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现代化视域下预防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机制研究

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不断显现,化解难度不断加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基层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是维系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因此,及时了解基层社会矛盾、规避社会风险、实现社会和谐成了基层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课题组以调查泉州基层社会矛盾为样本,通过对基层社会面临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研究,进一步探求预防和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现代化治理之道,即:变革社会管理理念,达成共识,筑就预防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治理基础;构建预防和化解各种基层社会矛盾的多元化社会治理主体;创建基层社会矛盾的有效预防化解机制。     

“互联网+”大学生志愿服务助力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探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领域得到进一步拓展。“互联网+”的应用能够将行业内外相关资源进行整合,为大学生志愿服务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全新的思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将“互联网+”与“大学生志愿服务”相融合,促进基层社会治理路径完善,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本文通过对大学生志愿服务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现状、参与机制和发展模式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探究大学生志愿服务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路径,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机制的构建贡献新思路。     

冲突、困境、反思:社区治理基本主体与公民社会构建

目前,在社区治理基本主体结构中,不仅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的关系是社会矛盾与冲突的聚焦所在,而且同属居民自治组织的业主委员会与居委会之间的磨擦和纠纷也风生云起.从业主委员会而论,存在着业主大会召开难,业主委员会筹建难、正常运作难、司法维权难等"五大难"问题.从物业公司而言,不仅有服务质量与态度皆差的问题,而且其问题之多,已被报刊等媒体称之为"泛滥成灾"、"触目惊心"、"混乱不堪".调查显示上海有九成业主既不满业主委员会现状,更不满物业管理.从居委会来看,其组织的职业化、科层化、行政化趋向,不仅使自身应具有的自治功能难以展现,而且作为行政权力代理人的"错位"角色,也使社区治理与民主发展的组织载体陷入紧张与不协调的困境.而在现实体制下的一些政府部门,在反映城市基层社会权力深层秩序的博弈中,行政强权始终是公民社会构建严重滞后的症结与"瓶颈".通过对近年来上海市社区治理基本结构中存在的矛盾、冲突与困境的经验研究和案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社区治理由于受到市场话语权和制度性因素的结构性约束,政府追求社会治理的理想目标与现实体制与制度的张力存在冲突,这使社区建设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当下社区治理不仅存在驱动力不足的困境,而且更重要的是应变革路径,必须对社区治理的基层主体进行制度配套、体制改革、结构调整、机制创新、资源整合以及角色与功能重新定位,必须对制度、机制和观念层面有实质性突破与创新,否则社区治理实践的前景将充满变数.     

破解阻碍社会组织发展的“五道魔咒”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公共政策决策、推进基层民主自治建设和满足社区服务需求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多年来,北京市建国门街道广泛发动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扶持社区社会组织成长发展,为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作出了积极努力。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三然”探赜——基于平安中国建设的思考

郡县治,天下无不治。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的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被摆在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上,并成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载体和有力抓手。从平安建设的视角探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更具有本源性、接续性和导向性,必然、应然、使然是理解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三个维度。在立足于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国内环境的时代性和市域层级的特殊性的基础上,透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三大问题、三个层级以及五类风险等内在意蕴,能够有力推动治理观念现代化、治理体制现代化以及治理方式现代化。     

“人大代表之家”和“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助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做好人大代表工作、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国家机关加强同人大代表的联系、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在要求,是人民对自己选举和委派代表的基本要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使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     

社会治理视野下社区志愿服务的实践与创新——对“下城模式”的重新解读

社区志愿服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杭州市下城区以社区志愿服务为平台,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以公益为导向、民生为根本的"网络化管理、多元化发展、项目化运作、品牌化推进"的发展模式。同时,杭州市下城区在社区志愿服务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作为一种新型的创新社会治理途径,需要积极开展社区志愿服务,建构社区志愿服务创新模式,这对于推动社会治理创新,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     

“小网格”打通基层治理“任督二脉”

江西省樟树市坚持党建引领,积极推进创新社会治理工作,以重心下移、权力下放为思路,推行网格化管理新模式,将网格化管理工作作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点工作来抓,通过延伸网格化管理触角,凝聚多方合力,推动基层自治管理工作呈现新面貌。     

“五型”社会组织成了社区发展的引擎

“大力发展基层社会组织,推动社区建设发展”,已成为目前全国各地探索社区治理的一项主要工作。基层社会组织以其独特的优势,弥补了传统居民自治的一些功能性缺陷。但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的功能,助推社区建设更快更好发展,也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五突五融”探索党建引领下的“融治理”

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社区作为城市的毛细血管与基底细胞,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和重点所在。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民政局坚持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通过基层社会治理主体融合、机制融通、资源融聚、方式融汇,围绕五个突出、五个融入,着力打造“融治理”品牌,推动基层治理理念升级,系统集成影响扩大。     

提升社区管理服务水平的五个“支点”

社区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础单元,是推行新型城市化的主阵地。浙江省衢州市按照“群众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治安良好、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的目标要求,贯彻“便民、利民、为民”的宗旨,全面提升了社区管理服务水平。     

以“三化”促“三力” 激活社区治理“源头活水”

钟楼区北港街道位于江苏省常州市城区西部,辖区总面积15.32平方公里,童子河穿流而过,将街道分为工业区和生活区两个片区。辖区常住人口约8万人,下辖社区9个,社区筹备组2个,是一个老郊区,也是一个新城区。2018年12月全面完成撤村转居,迎来了发展的全新起点,也带来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刻变化。     

“一委三会一站”的社区治理模式

随着社区党委和社区居委会2009年换届工作的深入进行,各区县按照《北京市加强社会建设实施纲要》和《北京市社区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在充分调动社区各类主体建设的积极性、不断规范社区治理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北京市东城区在10个街道115个社区创造性地设计了“一委三会一站”多元参与社区共建的治理模式,在调动社区居民和驻区单位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健全基层民主自治机制方面走出了一条新路。     

党建引领 奏响社区治理“三部曲”

“党建如何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如何体现,如何促进政府治理、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如何提升服务水平?”面对这些基层治理难题,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委社治委在党建引领下,通过“抓牢主心骨,激发居民参与,筑牢主阵地”奏响社区治理“三部曲”,努力破解治理难题。     

以“三治融合”重塑基层治权

创新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对此,国家视角的制度分析往往忽略了社会矛盾产生的复杂逻辑;底层视角的经验研究虽然揭示出了这种复杂逻辑,但没有将其与国家制度创新进行有效衔接。作为上承国家意志、下接民众诉求的关键结点,基层治权视角对深入理解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和解决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然而,当前的资源下乡和规范下乡对基层治权赖以运转的价值、组织和社会基础造成了巨大冲击,在推高基层治理成本的同时,也束缚了其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为此,重回中国特色的简约治理,并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重塑基层治权才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五个一”促“三社”联动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创新建立“五个一”模式,建立了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社工队伍为支撑的“三社”联动社区服务管理新体系。     

将“协商”嵌入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

我国的社区治理历经近40年的实践探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但随着社会转型发展,社区治理仍然存在着诸如社区职责不清、治理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治理模式无法深入转变等一系列问题。为适应社会转型,我国各地区开始创新社区治理路径,协商民主理念在社区治理中广泛运用。基层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具有了解利益诉求、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优势,作为协商的专门机构在社区协商治理中的优势得以发挥。安徽省芜湖市鸡江区清水街道万春社区正是通过完善协商衔接机制、制定协商闭环机制、强化协商联动机制等一系列实践探索,提高社区协商专业性,推动政协协商机制不断完善。     

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形式与逻辑——以天柱县“合约食堂”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内生动力是有效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本文以甘溪侗寨合约食堂治理模式为分析对象,深入探讨了内生动力的表现形式、逻辑机理和激励机制等内容。基层社会内生动力体现在采取以基层群众自治为核心的多元共治、基层社会治理制度融入基层社会自治规范、基层治理体现群体文化认同的引导等方面。而梳理内生动力各要素的逻辑机理,表现在多元主体共治与基层群众自治耦合衔接,共同需求、共担责任、共享利益是治理内生动力源,基层社会治理内生动力具有动态性等方面。激发内生动力产生治理效能,需要强化基层群众共生性受益群体意识、激发基层群众有效参与的可持续治理措施、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形成与有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