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的天命论与太平天国的政权建构

洪秀全的天命论是太平天国的宗教与政权建构的核心观念。本文试就神启权威与世俗理性的悖论、西方传教士与洪秀全就此论争议所折射的政权理念差异 ,以及洪仁在突破此论上所作的失败尝试 ,分析此论对于洪秀全的领袖心理以及对于太平天国的政权近代化所产生的消极效应。     

洪秀全与拜上帝教

洪秀全在西方基督教的影响下，创立了拜上帝教。他组织和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拜上帝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它包含着拜上帝信徒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邪恶势力的反抗。拜上帝教的思想来源是：西方基督教；儒家思想；中国农民的平等平均思想。拜上帝教的宗教宣传和仪式规定，在起义中起到了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重大作用，使广大太平军战士，团结一致，奋勇斗争。但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深入发展，它的消积作用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天京事变是拜上帝教毁灭的开端，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宣告了拜上帝教的终结。     

对洪秀全太平天国历史定位的商讨

有学者称近20年来对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的评价,先后发生巨大反差的现象.所谓反差,有说太平天国的赞颂者与批判者已形成势均力敌的两大流派,亦有提出否定太平天国必然为曾国藩翻案,为曾国藩翻案必名胜古迹否定太平天国.这种感情用事、各执一偏而简单运载立的思维方式,对历史问题无助于得出公平公正的评价.该文不参加两大流派的争论,主张用科学理性的分析,对洪秀全太平天国做尽可能符合客观实际的历史定位.     

洪秀全的家庭生活及其影响

拜上帝教创建以前,洪秀全过着传统的乡村耕读生活.其后,他致力于上帝小家庭的构造,以证明自己做人间天王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他对后宫人等实行严厉的思想和制度控制,始终沉溺于安贵尊荣的宫闱生活,疏于政事,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太平天国的宗教实践散论

就发动和组织起义而言 ,洪秀全的宗教实践是成功的。然而 ,由于自身理论上的种种缺陷 ,当上帝教上升为统治人们思想的意识形态时 ,它便日渐暴露出其先天不足的一面 ,既无力继续胜任太平天国精神支柱的角色 ,也无法阻遏太平天国内部自相残杀、上下离心等现象的出现。尤其是到了后期 ,洪秀全的宗教活动已不像前期那样含有丰富的社会内容 ,而是一味强化自己作为真命天子的权威 ,故而无法挽救其内部的信仰危机。另一方面 ,在拒绝认同基督教的同时 ,洪秀全又激烈反孔 ,这就使得他的宗教在洋人和国人眼里都成了“异端”。总的说来 ,洪秀全的宗教实践是失败的 ,其理论更多吸收的是中西文化中的弱点或缺点 ,而不是双方的优点。太平天国覆亡后 ,缺乏生命力的上帝教便随之消亡。     

洪秀全的封建情结及其恶果

本文拟以洪秀全的内心世界为视角 ,从洪秀全的封建情结所导致的太平天国内部诸多理论和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对立现象中 ,探讨一下这种情结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及其与太平天国失败的关系。     

洪秀全登极暨金田起义时间考释

洪秀全登极暨金田起义的时间,是太平天国研究中至今聚讼未决的问题。实际上,这两件事都是一个过程,并非具体发生在某一天。洪秀全至迟在己酉年(1849)冬已秘密称王登极,次年二月黄袍加身,后在金田公开称王建号。完整的金田起义以各地招集人马赴金田团营为序曲、以十二月初十在金田庆贺洪秀全生日和起义胜利为尾声,是一个时间持续数月、由一系列活动和斗争交织而成的一个过程。     

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辩正

文章首先考察了“邪教”一词的历史渊源,分析了传统与当代“邪教”概念在具体定义上的本质区别,强调不能沿用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将“邪教”视为历史上民间秘密宗教的代名词。接着,作者针对太平天国宗教是“邪教”一说,就洪秀全是否是一个借宗教起家的“骗子”和“淫棍”,如何理解洪秀全在起义前夕所发布的恐怖性宗教预言及其“造神”举措,如何理解洪秀全对内部所实行的严格控制,圣库制度与邪教敛财是否是一回事等逐一进行了辩驳,对借“邪教”说全盘否定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偏向提出了质疑。作者还就围绕"邪教"说所反馈出的学风等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感想。     

洪秀全与拜上帝教

洪秀全所创立的拜上帝教，是“中西合壁”的一种新宗教，它所改造和利用的西方基督教中的“上帝”观念，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中起了兴奋剂和麻醉剂的双重作用。作为新宗教，它又具有不同于基督教的现实性和革命性。它完全服务于农民战争，为太平天国的建立和发属起过积极作用。然而，在农民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拜上帝教的绝对平等平均思想，对建立一个新型社会、发展近代社会经济，却起了消极阻滞的作用。     

太平天国北伐指挥系统的素质考察

太平天国北伐失败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北伐战略指挥系统素质低劣至为关键。洪秀全、杨秀清武断唯心的决策方式、北伐将领的整体指挥能力欠缺、天国将帅普遍缺乏文化学识素养，成为北伐决策层面的基本现实，这是北伐乃至整个天国失败的致命硬伤     

洪仁玕与太平天国历法的“改订”

洪仁玕阐述了太平天国颁行天历主要有“醒愚俗”、“定民志”、“正农时”三个目的。针对天历不合天象、有失农时的缺陷,洪仁玕对天历作了一次较大的“改订”：一是改订“岁实”,二是欲制定一标准物候历来“裁定耕种”。洪仁玕对天历的“改订”是不成功的。     

黄遵宪与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两次攻下嘉应州，对青年黄遵宪及其家庭造成了灾难性打击，但他对太平天国革命却没有太多的仇恨；相反他在感情上同情太平天国，而对清军则给予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表现出极度的憎恨和厌恶。这种现象意味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隐情：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思想和嘉应州人民与太平天国将士特殊的感情，曾一度动摇了清政府在粤东的政治权威和思想统治。     

太平天国运动对上海近代化的影响

太平天国在长江中下游的军事活动使江浙、苏南一带的巨大财富和充裕的劳动力进入上海,促进了上海租界的繁荣、航运和贸易的兴旺。同时,房地产、消费服务业和钱庄业也大量发展,推动了上海迅速繁荣,走向近代化。     

论太平天国对科学技术的重视

太平天国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学界鲜少论及。本文从太平天国对医学研究和医疗工作的重视、对水力学、地质学、测量学、机械学等原理在战斗中的运用、提倡科学种田的“天历”、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等方面,论述了太平天国对科学技术的重视。     

太平天国与吏治

晚清道光、成丰年间吏治的腐败,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兴起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太平军占领南京后,靠反清朝腐败吏治起家的太平天国领袖们,却忽视了自身对吏治的整饬.从而严重削弱了太平天国自身的力量.这是太平天国最终失败的根本因素之一.与太平天国领袖们不重视吏治整饬的态度相反,清统治者特别是湘军代表人物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痛定思痛,在整饬吏治上狠下功夫,取得了相当成效,从而奠定了战胜太平军的政治基础.1864年太平天国的失败,最终说明重视整饬吏治与否的重要性.     

太平天国时期的常州地区

在太平天国时期,常州地区既有太平天国地方政权,又有清政府的地方政权,既有太平军,又有清军江南大营、淮军、团练、洋枪队,政治、经济、军事斗争激烈而复杂,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很值得深入、细致地加以研究。     

地方志所见太平天国时期的徽州团练

太平天国时期,在清廷积极倡办下徽州团练应时而兴。徽州团练的兴办得到了宗族和绅商在组织与经费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形成了＂城乡设局＂、＂绅士统领＂、＂设防预警＂、＂相互协助＂、＂经费自筹＂等地方办团特点。徽州团练在守卫乡闾中积极协助官军,甚至独当一面,钳制了太平军在徽州地区的活动,实现了清廷倡办团练之目的。太平军与徽州宗族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和敌对,无疑是导致其在徽州战局不顺且受到致命钳制的一个重要缘故。毋容忽视的是,徽州团练的兴办给徽州地方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     

太平天国失败新说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原因当是太平天国政权对儒家积极思想的背叛,是洪秀全思想中的矛盾性:他既反儒教又对儒家思想中的糟粕予以认同,他崇奉基督新教又对新教教义一知半解。这种矛盾性使太平天国始终没能建立起一个指导思想,没有在整个太平天国内部形成一种向心力。对儒家传统思想和知识分子的排斥又使太平天国处于极为孤立的境地。而曾国藩却不失时机地打出了维护儒教和传统文化的旗帜,并且用儒家思想牢牢控制军队,把道德说教与儒家功利主义有机结合起来。从本质上说,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外来基督新教对中国本土儒教的失败。     

论太平天国所奉行的进步卫生措施及其价值

从太平天国的文书档案入手,考察了太平天国所奉行的积极进步的卫生措施。这些卫生措施对当时革命战争顺利发展和太平天国广大军民的身体健康都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医药卫生措施在显示它的科学实用价值的当际,也表现出革故鼎新、移风易俗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