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村社区的全周期管理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3月在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时表示,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正如人有生命周期,城乡社区的发展也有其生命周期。     

全周期管理理论视野下超大型城市社区的“城市病”及其治理路径——以北京“回天地区”为例

超大型城市社区的“城市病”及其治理是当前我国城市治理面临的重要难题。北京“回天地区”作为世所罕见的超大型城市社区,呈现出人口过度膨胀、交通严重拥堵、公共服务资源严重匮乏、社区配套及街区公共设施严重短缺等一系突出的“城市病”问题,成为北京以至全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治理的最典型难题之一。基于全周期管理理论视野,“回天地区”城市病的成因主要表现在城市功能空间全周期的分裂,从而导致“单工”城市与“城市功能孤岛”;市民生活全周期的割裂,从而导致主体的消解;城市文化全周期的断裂,从而导致场景的消弭;城市治理全周期的撕裂,从而导致权力与权利的失衡。有鉴于此,在超大型城市社区更新改造中应注意把握如下政策路径：缝合既有城市功能空间,构建全周期复合型城市功能区;重新确立市民的主体地位,完善全周期市民公共生活服务体系;强化场景营造,打造全周期城市文化体系;坚持共建共治共享,赋予城市治理新动能。     

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研究——以美地社区实践为例

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由基层政府主动发起,以政府购买项目的形式开展治理创新探索.社工机构评估社区需求提供方案,竞争承接项目,在基层政府提供各类资源、协调沟通各方关系之后,进驻社区开展社区服务.专业社工受聘于社会机构,依托专业社工技能,利用社区服务站平台,在“两委”领导之下开展各项社区服务工作.项目合同周期完毕,中立第三方机构接受政府委托,以居民与政府部门为对象,基于项目目标,评估社工机构治理绩效.美地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的探索意义重大,以基层政府协同推动“三社联动”方式有效地提升了社区治理的绩效,社区民众满意度提升,社区“两委一站”行政工作也获得政府管理部门大力认可.     

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我国社区分类治理研究

社区分类治理是基于社区异质化和社会问题社区化的现状考察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社区治理理念。从目标、依据、表现形式等三个方面对社区分类治理的意涵和内容体系进行阐述,社区分类治理要以“共建共治共享”作为逻辑前提。社区分类治理的具体推进路径是治理理念要从行政化逻辑转向以治理需求为中心,治理机制要从“一刀切” 转向“创新引领”,治理资源的整合要从“一元管理” 转向“多元共治”,借助信息科技,实现从标准化到个性化、精细化的转变。     

韧性社区数字治理的协同机制探析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为有效应对公共危机,立足韧性社区理论分析框架,对荆州、郑州、合肥三地的典型社区个案进行拓展研究,分析总结了三地社区的组织韧性、主体韧性、技术韧性的发展现状,剖析其存在的抗逆性、恢复力、自治力不足等困境,提出了数字协同、多元宣传、平疫结合等全周期管理路径。不断以数字治理拓宽社区治理深度,以协同治理延展社区治理广度,促进数字协同机制融合互嵌,以期更好地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社区治理责任与治理能力错位及其化解 ——基于对湖北12个社区的调查

社区治理从“政府行动”逐步转向“社会行动”,以实现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有效衔接已成为共识。然而,通过对湖北省12个社区的调查发现,社区治理责任和治理能力错位阻碍了两者的转换和结合。这种错位集中表现在主体错位、认知错位、关系错位、职能错位和考核错位5个方面,错位的主要原因为社区行政化严重和社区治理能力不足。由此提出社区治理责任与治理能力错位的化解路径：减少社区行政责任,实现社区职能归位;增强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社区治理效益。     

加强社区治理创新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时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改革任务,形成了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到社区治理一体贯通、一脉相承的治理体系,为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     

“国家统合社会”:新时代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定位与治理实践

当代中国社区建设全面进入“治理时代”。新时代,在“国家-政党-社会”的治理结构中,中国特色社区建设明确坚持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着力构建各类主体的“多元共治”格局,展现“国家统合社会”的实践图景。新时代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定位与治理实践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以及政党治理的现实要求,以此适应中国特色社区建设,进而提供社区治理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技术理性与治理逻辑:社区治理技术运用反思及其跨越

社区治理技术体系的建构过程实质是推进社区治理社会化、专业化、技术化的过程,要义在于坚持“多元共治”理念,核心是鼓励多元社会主体创设并应用多样性技术手段和工具,目的是实现社区有效治理和服务。从现实需求、价值取向、实践主体、技术工具、应用评价五个维度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技术面临网格功能泛化、物业管理专制、社工难以退出、协商参与不足等问题。社区治理技术的有效运用,需要政府转变职能,明确社会主体功能边界,增强居民委员会社区治理能力,激活居民自治主体性。从治理现代化的高度看,社区治理需要深刻转变,即政府理念从“管控”到“治理”,治理主体从“单一”到“多元”,各类资源从“分散”到“整合”,主体功能从“泛化”到“精准”,治理技术从“模糊”到“清晰”。     

数智赋能社区应急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基于上海市L街道“社区大脑”建设的案例分析

依托数智技术理顺社区应急治理内在机理并突破治理阈值,已成为社区应急治理创新的可行路径。上海市L街道“社区大脑”建设催生了以“大数据+网格化管理”为特征的社区应急治理新模式,充分利用当前数智化发展的有利契机,既从主体、空间、规则以及方式等维度重塑原有的社区应急治理结构,又将数智赋能落实到社区应急治理的全生命周期,集中体现为社区应急预防、应急准备、应急响应以及应急恢复等动态接续的行动环节,切实保障社区应急治理全过程的高质量运行。因应数智技术赋能社区应急治理的双重路径,需加强顶层设计、畅通多元参与、保障信息安全以及创新人才培养等机制建设。     

智慧社区时代城市基层治理转型：路径与趋势

智慧社区是数字技术综合应用于基层治理全过程的结果,引发了社会治理结构与治理过程的双重转型。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长期依托街居制,随着管理重心下移,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同时出现结构、功能失调现象。智慧社区的发展一方面重塑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促进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另一方面冲击了以街居制为基础的基层管理体制,驱动街道及社区居委会的结构重塑与功能再造。就城市基层治理过程而言,数字化治理技术的应用推动着由精细化向智慧化、由“人—人”常态互动向“人—机”常态互动、由碎片化治理向一体化治理迈进的基层治理转型。     

我国社区治理模式探析

运用“理想类型”的型构方法,从“社区自理的效力”“社区治理的效果”两个维度建构了社区治理范式,并对“政府管制型”“政府主导型”“合作共治型”“社区自治型”四种治理范式进行了比较.认为：“合作共治型”是符合我国现实的社区治理模式,未来应从治理的社会基础、主体和行动机制等方面深化对社区治理的认识和理解.     

“一核多元共治”：牵住社区治理“牛鼻子”

2013年初,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围绕快速推进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区建设,着力解决一系列制约社区持续健康发展的社会管理问题,在基层治理方面大胆探索,积极创新社区治理体系,经区委常委会审议通过,出台了“1＋7”文件,牵住了社区治理改革的“牛鼻子”,全力构建“一核多元共治”新体系,力争实现社区由“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的转变。     

区块链赋能城市社区治理及其实现路径

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依然存在治理主体的角色模糊、社区居民参与度低等问题。区块链与社区治理创新理念有着高度的耦合性,把区块链思维引入城市社区治理,有助于破解信任困境、凝聚社区共识、推进共享共治,提高管理服务效率。区块链赋能社区治理,必须发挥政策优势,完善区块链治理架构。“链上社区”凝聚共识,推进城市社区善治;智“链”百姓,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增信助力筑“心桥”,增强社区治理效能。     

城市开放社区安全治理的理论体系与现实路径

基于对已有的安全和危机管理理论的反思,结合现实社区治理的问题经验和发展诉求,指出城市开放社区的公共安全理论及实践工作需要不断推进和深入.社区安全问题治理研究除了借鉴传统封闭式社区一般性公共安全治理基础理论之外,还适用于紧急事态管理、脆弱性理论和全周期管理理论等发展性理论话语体系;作为典型的复杂性系统,城市开放社区治理需要政治、社会和经济等现有制度结构框架内的"元创新"去有效应对.依据社区公共安全系统机制与复杂适应系统模型特征的契合性,提出应巩固开放社区安全协同管理机制服务性、强化开放社区安全过程调适机制动态性、提升开放社区安全评估反馈机制原则性的路径,以此构建过程性和整体化的开放社区安全治理的基础框架,进而提升城市治理的理论解释力和现实操控力.     

“五微”服务 探索小区治理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城乡社区。这要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更应该去“激活”社区,推动形成党建引领“共治”治理、“联动”治理,增强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近年来各地乡村社区治理的实践经验分析

乡村社区治理是村民自治的新发展,是政府管理职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结构的探索;是公民政治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乡村社区治理的主体日益多元化的过程;工作重点是满足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需求;工作难点是各种主体间“权力”和“权利”的界定问题。无论如何,乡村社区治理没有统一模式,各地应当在实践中逐步探索、选择适合本地特点的“特色”路径。     

玲珑湾里议“家事”我的家园我做主

说起社区的“多方共治”,除了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之外,另外一个庞大的社区治理群体就是社区居民自己。社区居民不仅仅是社区治理的客体,同时也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如何充分动员全体社区居民通过一定的组织、一定的方式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活动中,如何真正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全面提升社区整体的治理能力。江苏省苏州市玲珑湾社区为此不断地探索整体治理方式,结合自身居委会管理和服务强、居民自治自管能力弱的现状,在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社工委的指导下,成功推行由社区党组织领导、社区居委会指导和管理下的居民自治理事会,让社区居民真正感受的“我的家园我做主”,不断提升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服务的水平和能力。     

嵌入式治理:志愿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以衡阳市为例

志愿组织是推动城市社区多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政主导下的社会治理体系中,作为民间社会力量代表的志愿组织,与政府和基层社区的均衡互动关系是其有效、有序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前提。衡阳市志愿组织在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自身的“自主性”和“嵌入性”,向上接力政府、向下沉入社区,实现了志愿组织赋能社区治理,助推更为进取和多元的社区治理网络的形成。     

服务能力强 治理基础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改革任务。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那么,社区治理治什么？怎么治？谁来治？在工作实践中,笔者作了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