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教分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族—教”关系

民族与宗教既是文化共同体又是价值共同体,尽管两者时常相互交融,但却具有根本不同的价值诉求.价值取向是区分民族与宗教的重要标尺,民族与宗教关系模糊化的实质是价值观的模糊化.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出现“族教合一”“以教定族”等现象具有浓厚的“反世俗化”和“去中国化”的倾向.因此,必须将民族与宗教的关系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框架之中做出正确的价值区分,培育信教群众的公民意识和主体性精神,积极推进“族教分离”.     

不被“整合”的向心力——民族走廊“国家化”研究

传统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整合性主要表现为:地区组织与国家制度、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成为相互交织渗透的一体两面.然而,民族走廊的历史进程及空间结构显然并未沿着一种预期的整合模式,中原王朝推行的羁縻统治、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等重大制度和事件,在“内地化”或者“汉化”模式下展开,以期经历这些制度与事件,作为“异域”的民族走廊,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华夏的“中国”.此类想法显然过于简单,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民族走廊历史上存在多个有自己文字、礼仪与政治架构的王权及部落,中原王朝的户籍制度、礼仪规范等国家统治与社会整合方式对其影响较小,它们保持着不易改变的风习.然而,异质性较强的走廊文化并未影响到它千百年来形成的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历史上,边远民族跨越万水千山阻隔表达慕义归化之情;在对外关系中,民族走廊的“国际”走廊属性是促成中华民族内部大认同的最根本的外部因素;此外,少数民族意识中民族间同源异流的观念,及其创世史诗中中华各民族同根共祖意识,汇聚成一股强大动力,使得民族走廊在历史发展中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并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     

“汉化”研究及其思考

"汉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其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对民族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一方面由于"汉化"的所指具有模糊性。另一方面,当前少数民族社会更多地呈现出现代化、全球化、大众化的特征,所以"汉化"一词应当慎用。     

对智的礼赞与生的求索--从梁祝故事的"壮化”看壮族文化的审美意蕴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在壮族地区呈现出一种"壮化”倾向,在主题、情节、结局的处理等方面深得壮族文化的内蕴.透过这种"壮化”,可以看到壮族文化追求智慧人生、具有强烈的巫鬼观念和乐生意识以及淳朴自然、清新健朗的审美意蕴.     

从“化外”到“化内”——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台湾“原住民”政策述评

中国对台湾的行政管理至少始于明朝初期。清朝康熙年间 ,中国已在台湾“原住民”居住地区设置行政管理机构 ,开始涉及对台湾“原住民”事务的管理。从“夷”到“番”再到“山胞”的称谓变化 ,反映了中国中央政府或台湾当局使台湾“原住民”从“化外异族”变为“化内之民”的过程。而日本帝国主义在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期间 ,则把台湾“原住民”称作“蕃” ,后又改称为“高砂族”。“原住民”族称变化中隐含的政策变化 ,对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台湾的“原住民”运动、政治生态和“台独”势力 ,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山地平地化”为主轴的台湾“原住民”政策和试图使台湾“原住民”迅速走向汉化的政策意图 ,为 80年代以后兴起的“原住民运动”埋下了伏笔。     

“那”文化圈论

本文认为,在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广泛分布着冠以“那”（壮语：水田）字的地名,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称之为“那”文化,“那”地名分布的范围,称为“那”文化圈。在“那”文化圈中生活的主要是操壮侗语族语言的族群,包括中国的壮、布依、傣、侗、水、仫佬、毛南、黎,泰国的泰,老挝的老,越南的岱、侬,缅甸的掸等民族以及印度阿萨姆邦的阿含人。他们的主要文化特征是：语言同源,以稻作为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那”（稻作）为本的传统生活模式,使用双肩石器,制造和使用铜鼓等。文章还论述了“那”文化圈族群及其文化与汉文化及印度化的关系,“那”文化圈研究对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意义。     

族群归属与社区生活——对一个云南小镇“藏回”群体的人类学研究

云南藏区的“藏回”,是不同族群在长期交往融合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保留着一部分对回族的认同,但在生活习俗乃至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已经深深的被藏化或者汉化.本文将以云南省德钦县升平镇为例,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介绍“藏回”群体在当地的历史渊源与生活状态.我将指出,在理解这种现象的时候,需要区分“身份证上的族别”、“心理上的族群认同”与“生活上的族群习俗”这三个概念.我也将指出,对社区生活的参与和依赖是回民逐渐“打开自己”的重要原因,同时,他们也在家庭与清真寺中保留了一片自留地,使传统身份与文化得以延续.最后,结合相关论述,探讨这种“地方化的伊斯兰教”出现的原因,以及给予我们的启示.     

论入华粟特人流向的完整线索及最终归宿——基于粟特人“回鹘化”所作的考察

安史之乱后,中原汉人产生了排斥胡人的社会风潮,粟特人用改变姓氏、郡望等方法极力抹掉自己的胡人特征,出现了"汉化"现象.与此同时,由于丝绸之路为吐蕃所阻,众多入华粟特人转而以摩尼教徒的身份进入回鹘汗国,并籍草原丝绸之路开展东西方贸易,开始了"回鹘化"的进程.9世纪中叶及11世纪中叶回鹘汗国及甘州回鹘的"汉化"过程中,也裹杂了众多"回鹘化"了的粟特人.而对于最终融于维吾尔族的粟特人而言,"回鹘化"也是其重要阶段.     

社区的“多民族”化与民族关系的制度化

在多民族国家城乡社区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现象,即社区“多民族”化问题并不是当代社会的专利和发明,而是古代社会已有的特征和社会关系模式.进入新时期,社区“多民族”化问题日益凸现,随之而来的民族关系的演变直接促使了社会结构性变迁.作为社会结构的制度,需要进一步调整其框架和意义系统,应对多民族社区社会关系予以关注和干预.社区“多民族”化本身并不是问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只是过去,在现在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制度对社会变迁过程仍具有引导和重构作用.这是经济与文化发展、市场机制调整与多民族社区个体和群体健康发展的实际需要.     

从“汉化”到“回化”:泉州回族认同问题再讨论

泉州回族在历史上经历了从先民的穆斯林身份,明朝以后作为穆斯林后裔、汉族身份及其认同,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回族身份及其认同的历史转变过程。与关于历史上泉州回族"汉化"问题的讨论相比较,"政治建构论"和"心灵守望说"两种讨论泉州回族"回化"问题的范式存在将这一过程简化论述的倾向。泉州回族的"回化"像"汉化"过程一样,并非是某种因素主要建构的结果,而是一种历史发展的逻辑过程。民族认同问题也必须被放入历史的脉络中进行具体分析。思维的逻辑应当反映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必然性。     

论壮族和汉族的通婚(从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

一、前言众所周知,居住在今天华南各地的少数民族,历史上不断受到来自汉族的影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从整体上说,所谓“汉化”,是指居住在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集团,随着对汉族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诸体系的容纳吸收.在民族同一性方面所产生的自然变化过程。广西的壮(在1949年前的史料中,多被记载为“獞”、“撞”)族,特别是“非土司型’的集团,在华南少数民族诸集团中,可看作是“汉化”程度非常高的典型。     

论如何认识“民族利益”与“民族地区利益”

概览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利益保障和维护相关研究领域,笔者发现,一些研究者著述中存在易于混淆“民族利益”“民族地区利益”的观点.鉴于“民族利益”“民族地区利益”等相关问题往往是引发民族矛盾冲突的主要因素,也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分子进行蛊惑煽动、制造民族冲突、实施民族分裂的切入点,因此,在切实保障和维护我国少数民族利益的同时,明确认识“民族利益”与“民族地区利益”,正确引导社会民众思想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六乌圣母”:壮族鸟神崇拜的原型

历史上,壮族未曾形成统一的宗教,其信仰还处于原初的万物有灵、多神崇拜的阶段。其中,“六乌圣母”之神位赫然高就,广为壮人所祀。据史载:“壮俗每数年延师巫,结花楼,祀圣母”。“按圣母不知何指,据邑中武平里诸壮所祀,则为六乌娘,又名六乌婆,庙在六乌山。比人每遇瘟疫,则舁六乌娘巡游村市热闹”。 “瑶祭盘古,壮祀六乌圣母”。《粤江流域人民史》亦有“壮祀六乌圣母、白马令公等神”之说。虽然这些祭祀形式已经明显披上了汉族宗教文化的色彩,但仍掩饰不住它与自然崇拜的渊源关系。     

也论历史上民族融合的“良性发展模式”——与钱国旗同志商榷

本文对钱国旗同志《民族融合的良性发展模式》一文中的主要观点 ,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认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北魏前期和后期的民族融合具有不同的特点 ,后期的鲜汉“民族融合”过程中强制性“全面汉化”的特征很突出 ,属于强制性民族同化 ,而且该文章的主要内容与所得出的结论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故北魏后期的“民族融合”并非“良性” ;同时 ,这种“良性发展模式”在历史上也不具有明显的“示范意义” ;历史上存在以汉化为基本特征的民族融合 ,但不以北魏后期的那种强制性“全面汉化”为特征     

试论惠东妇女“长住娘家”婚俗的起因

惠东妇女“长住娘家”及相关人文是极端父权社会的体现，不符合从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阶段的“残俗”特点。惠东地处古代人文发达的福建东部沿海，是六朝以来闽越族汉化最早、最深刻的地区，明清时期汉民又几度迁徙，原住民的文化影响早已无存，将惠东特殊人文归结为闽越族的“遗留”有悖于惠东历史。明清时期环境变迁，两性自然分工，是惠东汉族人文互动生成与延续的根本原因     

湟中藏族妇女头饰“哈热”

分布在今天青海河湟一带的藏族,在历史上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相互接触较早,交往广泛,长期以来受汉族文化影响很深,尤其是解放后,在语言上的汉化现象十分明显。但是,至今仍然保持着本民族的习俗风情、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且丰富多彩。这一地区内的各乡各村又在服饰、婚嫁、丧葬等习     

“Hmoob”“Mab”及“Suav”:美国苗族“Hmoob”人的自我认同与族群分野

美国苗族“Hmoob”人,仍然保存着自己的语言. “Hmoob”人的语言属于苗语西部方言的一种次方言,其中某些词汇可能源于古代汉语.“Hmoob”人现今仍然在使用的几个词汇如“Hmoob”“Mab”和“Suav”能够清晰地反映出“Hmoob”人群体的自我认同与族群分野建构的历史过程.在建构自我认同与族群分野系统的过程中, “Hmoob”人的族际关系观念受到其历史迁徙过程与华夏民族观的影响,但文化自觉因素在其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 “Mab”一词与其衍生词汇在美国“Hmoob”人群体的当代自我认同与族际分野中仍然存在,但已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     

家族、村落、市场：三重“原生”社会网络的式微与重塑——以桂西北仫佬族聚居地为例

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传统社会网络的演变是透视社会关系变迁的重要窗口。基于对桂西北仫佬族地区家族、村落、市场三重圈层关系的考察,发现社会流动、现代文明以及媒介技术加剧了“原生”社会网络的式微与重塑,由亲缘、地缘构成的关系网络和互助体系日趋松弛,呈现出时空延续、非地域化、市场化等特征。在民族地区迈向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进程中,需要重塑仫佬族新社会网络的“根”与“魂”,将“原生”社会网络的重塑与新社会网络的构建并行并重对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擂背节”与“布侬”壮人

壮族是全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由于分布范围广,各居住区域地理环境、民族结构不同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不平衡而分成很多的支系。其中,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西林县与云南省广南县边界一带,居住着一支自称为“布侬”的壮人,他们在语言、服饰和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与其他壮人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他们每年逢七月十五日“擂背节”的习俗更著异彩。笔者身为“布侬”人,曾多次参加“擂背节”活动,近年来从事地方工作,又对“擂背节”作了一些调查,现将所了解的两省边界“布侬”人“擂背节”的情况简介如下:     

“临高人”进居海南岛时代探讨

在海南岛北部,东濒南渡江,西临新盈港,南起儋县南丰、澄迈白莲、琼山遵潭一线,北至琼州海峡,包括临高、儋县、澄迈及海口市郊共四十七个区,居民五十多万人。他们操着一种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相近的语言。这些居民,以临高县为最多而又集中,总数达二十七万多人,占操此一语言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三点六八。于是,人们以地名语名人,把这种语言称为“临高话”,将操其言者统名之曰“临高人”。据有关方面的调查研究,认为“临高话”是“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壮语的一种方言”。“临高人”同壮族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