在着相关法律的系统性和针对性不强、忽视非法移民源头防控,执法部门配合不够、非法移民管控实效性不强,非法移民遣返专业人才队伍缺乏,国际合作不足等问题。为了有效发挥非法移民遣返制度的作用,提高非法移民治理工作实效性,我国必须从积极健全法律法规、密切执法部门配合、打造专业执法队伍、积极深化国际合作等方面改进和完善当前的非法移民遣返制度,从而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和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论非法移民基本人权的国际保护

近年来,非法移民问题日趋严重,已成为一个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全球性难题。而由于非法移民本身的复杂性,如何有效地保护非法移民的基本人权给国际人权法提出了新的课题。本文对非法移民的界定及其基本人权的国际保护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并在结合现有保护非法移民基本人权国际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非法移民基本人权的国际保护的若干建议。     

西南边境地区非法移民的产生条件及历史发展

西南边境地区外来同居者多数为非法移民,非法移民产生的原因与产生的条件不是同一个概念。产生非法移民的基本条件包括移民输入地已经是民族国家,其与移民输出地区或国家之间存在明确的边界线,移民输入地有明确的关于移民的相关法律、法规,外来移民的行为违反了这些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具有违法性。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越、中老的边界尚未正式确定,中缅之间虽然签订了边界条约,但由于出入境管理存在特殊情况,依法认定非法出入境行为并进一步认定西南边境地区是否存在非法移民,就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中国至今没有制定专门的移民法,关于非法移民的研究也明显落后于时代发展,相关立法活动正经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非法行医罪主体的司法认定

按照刑法实质解释,非法行医罪犯罪主体应从法律所保护的法益进行目的理解,将非法行医罪主体解释为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的人。并从实质刑法解释论出发,坚持刑法的独立性解释,以区分刑事违法性和行政违法之间的界限,具体分析医疗机构开办者、美容师、实习医生等各类主体认定。     

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动态取证司法适用性研究

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是一种查证率极低的高技术犯罪,因其危害的严重性成为世界各国重点打击的对象,存在于所有惩治计算机犯罪的刑事立法之中。动态电子证据的取证将成为有力的司法武器,本文从司法适用的角度对动态取证进行探讨,以期设计出合法有效的动态取证系统。     

农村非法集资类犯罪特点、成因及防治对策--以江苏省兴化市为例

近年来,全国各地非法集资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中的农村连续发案,案值巨大,受害人众多,不仅扰乱了国家金融市场秩序,危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而且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严重的冲击,为此,对该类型犯罪开展实证研究显得尤有必要。     

我国外来非法移民成因探析——基于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考察

掌握我国外来非法移民的形成原因,是对其进行治理的前提条件。推拉理论强调经济发展水平及工资收入的差异性在非法移民成因中的作用,但无法解释来自云南周边国家的非法移民选择相对落后的边境民族地区的现象;移民网络及移民系统理论认为,这种选择是基于某些"纽带"或"移民链"而形成。但现实是非法移民的选择还离不开移民对移民成本及风险的判断。更为重要的是,当合法移民难以实现时,非法移民成为最终的抉择。     

非法行医罪主体的司法认定——基于实质解释的立场

按照刑法实质解释,非法行医罪犯罪主体应从法律所保护的法益进行目的理解,将非法行医罪主体解释为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的人.并从实质刑法解释论出发,坚持刑法的独立性解释,以区分刑事违法性和行政违法之间的界限,具体分析医疗机构开办者、美容师、实习医生等各类主体认定.     

人民币非法流出的防范对策

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持续强劲增长,人民币向周边国家的流出正在更为有力地推动着其金融版图的扩张.然而,伴生的巨额人民币非法流出,却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甚至酝酿着潜在的危机.笔者首先对人民币非法流出的途径及现状进行了考察,然后在此基础上,结合疏导为主的治理思路提出了抑制巨额人民币非法流出的对策.     

印度大国战略的机遇与挑战

冷战结束后,印度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加快国内改革,大力拓展外交空间,综合国力得到显著提升.并迅速跻身于新兴大国之列.但印度的长远发展仍面临着国内社会经济矛盾以及复杂国际形势的挑战.实行睦邻、安邻.特别是坚持中印合作共赢应该是印度实施大国战略的基点.     

非洲中国新移民的 健康挑战和求医策略研究 ——以赞比亚为例

非洲的中国新移民不仅面临着新的地理环境特有的疟疾这样的健康威胁,还面临着与国内迥然不同的求医环境。基于2013年-2014年在赞比亚的田野调查,通过观察中国新移民患疟疾的经历与他们对疟疾这种健康风险的认知过程,以及他们在赞比亚多元医疗环境下的求医策略,研究发现:巨大的文化差异造成中国患者不太倾向于选择赞比亚本地普通医院,而青睐文化背景相同的中国诊所。但与此同时,部分中国诊所以赢利为导向的经营理念导致了医患关系的紧张。在这样复杂的求医环境下,赞比亚卢萨卡的中国患者因地制宜,摸索出了一套他们自认为可靠的求医策略来保障自己的健康与权益。中国新移民在全新的跨文化环境下对这套求医策略的不断实践,反映了他们对非洲目的地国家社会文化与医疗环境的不断适应。     

在华国际非政府组织法律规制缺陷及应对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华已经活动三十年有余,中国仍然在对其法律规制层面存在种种缺陷,这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对其不信任态度及防范意识分不开的.鉴于其在中国经济建设中发挥出的出色积极作用,在没有满足颁布诸如《非政府组织法》等专门法规条件之前的过渡期之内,中国政府应该转变对其的指导思想及态度,通过完善现有中央层面及地方层面法规,加强对其法律规制.除此之外,在华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应该通过完善与缔结自身行为准则等途径,提高自身素质,积极寻求与中国政府合作的机会,获取国家及人民的信任;同时,中国本土的非政府组织也应该勇敢的走出国门,提高国际事务的参与度.     

大数据时代中国反腐败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大数据是当前理论界和实践部门都高度关注的一个话题,随着中国反腐败的有力推进和反腐信息化的发展要求,大数据在反腐领域的应用也日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利用数据技术挖掘各种反腐大数据背后的潜在信息,无疑能给中国反腐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的大数据应用环境尚不完善,反腐大数据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风险,为发挥大数据在中国反腐败中的应用价值,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来为反腐大数据的推广保驾护航。     

新中国成立初期司法变革的回溯与反思

社会变迁是司法变革的先导。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生的巨大变化,党和国家废除了国民党的"旧法统"和"六法全书",秉持"兴无灭资"的司法观和"学苏批资"的法制观,展开了浩大的司法改革运动,确立了新中国崭新的司法秩序。"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站在时代新的转捩点上回溯与反思60年前那场深刻的司法变革,对于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和警示意义。     

反行政权力异化:法律对策

腐败是我国国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权的过程中使行政权力异化的极端表现形式。行政权力异化及其危害以及对其在法律上的治理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极具挑战的大课题。反行政权力异化的法律对策应为:1.监督行政权力行使的运行过程,建立制约监督机制;2.事先防范、事中制约、事后惩戒的法律措施;3.建立健全反行政权力异化的法律制度。     

普遍管辖权在海洋命运共同体时代面临的新挑战与法律对策

近年来,我国海洋执法部门遇到了以“多尔戈夫”号轮案为代表的外国IUU渔船案件。这些渔船及其非法捕捞行为,与我国缺乏实际联系,执法部门只能依照普遍管辖原则对其行使管辖并予以处罚。由于缺乏对国际公约的有效衔接,我国国内法在法律适用、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等三个方面存在难以克服的法律挑战。传统的普遍管辖权理论,无法适应打击IUU行为的现实需要。我国作为海洋命运共同体成员,对于养护公海生物资源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负有责任和义务。因此,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明确了普遍管辖权保护的客体是共同体法益,建构了全新的义务观,将尊重船旗国主权作为普遍管辖权的重要限制,从而完成了普遍管辖权的法理嬗变。与此同时,我们不妨从实体和程序两个维度建构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普遍管辖制度,并为我国相关国内立法的修订和完善铺平道路,提供全新的国际法理论支撑和具体指引。     

宏观调控权的法律解析

宏观调控的核心问题是宏观调控权的配置和行使,但学界对此研究尚十分薄弱,本文着重探讨了宏观调控权方面的几个基本问题,即宏观调控的合法性及其权源,宏观调控权的配置,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原则,力度,以及宏观调控权的独立性等,以说明宏观调控权的法律解析对于宏观调控法理论和制度的完善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