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本逐末的名人故里之争

近年来,我国各地的名人故里之争硝烟四起,且不断升级,愈演愈烈。从表面看,似乎是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弘扬。实际上,掩藏在这一华美外衣之中的则是一场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的较量     

旅游“井喷”背景下的“名人故里之争”研究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及在旅游经济的刺激下,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关注并发展旅游业,致使我国旅游业呈井喷式发展态势。名人资源是地方政府发展旅游业的重要关注点,名人故里之争在旅游井喷背景下表现尤为混乱无序,当地民众、地方政府、媒体及部分专家学者也参与其中;地方政府支持、经济发展需要、文化资源稀缺及地方情感依恋是推动名人故里之争的重要方面,其中经济利益之争是其核心。     

大学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

传承文化,提升人文精神是大学的功能之一。近年来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大学远离了人文精神,追逐功利化的结果使大学走向精神的沉沦。时代在追寻大学的本真,现实反映了大学人文精神的缺失,大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系亟待加强,大学人文精神缺失的原因亟待寻求,人文精神的回归是大学使命的时代诉求。     

名人故里争夺与文化地理传播:以李白故里为案例

李白出生中亚,生平游历四方,留下诸多诗文,名人是一种品牌,也是一种文化资源。以天水、江油、安陆等地集中铭刻李白生命史的诗文作为文献物证,研究认为:(1)李白故居累积了若干次维修中新增的历史记忆信息,实际上早已不是唐时李白最初生活过的民居原型了,而是一个累积想象中的综合性文化构想物;(2)重新研究唐代历史文学地理,以李白个人史和游移空间研究主线,串联现在两国四地,共同分享李白故里品牌,分享李白旅游线路。以共享合作、文化合作,带动经济合作,实现共赢;(3)李白故里的争夺只是"名人故居遗产位置属性"的争夺个案,但是具有普遍意义。名人故里的唯一性界定、唯一性争夺,与名人生命轨迹的多动性、文化传播的名人效应是名人故居争论的根本原因。     

中国特色的名人故里经济

近日,国家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下达通知,要求不宣传有争议、未认定的名人故里,不命名虚构人物故里,严禁利用反面或负面人物形象举办主题文化活动等。从字面上看,只是进行限制和规范,并未禁止。毕竟,各地抢夺名人故里的行为并不触犯任何一条法律,撑死也不过一个“缺德无耻”的坏名声,以文化部和文物局的权限确实压制不住,所以各地的名人争夺战还将继续打下去。     

女娲补天：永恒回归的神话

女娲补天神话不是《红楼梦》的引子或楔子,而是《红楼梦》的原型。因而,女娲补天神话的解读对理解《红楼梦》就显得极为重要;女娲补天神话利用了“互文”与读者的“前理解”,实际上暗示了女娲神话系列;女娲神话系列所表现的是在男性主义文化对女性主义文化代替的大背景中,人们对女性主义文化“永恒回归”的强烈愿望。女娲补天是“永恒回归的神话”。来源于女娲补天神话的“宝玉”置换为贾宝玉进入现实的人生故事,是女娲补天“永恒回归神话”的置换变形,“宝玉”既是已经逝去的女性主义精神的象征,又是补天原型的象征;曹雪芹以女娲补天神话为原型讲述贾宝玉“永恒回归”的故事,意在表现要用中国文明之源的女性主义精神改造现实男性主义“甚荒唐”的“反认他乡是故乡”。     

淹没在上海弄堂里的名人故居

"请问先生,我们能不能去你二楼的房间,从窗口拍对面徐志摩当年的旧居?"未待我作答,那位中年女士立即补充道,"我们刚从美国来上海不久。"她吃力地说着我很难"破译"的汉语"密码"。这时,邻居走过来轻声地对我说:"那胸前挂相机的男士是徐志摩的孙子。"     

印章：回归艺术收藏本源

对于印章收藏,重“石”,重“工”的讨论不绝于耳。总体来说,印章石的材质珍稀性、金石篆刻的艺术性及印章的整体外观雕刻的艺术性是决定印章收藏价值的重要标准。     

中国大学的出路:精神回归还是制度建构——兼论大学精神“回归”说

近年来,我国教育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现在我国大学在不断地突破自己的底线,大学精神衰微、迷失、变味甚至"变态"、"虚脱"了。据此认为,实现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让大学精神"回归"是眼下的当务之急。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国内外大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大学精神的形成规律充分证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越来越融入社会而并非独立于社会,再者我国后发外生型的发展特点也决定了中国大学无法走精神"回归"之路。只有重新定位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才是拯救我国大学精神的务实之举。     

文化自觉:“象牙塔”诚信回归的思考

市场经济背景下,社会诚信缺失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势必也或多或少地冲击着大学校园诚信。大学这个"象牙塔"如何守望校园诚信,发挥"象牙塔"的文化引领和示范功能,是每个校园人值得深思的沉重命题。从文化自觉视角探究大学校园诚信的本真,以期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参考。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比较—现代新儒家“体用观”内核之思考

现代新儒家是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为接续儒家学说道统、回应西方文化挑战而产生的东方文化意识流派。其代表人物在科学与民主强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浪潮下，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做出了独特而又深邃的诠释，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体用观”。这种“体用观”因其明显失衡而多遭非难，但亦因其丰富而瑰丽的人文思致而倍受学界瞩目。     

温名人旧风，塑校园新貌

一、问题的提出 校园文化是学校的隐性课程，对师生的理想道德、个性品德、行为习惯、言谈举止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谐”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核心。和谐即美，它是一笔可供开发的精神财富。要创设和谐的文化氛围，提升学校的文化品位，学校必须从学校文化建设入手，唤起教育者的文化意识，共同立足于学校实践，着跟于学校未来，积极构建开放、民主、和谐的学校文化。     

“后申遗时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人文重建

随着国际国内各种文化遗产名录"申报热"的降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有关部门完成申遗任务之后,应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同乡村社区的人文重建结合起来,使之在现代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名人进高校：是“授业”还是“做秀”？

"皇阿玛"张铁林受聘为暨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目前已经开始工作。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皇阿玛当院长"事件虽然尘埃落定,但关于名人与高校应否"联姻"的争论尚未结束:高校聘请名人当教授,是教学需要还是为了装点门面?名人进高校,是"传道授业解惑",还是娱乐圈外的另一场"秀"?     

李约瑟：伟大的建桥者

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叙述以及提出“李约瑟难题”都未必是李约瑟学术工作的最后归宿,他最为关注的是在东西方之间“架桥”。李约瑟这种架桥、沟通工作和毫无偏见的探究,是解读《中国科学技术史》和“李约瑟难题”的钥匙。作为一个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者,一个沟通中西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为中西方的“建桥”者．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远远超出了科技史意义,而具有了强烈的人文文化和人文精神意义。     

文化认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法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意义在于借由小传统的维系,确保大传统的文化认同。这种意义决定了"非遗"的法律保护应当以公法保护为主导,并在区分文化商品与文化公共品、文化的表达与文化的"文法"的基础上,侧重于文化公共品的提供和文化"文法"的保护。这种保护方式和对象的特定性又决定了政府主导的"非遗"保护应有适当限度,尊重"非遗"的文化本位性。我国"非遗"地方保护制度尚未提升至《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思想高度,在保护实践上还存在忽视民间文化小传统形成的规律性、挟制民间文化认同的弊病,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文化认同的形成,应在尊重"非遗"规律性的基础上,调整公法保护机制。     

“回归马克思”：批判教育学的发展选择及其问题

以麦克拉伦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批判教育学者，在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加深及左派重振运动的背景下，提出“回归马克思”，其目的在于使批判教育学变成一种废除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克服人的异化而实现人的解放的教育学。批判教育学“回归马克思”实际借用了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解释的概念范畴和分析框架。由于批判教育学理论的非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立足于修补的改良色彩，因而回归马克思的努力也只是“修正”马克思主义，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意义是有限度的，因此它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     

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司马迁精神——渭南师专“司马迁与当代人文精神”座谈会综述

把司马迁精神放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考察，其隐设前提就是司马迁精神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启发作用。渭南师专学报编辑部、《史记》研究室共同召开的“司马迁与当代人文精神”座谈会，对这个课题进行了极有意义的探讨。     

乙方：“山寨文化”是哪门子“文化”

2008年，先是山寨手机粉墨．登场，继而山寨服装、山寨春晚，形形色色的山寨产品层出不穷。也因此诞生了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山寨文化”。 有人在博客中说，“山寨文化的泛滥与其说是对草根创新精神的标榜和昭彰，不如说是对中国知识产权意识严重缺位的讽刺”。对此，马上就有“山寨帮”反对，“山寨文化怎么就泛滥了？如何就丢人了”？     

肇庆学院“地方音乐文化研究团队”简介

肇庆学院音乐学院地方音乐文化研究团队组建于2006年,由范晓君教授、平黎明教授、齐柏平教授（博士）、孙家国副教授、李琳副教授、陈国庆副教授及王伽娜、陈林君、余洁芬、陈华丽、黄春媛、李田田等6名讲师组成,音乐学院范晓君教授为负责人。该团队组建当年,即成功申报了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学科共建项目《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粤西传统音乐文化研究》（06GR－04）并于2009年完成;2009年12月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一般项目《中国“采茶”音乐文化研究》（09YJA760046）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一般项目《广东“采茶”音乐文化研究》（09R－01）的立项,并分别于2013年完成;2013年12月获得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之地方历史文化特色项目《粤西“八音”史研究》（GD13DL10）的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