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N”模式激发社区治理新动能

近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把提升社区服务居民水平作为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来抓,从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能力入手,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建立“1+2+N”治理模式,全力推进落实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激发社区治理“新动能”,社区治理水平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切实增强。     

服务能力强 治理基础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改革任务。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那么,社区治理治什么？怎么治？谁来治？在工作实践中,笔者作了一些思考。     

唱响“南通之治”建设人民满意幸福城市

宜居宜商,是一座城市的境界,安居乐业,是一方百姓的向往。有“据江海之会、扼南北之喉”之称的江苏省南通市,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也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近年来,南通市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通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居民需求为导向,不断夯实基层基础,优化服务体系,促进多方共治,积极构建法治型、服务型、效能型,和谐型、自治型、智慧型“六型”社区治理新模式,纵深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2015年起,南通市在全省率先开展“12345”村民小组自治工作实践,在全市自上而下构建了具有南通特色的“五微三有”微自治模式:崇川区“从‘邻里’到‘邻里+’”为主题成功申报成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通州区“无’‘微’‘不治’的‘微’自治”品牌通过全省现代社区治理实验区结项验收;海门市“四微四新”治理机制、如皋市“1654”小组自治新模式先后荣获“江苏省年度十大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果”奖。南通市还在不断通过瞄准城市治理的难点、痛点,以基层治理创新为抓手,推动社会有序和谐;以城市治理和社会服务“最强大脑”为目标,全力为经济社会蓬勃发展保驾护航。南通正在全面唱响“南通之治”品牌,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继续走在全国前列作出更大努力。     

探索完善“1245”模式夯实基层党组织力量

近年来,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中韩街道爱丁堡社区在街道党工委的领导和支持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放两化”讲话精神,以深入推进“作风能力提升年”和“基层基础建设年”活动为契机,加强与崂山区至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协同合作,探索完善“1245”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模式,夯实中韩街道“活力红盟”区域化党建品牌和爱丁堡社区“爱传万家”社区党建品牌,助力社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社会转型视域下农村社区治理路径选择——“第六届农村社会学圆桌论坛”观点综述

2015年10月31日-11月1日,“第六届农村社会学圆桌论坛”在南京农业大学成功举办。运用综述分析法,归纳总结“第六届农村社会学圆桌论坛”典型观点,为现代农村社区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研究内容重点围绕关于国家治理下的农村社区及其运行逻辑、关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与公共空间的建构、关于农村社区现实困境与治理危机、关于农村社区的治理模式以及关于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等议题展开研讨交流。研究结果是当前农村社区治理在理念与实践方向上尚存争议,但乡村建设已在推动,其主要治理模式表现为本土精英自主型、政治权力主导型、政策资源干预型和社会资本下乡型。研究结论表明社会转型视域下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在于重构治理主体,培育职业化农民精英阶层,内化“外部资源力量”,实现农村社区的合作共治。     

加强社区治理创新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时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改革任务,形成了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到社区治理一体贯通、一脉相承的治理体系,为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城市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研究

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五中全会"创新社会治理"精神为指导,对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进行阐述,对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对老年人家庭状况、社区认同、社会资本、政治素养、公共精神、社会关注导向等影响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的因素展开了分析,并对完善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机制提出相应的对策。     

信息化与社区治理模式创新——以杭州上城社区信息化模式为例

社区治理主体过于单一、资源过于分散、居民社区认同和参与机制欠缺等一直是影响我国社区建设深入推进和社区治理水平提升的症结。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为我国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历史性契机。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二化四网六平台”社区信息化模式实践为例,分析如何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实现社区的复合治理和参与式治理,并形成“国家一市场一社会合作共治”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     

浅谈新闻宣传 如何助力城乡社区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把城乡社区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精耕细作,锐意创新,不断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和治理成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日益美好的生活。     

革故鼎新 有益启示 “2014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举要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作出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重大部署以来,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精神,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实验试点为载体,推动社区治理创新取得了初步成果。为发现、总结和推广各地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经验,民政部组织了“2014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遴选推介活动。在自主申报、省级推荐的基础上,经第三方机构材料初审、匿名评审、联席评审、社会公示等环节,确定了“2014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     

江苏常州·钟楼区 全域资源整合 推动现代社区治理新发展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532”发展战略、高起点建设四大功能区、打赢七大争先仗,充分发挥城乡社区治理创新的基础性作用,着力破解制约社区治理创新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进一步激发基层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打造钟楼区特色鲜明的城乡社区治理创新高地。     

践行红墙意识 深化三社联动 推动多方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创新

北京市西城区是首都功能核心区之一,是国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核心承载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地区,彰显国家形象的重要窗口,辖区面积50．7平方公里,下辖15个街道、261个社区,常住人口124．1万人。2015年,西城区被确定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以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和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新要求,努力践行红墙意识,实施三社联动,以提高群众获得感、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积极推进社区治理创新。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社区建设之品质提升研究——以宁波市镇海区同心湖社区为例

以荣膺宁波市第三届十佳“品质社区”称号的镇海区同心湖社区创建实践为例,运用整体性治理理念,阐释社区建设的品质内涵,分析整体性治理运行机制的嵌入:建好“党建+”的整合机制,提升参与的全民性;以“三圈”建设助推联动机制,提升服务的品质性;多维构建协调机制,提升环境的宜居性;搭建文体为载体的信任机制,提升社区生活的意义性。从“品质”目标的提档、治理结构的创新、内外兼修补“短板”等维度提炼出若干社区建设品质提升的可行路径。     

青岛市“五社联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新格局

近年来,山东省青岛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区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五社联动”创新发展,有效破解社区治理中存在的政府投人资源有限、社会力量参与不足、居民参与意愿不强、感受度不高等问题,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技术理性与治理逻辑:社区治理技术运用反思及其跨越

社区治理技术体系的建构过程实质是推进社区治理社会化、专业化、技术化的过程,要义在于坚持“多元共治”理念,核心是鼓励多元社会主体创设并应用多样性技术手段和工具,目的是实现社区有效治理和服务。从现实需求、价值取向、实践主体、技术工具、应用评价五个维度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技术面临网格功能泛化、物业管理专制、社工难以退出、协商参与不足等问题。社区治理技术的有效运用,需要政府转变职能,明确社会主体功能边界,增强居民委员会社区治理能力,激活居民自治主体性。从治理现代化的高度看,社区治理需要深刻转变,即政府理念从“管控”到“治理”,治理主体从“单一”到“多元”,各类资源从“分散”到“整合”,主体功能从“泛化”到“精准”,治理技术从“模糊”到“清晰”。     

强化社工载体建设 激发社区治理新动能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的重要指示精神,山东省平度市将健全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作为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有效载体,设立城市社区工作者专职岗位(以下简称“社工岗”),打造一支适应新时代基层治理需要的专业化职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     

国家与社会在场：我国足球治理的框架构建

欧洲足球的发展带来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效应。包括德国、英国、法国和挪威等在内的多个国家政府将社区作为实践理念的载体,将足球作为实行社区治理目标的工具,球迷则成为社区治理的传承人。进而球迷的公民身份得到凸显,政府对球迷的政策也从控制管理转变为引导合作,政府成为“协调者”“监督者”和“推动者”。因此,本文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剖析欧洲足球治理改革,对各国支持的球迷参与足球治理实践进行研究和分析。包括球迷以社会企业参与治理,政府支持和引导球迷、社企发展,通过政策手段等优化管理运营等方面,为我国的足球治理提供了现实依据。     

社区治理责任与治理能力错位及其化解 ——基于对湖北12个社区的调查

社区治理从“政府行动”逐步转向“社会行动”,以实现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有效衔接已成为共识。然而,通过对湖北省12个社区的调查发现,社区治理责任和治理能力错位阻碍了两者的转换和结合。这种错位集中表现在主体错位、认知错位、关系错位、职能错位和考核错位5个方面,错位的主要原因为社区行政化严重和社区治理能力不足。由此提出社区治理责任与治理能力错位的化解路径：减少社区行政责任,实现社区职能归位;增强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社区治理效益。     

“五突五融”探索党建引领下的“融治理”

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社区作为城市的毛细血管与基底细胞,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和重点所在。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民政局坚持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通过基层社会治理主体融合、机制融通、资源融聚、方式融汇,围绕五个突出、五个融入,着力打造“融治理”品牌,推动基层治理理念升级,系统集成影响扩大。     

精准扶贫中农村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精准扶贫是30年来扶贫治理的经验总结,通过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4个环节,从“漫灌式”转向“滴管式”,注重“靶向治疗”,使贫困资源聚焦贫困人口,保障扶贫政策精准落地。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落实精准脱贫需要在社区治理结构与治理基础上,依靠社区治理主体的配合进行。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不仅有利于贫困社区整体转型,更影响着精准扶贫的实施及其效果。基于陕南F村的实地调研,以精准扶贫为背景,分析政策实施过程中社区治理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在贫困社区治理中遭遇的实践困境,进而探讨通过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保障精准扶贫有效落地的可行性。通过倡导参与式贫困治理、构建弹性治理结构、完善动态治理机制、强化社区治理技术以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最终落实精准扶贫的4个环节,实现“六个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