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族共和”与民国初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两条进路及其演变

“五族共和”思想蕴含着“中华及其‘各族’”的观念,呈现出“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二重面相”。由五族共和的二重面相引发了民国初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两条进路,即合国内诸族为一人的“民族融合进路”与国内各族当一视同仁的“各族平等结合进路”。同时,“两条构建进路”在民国初创阶段相互交织、相互依存。之后,国共两党的路线分殊及其民族观念、国家观念的分歧在客观上导致了相互依存的两条构建进路的分离。而五族共和开启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两条进路的互动依存,以及两条进路分野之后的结果及影响,对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启示：一是要辩证的看待国族整合与民族平等的关系,意即整合中实现着平等,平等中孕育着整合;二是应在“各族平等结合进路”延续下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路径（民族团结政策机制等）之外,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国家民族机制、国民化机制等;三是要从国家现代化的高度来认识中国崛起阶段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从国家认同的视角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涵。     

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困境与路径选择

近代以来,随着欧洲民族国家范式的扩张,全球化推动了世界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既相互支撑、又彼此掣肘的双重变奏,进而成为多民族发展中国家进行族际政治整合时面临的复杂而棘手的国家治理问题。民族与民主的二元视角与二维治理逻辑,也系统体现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族际政治整合的实践困境,如不断增强的各类族属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弱化、日趋紧张的族际关系使国族虚化或涣散、集体的族属权对于个人公民权利的挤压、诸种理论思潮对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的侵蚀等。多民族发展中国家要突破族际政治整合的实践困境,需要选择符合国情的民主化道路,增强国族机制的系统持续构建,推动良性族际互动机制的建设,确立正确的族际政治整合价值取向,以寻求合适的族际政治整合道路,如此或能逐步化解国家治理的困境。     

族群动员:一个化族裔认同为工具的族际政治理论

冲突与整合是民族关系、民族与国家关系的恒常旋律.回首过去,红极一时的民族国家构建以及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激荡都给人类历史留下了民族冲突的恐怖魅影.举目现今,世人都在殷殷期冀和平,悉心守望难得的民族和解与共处.然而,不时复燃、间或新生的民族冲突总是在告诫人们:民族冲突是人类关系难以治愈的顽疾,民族差异的长期存在,往往使族性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族群动员理论是揭示民族冲突缘何发生的西方族际政治理论之一.     

移民地位和权利:对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政治制度的严峻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移民运动 ,改变了原有民族国家内的民族构成 ,对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政治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本文从剖析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种族排斥性、建立在排斥性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代议制民主制度的非自足性、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等角度 ,提出了全球化进程中发挥国家的冲突调节机制和矛盾转化功能 ,改造滞后的政治结构 ,建构正确处理多民族国家内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的多元主义族际政治理论的迫切性     

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的族际政治整合

族际政治整合是现代国家构建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运用政党吸蚋和嵌入、行政性自治和盖异性公民权三个概念分析和探讨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的族际政治整合逻辑.中回共产党通过政党组织整合、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以及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基本实现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的族际政治整合,其中基于"吸纳"和"嵌入"的政党组织整合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族际政治整合的关键所在.随着制度环境的变迁,中国的族际政治整合也面临着挑战,实现族际政治整合机制的有序更新和适应性是必然的选择,而如何在政治整合的基础上加强文化整合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族际整合的应然方向.     

周平:多民族国家中的族际政治整合研究

周平教授从民族政治学的视角展开对多民族国家中的族际政治整合研究,具体来讲,从国族与民族国家的讨论进行族际政治整合的理论预设;从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提供族际政治整合的时代线索;从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来展开对民族政治整合的反思;从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谈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调整;从区域主义边疆治理模式的提出进行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实践探讨。其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民族政策价值取向方面,主张将"民族主义"取向的民族政策朝向"国家主义"取向的民族政策;在族际政治整合方面,力推将国家的整体利益作为多民族国家整合的出发点及核心点。在边疆治理方面,提出边疆治理的区域主义治理模式。     

“民族互嵌”的理论依据与行动准则——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社会整合视角

民族互嵌”是不同民族的人居空间、关系网络、心理素质相互融通、彼此吸收,使社会一体性和国族认同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和现象,其必要性源于国家整合族际社会、推进国族建设的根本利益：空间互嵌可为个体成员的跨族交往提供便利,关系互嵌可为族际关系的网状延展和交往规范的传输积累创设情境,心理素质互嵌基于公民身份辨识和国族共同体感知发生。通过人居空间、社会关系、心理素质的相互嵌入,作为个体的民族成员、作为群体的传统民族均被整合进国族共同体,由此中华民族的实体性社会基础得以巩固,亦有助于国族认同的提升。     

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如何看待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逐渐成为族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焦点话题。文章从个体认同的多重性、民族认同问题产生的根源两个角度,论证了在冲突视角下,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视为矛盾和对立事物的理论观点的不科学性和误导性。科学地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需要一种和谐视角。这种视角认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存在价值共识和功能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在社会实践中可以和谐共存;二者统一的路径是构建能够有效整合民族异质性与国家统一性的公民身份,完善公民权制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农民合作社的族际关系整合功能研究

在民族乡村地区,农民合作社所潜在的族际关系整合功能是从组织行为层面思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可能进路。农民合作社的族际关系整合功能体现为生产互助功能、文化共生功能和信任增蓄功能三重面向。即通过以生产协同资源供给形塑经济共同体,以民族文化传承交融锻造精神共同体,以增进社会信任资本孕育社会共同体,从而促进民族乡村地区的族际经济关系整合、族际文化关系整合和族际社会关系整合。就路径选择而言,调适合作社利益关系、锚定合作社组织边界、厘正合作社管理运行可以使得合作社走出集体困境、防范功能异化,并提振其组织绩效,最终让“合作社整合效应”超越地方藩篱,发挥一定的催化作用,促进不同民族社员杂居的乡村区域共同体走向各民族互构共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论民族权利与国家整合

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发展,在人类社会引发了两大政治潮流:一是民族独立运动,即寻求自由、独立和平等的民族力图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二是国家整合运动,即民族国家力图以共同的国家认同为基础,有机整合国内各民族,从而建立一体化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于是,在全球范围内,民族与国家之间就出现极为复杂的政治关系。本文主要探讨在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国家整合与保障国内少数民族权力之间的内在关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族际通婚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云南和宁夏地区的调查

族际通婚态度不仅影响实际的通婚行为,而且能反映出各民族之间的融合程度。族际通婚在推动文化交流、加强社会联系、增强对其他民族的认同感,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族际通婚态度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变迁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从而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本文基于云南和宁夏地区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考察当前少数民族群体对族际通婚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族际通婚态度的影响因素包括个体、家庭和社会三个层面。研究显示,少数民族群体对族际通婚整体上持积极态度,对子女和亲属的通婚态度相比自身更为积极。此外,个体和家庭因素与少数民族群体的族际通婚态度显著相关,其中家庭民族构成的影响较大,各民族之间的日常交往和共同生活有利于形成积极的族际通婚态度。通过族际接触和文化交流、教育宣传活动和改善社会经济可以促进族群融合,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现代民族国家中的族际政治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 ,源自现代世界体系的政治建构。国家领土范围的确定性和生活在领土上的人民的非均质性 ,是族际政治存在的既定前提。探索不同种族文化集团在民族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中和睦相处 ,讨论如何公正地对待各个群体和个人 ,正确处理群体之间的利益和关系 ,求同存异 ,在共同接受的价值观的基础上达成共识 ,是族际政治的目标和它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关于族别调查的认识与思考

20世纪50年代个别省区开展族别调查,但民族识别从未列入（全国）民族工作的日程,只是个别省区对个别族体曾开展过族别调查。有关部门之所以开展族别调查,只是辨析族体,确认或恢复族称。这些新确认的民族仅占中国各民族数的W4、人口的3％（1964年统计数）,因而不能认为“56个民族的来历”源于民族识别。以20世纪50年代云南省的族别调查为例,其开展的族别调查是配合民族语文创制而展开。云南民族分布以北纬24。为南北界线、东经99。与东经104。为东西界线划为彝语支、壮傣语支和瓦崩语支的民族界限,新确认的少数民族是这些界线内非该语支民族或界线外的民族。僳僳族的确认与怒族的族别调查过程表明中国各少数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并非识别产生。20世纪50年代少数省区对个别族体开展调查、辨析族属、明确族称,只是对该共同体的明确,关键在于国家的确认。     

中国的族际政治整合与中华民族建设

中国模仿性的现代国家建构以传统疆域内各族各群凝聚为统一的国家民族为基础.内忧外患压迫下中华民族的构建直接以爱国主义为表征;同时,中华大地诸族文化、利益熔融的一致价值观使中华民族既是现代中国认同政治的直接载体,也是现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现实目标.现代中国的中华民族主权国家属性,决定了在现代中国堪称为“民族”的实体只能是“中华民族”.然而,国家全面建设阶段中华民族的虚化及中华民族理论的缺憾使得国家崛起与中华民族复兴事业面临极大的风险与挑战.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国家族际政治整合,须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战略下构建、完善以“中华民族”国族理论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族际话语体系与行动逻辑,通过加强中华民族建设,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强国基石.     

多维互动:族际政治整合机制研究

多维互动是族际政治整合的一种重要机制,政府、社会组织、族员三者互动的结构、特点、方式、内容构成了这种机制的基本框架。其具有认知、理解、信任、包容等功能,这些功能促进了各族员由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向。因此,建构族际政治整合多维互动机制是实现各族员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政治保障。     

社会分化、政策调节与族际整合

族际整合是多民族国家整合的重要议题,关乎国家认同和合法性的缔造.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以“三大差距”为表征的社会利益结构失衡,影响到多民族国家的有效整合.协调族际利益关系,是族际整合中最为根本的问题.消解多民族社会结构紧张,应在公正协调的发展逻辑下,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社会发展优先.特剐是要发挥社会政策的调控作用,着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优先缩小人类发展差距,确保各民族、各阶层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维护族际利益整合的公正性及建筑于其上的政治合法性,创造中国族际整合的新机制.     

斐济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民族因素与治理

斐济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土著斐济人和印度裔斐济人的关系成为影响斐济民族国家构建和发展的重要因素。1987—2006年间,斐济发生了四次政变。动荡的20年不仅阻碍了斐济的现代化进程,而且族际关系紧张的局面一直延续下来。经过长期磨合,斐济两大民族基本形成分别掌握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格局,族际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妥协性谈判来化解,但是不能出现政治权力的转移。域外大国通过外交、援助等方式的介入,导致族际关系的复杂化。政府层面的民族整合、强化国家认同、实行合理的民族分权、政治和解,是斐济实现政治稳定的重要途径。     

共生理论视阈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五维向度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基本逻辑是一个从"求同存异"到"聚同化异"的过程,旨在构建一个多民族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共生关系与共生状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效建构必须赋予"共生"的理念,以责任、族际、文化、利益、命运为共生单元的建构逻辑,进而推动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全面建构。     

民族国家的命运及其民族问题

全球化造成了对民族国家的冲击和诘难 ,但民族国家将依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 ,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不和谐只有通过民族国家的不断构建和完善才能解决 ,民族诉求的最大目标仍然是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 ,但民族融合、民族文化、民族主义是所有民族国家的共同性问题 ,促进民族融合、鼓励民族文化创新和适应、正确引导民族主义将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有效途径 ;中国同样面临着民族问题 ,民族人口数量规模上相对人口和绝对人口的增加以及民族分布的广泛性说明了民族问题在中国社会问题中的权重有可能加大 ,另外 ,民族的区域性和区域的民族性既是合理的历史继承 ,但同样对社会流动和整合带来现实的阻碍 ,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增强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出路。     

泰缅边境达拉昂人的迁移、族群裂变与跨国民族治理

民族的跨国分布是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现代国家建构与实践的结果。面对日益多元的动因促使下的跨国民族迁移与流动,跨国民族的研究必须直面民族的感性生活和现实问题,从本质论转向实践论、过程论的角度来分析跨国民族的内涵及其生成过程。文章通过对泰缅边境Nor Lae（诺雷）村Dara-ang（达拉昂）人(1)的跨国流动及其族别身份的获得过程的研究,试图提出族群裂变与人口治理是促成跨国民族形成的内生与外在动力,而民族跨国迁移的社会过程、现代民族国家整合与治理的需求以及国家的治理差异、族群的身份认同意识的差别则是跨国民族形成的动力机制的社会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