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萨·汗时期(1921-1941年)伊朗民族国家构建的路径选择与困境

礼萨·汗时期(1921—1941年)是伊朗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阶段。礼萨·汗通过对各种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建立了一种超越传统部落和宗教权力架构之上的军事、行政和财政主导权,政府成为社会公共权力的中心,扭转了长期以来传统王朝国家的地方主义割据局面,彻底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礼萨·汗"政府主导型"模式的现代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国家与社会(部落、什叶派伊斯兰)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复杂的政教关系和强制性的民族整合政策使伊朗国家构建和民族构建进程陷入困境,极大削弱了巴列维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民族主义与国家利益——民族学视野中的阿富汗国家重建

本文试图从民族学的视角探讨阿富汗重建问题。通过考察阿富汗民族主义与国家利益所依存的历史与社会背景、表现形式和内涵、两者间的悖逆关系与产生动因及其影响,分析了阿富汗重建可遵循的原则和采取的措施,阐释了相关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民族主义是决定民族国家行为的源动力,国家利益是民族主义的动因;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家利益的建构作用通过各民族应对共同的非安全因素而组建的联盟或联合得以释放。     

“赞米亚”视角下的近代西南地区基督教的传播与国家适应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认为,基督教在赞米亚地区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是与山地族群的先知主义和千禧年宇宙观契合,从而使基督教成为山地族群借用的意识形态与谷地国家对抗,逃避谷地的统治。然而民国时期,中国西南山地民族皈信基督教的例子则显示,基督教为这些民族带来符合现代社会秩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促使山地民族进入现代性的社会化道路,这恰恰符合了国民政府对于山地民族长期以来的教化愿望,期望将山地民族真正纳入国家的治理体系之下。因而基督教进入“赞米亚”区域,虽然也有逃避统治与国家相对抗的一面,同样也有与国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一面,促使山地民族适应国家并进入国家。这可能是斯科特所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青海同仁地区传统部落组织的转型现状——基于传统政治结构现代发展的视角

文章以青海省同仁县作为个案,讨论该地区的传统部落组织及其现代转型.在简要回顾解放以前同仁地区传统部落组织及其构成体系的基础上,将其置入传统政治结构现代转型的时代背景中,从该地区传统部落组织结构、传统部落社会关系、传统部落社会功能向现代化转型三个维度,阐述并分析解放以来同仁地区传统部落组织的转型现状及其原因,并对其未来走向方面进行了简要展望.     

身处国家边缘的发展困境——缅甸那多新寨考察

处于国家边缘的缅甸那多新寨阿卡人村民的"闲暇"是在低生活需求及没有更好的机会和更高的能力去从事他们愿意进行发展的活动的结果。该村传统组织功能的弱化,传统文化的式微以及诸多发展努力大都归于失败所表明的就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国家承担其责任从而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及管理的艺术,向国民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及发展的平台,是身处国家边缘的群体进入国家化进程并实现其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     

民族主义视野下的阿富汗重建

2001年以来的阿富汗重建可以分为国际社会主导和阿富汗政府主导两个阶段。在国际社会的协助下,阿富汗政府在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问题依然严峻。民族主义对阿富汗重建具有重要的影响,它不仅是阿富汗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阿富汗社会动员的主要方式,还直接影响着阿富汗国际形象的重塑。阿富汗重建的进程也是阿富汗民族主义重构的过程。     

论货币与国家认同的建构

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也强烈冲击着传统民族国家,国家认同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彰显.现代货币作为民族国家权力建构的产物,本身是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图像、货币语言、货币体验与货币信任是现代货币建构国家认同的四种主要方式.通过这几种方式,作为国家认同的现代货币发挥着合法性辩护、激励民族情感、协调社会活动、整合国家力量等重要功能.     

清代中前期国家认同建构探析

清代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特殊的王朝,既乘续之前明王朝的发展概况,又开启中国近代化的序幕。作为一个满族入主中原的王朝,清朝统治者在进行统治过程中,既充分吸收汉化色彩,又保持着自身的特色。在近三百年的统治中,清朝统治的核心便是树立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围绕统治合法性的问题展开,又恰逢世界格局大变动,清代统治者充分吸取前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之上不断形成了一整套国家管理体系,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以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为主体的国家认同。本文将从满族身份认同的建立、民族意识的萌生与民族国家的建立简述清代大一统社会政治与文化体系的特征,进而说明清代民族认同建构的重要性。     

党项人的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对于党项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形成,传统的说法是根据极其有限的范例,认为是在氏族部落及其联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即是在氏族部落的废墟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被一些国内学者所接受的“酋邦”说,似乎看到并论述了宗族部族政权的存在,但“酋邦”说概括不了宗族部族政权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笔者从历史史实和逻辑推理两个方,论证了党项民族是直接在宗族部族的新基础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在西夏国建立之前,《宋史·兵志五》就详细记载了党项人处在宗族如林的宗族部族发展阶段。最富强的拓拔——李氏宗族的几代人,利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实现了统一党项和建立国家的任务:利用中原王朝的加封在其民族中树立起任何势力也代替不了的威信与地位;用姻亲关系联络强宗大族以加强同各宗族部族的联系;“委豪右分统其众”,“以兵法勒部众”,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变宗族部族首领为国家官员、变宗族部族武装为国家武装的金钥匙;用官爵、钱物笼络各宗族部族的大小首领为其保卫国家和统治人民服务;用首领子弟组成“六班值”亲军来控制各个宗族部族组织;向各宗族部族的人灌输儒家思想,使其忠于皇族;用宗族部族制宗族部族,以巩固皇族对全国的统治;善于处理与宋、辽的     

论国家权力与少数民族的自我发展

当现代社会把"平等"作为自己的目标追求及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时,就应看到"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1]。这充分展示了实现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平等发展权力在国家目标设置中的重要地位。忽视这一问题,不仅会导致国家经济发展目标设置的失误,而且会导致对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的质疑。特别是社会转型期,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行人”、“行人部落”

吐蕃统治时期在敦煌设置了主要由落蕃唐人组成的行人部落和丝绵部落,吐蕃文分别写作Rgodkyi sde和Dar pavi sde,二者由驻扎于河西地区的吐蕃中翼擘三(Phyug tsams)千户管辖,也被统称为擘三部落。行人即军士,行人部落系军事部落,主要负责军事行动,规模较大,有上、下二部落。丝绵部落则主要负责农桑生产。公元820年在敦煌成立了阿骨萨(Rgodsar)和悉董萨(Stongsar)两个独立军事部落,取代了行人、丝绵部落。之后又成立了另一个独立军事部落悉宁宗(Snying tshom)部落,这三个部落也总称为行人三部落。     

民族主义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

改革开放后我国民族问题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国内外敌对势力支持的以台独、东突、藏独、疆独为代表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造成了威胁。尤其最近的3·14藏独事件、7·5疆独事件严重的影响了民族团结、国家稳定,对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提出了挑战。本文主要在研究民族主义对多民族国家政治合法性影响的基础上,提出怎样利用民族主义的双刃剑作用增强多民族中国的政治合法性。     

“民族国家”与“国家民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紧张关系何以消解

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民族主义浪潮再度兴起。在民族主义的催生下,多民族国家内的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得以强化,相应地可能弱化国家认同,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受到严重威胁。显然,当代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的症候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紧张关系。何以消解这一紧张关系?一些民族国家曾经采用过或仍在继续所谓的同化和多元化等策略,前者已经被人民强烈地抵制,后者也凸显出诸多问题。为此,本文尝试基于对民族国家实质的分析,结合考察已有的理论范式的不足,并探究一体化的路径,即通过构建国家民族来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的和谐。     

12世纪前中央亚细亚草原的鞑靼人及其国家

波斯史学家拉施特丁的《史集》为研究蒙古人统治之前中央亚细亚草原上鞑靼人的历史提供了重要信息。拉施特丁认为,蒙古人统治之前中央亚细亚草原地区的居民以突厥部落为主,其组织"结构"为6个鞑靼人国家。本文以鄂尔浑和叶尼塞河流域突厥如尼文碑铭记载为依据,参照汉文史籍、敦煌和波斯手稿等的记载,探讨了9—12世纪在甘肃和新疆的广阔地域内活动的鞑靼人及其政权、9世纪上额尔齐斯河流域基马克人及其部落联盟的形成与鞑靼人之间的关系。     

从史诗《格萨尔》看藏族部落的血缘制度

从史诗《格萨尔》看藏族部落的血缘制度何峰血缘是维系部落社会的一条重要纽带，即使在地缘部落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藏族部落也不例外。藏语文中，与血缘相对应的词汇是“”（骨系），它几乎包含了血缘所代表的全部意义。青海省境内的果洛藏族自治州，历史上称“三果洛...     

从“事实”转向“法理”——《犹太民族国家法》与以色列国家属性的再界定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色列最高法院发起“宪政革命”,正式确立了“犹太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双重属性。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国家属性问题再度引起以色列社会的关注。从2011年起,多个不同版本的基本法草案被提交至以色列议会,要求确认以色列的犹太国家属性。经过长达7年的博弈,2018年7月19日,以色列议会以62票对55票通过《基本法:以色列——犹太人的民族国家》。该基本法出台后,在以色列国内外乃至国际社会引发了强烈反响,它表明以色列以多数主义统治为特征的族裔民族主义从含糊转向明确、从“事实”转向“法理”,代表着建国七十年以来以色列国家属性的再界定。     

玉树藏族部落习惯法初论

玉树藏族部落习惯法除具有混合性、简约性和任意性的特点之外,还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在政权组织方面,具有突出的“家族一体”性,还有个别的“政教合一”性;在对部落社会的控制和调节机制中,通过草山对部落属民进行纵向控制,用“杀人偿命价、伤人赔血价、偷盗加倍罚”等方式对部落社会进行横向调节。此外,军事方面的内容也独具特色。     

历史遗忘与国家观念的重建——透视泰国北部美良河村拉祜族的国家认同

泰国北部的拉祜族迁徙历史并不长,但对自己曾经的国家和故土的记忆却很模糊,他们主动"遗忘"了历史,并通过宗教故事杜撰了"没有国家"的集体意识。进入泰国定居后,在得到泰国公民证、获得泰国政府的福利和特殊支持后,新的国家观念又重新建立起来。对泰国拉祜族在迁徙中去国家认同和重建国家认同过程的分析,揭示了构建国家认同的四个要素:合法性、利益获得、权力表达和文化包容。     

普什图人与普什图尼斯坦问题

普什图人是南亚、中亚交界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至今仍保留着部落社会的特征。普什图人的发展壮大推动了阿富汗民族国家的建立。1893年,英国强迫阿富汗接受划分双方边界的杜兰线,普什图人被一分为二,成为跨界民族。随着印巴分治和巴基斯坦建国,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爆发了关于巴属普什图人地位和归属问题的普什图尼斯坦争端。基于普什图民族主义的思想和国内民族、政治现实的需要,阿富汗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立场强硬。巴基斯坦对普什图人地区的政策措施消除了普什图民族主义运动造成的分离威胁。阿、巴双方理性、务实地处理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有助于普什图人的自身发展和地区局势的稳定。     

英国的委任统治与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形成

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迫改变传统殖民统治策略,转而在其占领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实行“委任统治”。在此期间,库尔德人占多数的摩苏尔地区被并入伊拉克政治版图,这是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逻辑起点。在英国“监护”下,伊拉克民族国家建构的措施有：建立君主立宪制、鼓励阿拉伯民族主义、维持部落体制等。但是由于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的错位、统治基础的薄弱、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地方主义势力的强化,作为民族国家的伊拉克可谓形神俱散。初创的伊拉克国家无法获得库尔德人的认同,这是其库尔德问题产生的内在理路。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主导的“民主化转型”导致库尔德人、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出现“分裂型民主”,这可以看成是英国在伊拉克委任统治的现实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