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性理性四义辩

宋祖良同志著长文力辨知性、理性非指认识阶段而指思维方法。诚然,思维方法说是有根据的,但认识阶段说并非就是“缺乏历史观点”的杜撰。考之康德、黑格尔,两说均有根据;不仅如此,而且不限于这二义。试为辨说。 (一)知性、理性在康德那里首先是指认识能力 康德对认识论的研究是从对认识能力的考察入手的,所以,知性、理性在他那里首先是指认识能力。 康德对人的认识能力作了感性、知性、理性三重划分。 感性即直观,“对象是通过感性而被给予我们的”,“通过我们被对象所激动这种方式来获得表象的能力(接受性),叫做感性”。 感性管直观,知性则管思维,“使我们思维感性直观的对象的能力是知性”。知性的范畴为形式和构架,对感性表象进行综合,使之具有规律性的联系,形成现象的统一性。     

庄子的“辩”、“无辩”与“不辩”

有学者认为,庄子反对辩论。这种说法有待商榷。庄子提出,众人之辩是没有"公是"之辩,这不是真正的辩论;有"公是"之辩由于是非历然分明,故"无辩"。由于知识和语言的有限性,故有"不辩"之处,辩论存在困境。辩论困境的解决之道在于"是不是,然不然"。庄子对辩论作出了细致的分析和界定,这与西方大哲柏拉图有相通之处。     

“人道主义”译名辩

一个词的用法不同,往往会产生歧异,造成长期的争论。这些年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虽然涉及了许多实质性问题,但也存在着由于对“人道主义”一词的不同理解而造成的不同意见交锋。而这种对“人道主义”一词的不同理解,与“人道主义”一词的翻译有很大关系。同时,在查看一些台湾的学术资料时,笔者发现台湾学术界对人道主义的理解与大陆也有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也根源于“人道主义”所译指的西文不同。因此,考察“人道主     

李贺“鬼才”辩

自宋祁始,李贺便有了"鬼才"之称.这一称谓,实是对李贺的丑化与诬蔑.李贺诗歌确有少量与鬼魅有关的内容,但并非"鬼才"所致,而是其奉礼郎的职任使然.少量的"鬼诗"不能代表诗人的真正水平,其代表作<李凭箜篌引>、<雁门太守行>等,俱是天才之作.视李贺为"鬼才",透视出一些诗评家们对创造意识的贬抑.     

“小说”考辩

“小说”一词在《庄子》中首先出现，后为《汉书·艺文志》借用而成为诸子十家之一。“小说”一词的原始含义本来鲁迅先生早有定论，然而近些年又有学者提出异议。《庄子》与《汉志》中“小说”的含义有同有不同，均非指虚构性故事。但《汉志》“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文体特征，为后世虚构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静辩”辩正

<正> 关汉卿的杂剧《状元陈母教子》第三折有这样一段科白: (三末做过来科,云:)大哥、二哥,我不拜你,我的文章高似你。母亲,您儿往西川绵州过,那里父老送与我一段孩儿锦,将来与母亲作衣服穿。(正旦云:)大哥,将的去估价行里,看值多少钱钞。(大末云:)估价值多少?母亲,价值千贯。(正旦云:)辱子未曾为官,可早先受民财,躺着须当痛决!(大末     

先秦“或使说”辩义——以《恒先》为中心

在中国哲学史上,先秦“或使说”一向被视为一种机械、外在决定论的宇宙生成论学说.然而,这是一种明显的“误读”.通过对先秦文献《恒先》的解读,可以发现,“或使”一词,并非如后世注家所认为的那样,指宇宙万物系外在产生、驱使,以及主宰之义;而是指宇宙生命主体自在自发地产生、运动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或使说”系先秦道家哲学支脉之一.总体来看,或使说包含宇宙论、本体论和认识论,皆不离道家思想宗旨. “或使说”与老庄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没有简单否定人的认知与文化活动的合法性;而是把“言”、“名”视为“道”的自然绽出,视为宇宙生命活动必然创造之结果;进而,主张通过“举天下之为”而不废“名教”来认知、整饬现实世界.因此,在实践哲学层面,“或使说”是一种充分肯定人的主体性认知,以及社会行动的道家“无为”学说.     

“忮辩”应是“强辩”

中华书局版逯钦立校注本《陶渊明集·读史述》韩非章云:“丰狐隐穴,以文自残。君子失时,白首抱关。巧行居灾,忮辩召患。哀矣韩生、(?)死说难。”逯钦立注云:“忮,疾忌。言君主忌辩者发其阴私,所以辩者每以召致祸患。《史记》本传独载非之《说难》,列举说辩者招致弃身、危身等祸患。”按:逯注误矣。“忮”的本义为“固执,不听从。”后引申为“嫉恨。”《说文》:“忮,很也。”段玉裁注:     

“沱”义辨析

沱,《辞源》解释为“江水支流的通名。”(1981年版)《辞海》解为“江水的支流”。(1979年版)。按此,大凡江水的支流,通可称之为“沱”。但笔者认为,二者均有偏误。     

略论《墨辩》“辩”的谬误

中国人是谬误分析的先行者。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墨家的《墨辩》（《墨子》中的《墨经》四篇和《小取》、《大取》的总称）就全面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了名、辞、说或辩说（辟、侔、援、推）等论说方式中的各种谬误。它不仅构成了墨家辩学体系的谬误理论,而且也是中国古代谬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人类进行谬误分析的先行者。今天我们重新解读墨家《墨辩》“辩”的谬误论,对于我们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独有的批判性思维智慧有着重要的意义。     

荀子论“义”

荀子之思想经常因为性恶论的理论而被人误解,本文打算通过对义这一概念的阐述来重新认识荀子。通过指出义与性、礼的关系的分疏,笔者试图指出,虽然荀子与法家共享一个性恶的前提,但荀子的义不必然被单纯地看作是一种中立的分,从而与法家的势有着天壤之别。     

“暂”义考辨

郭锡良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认为：“暂”在汉以前表示“突然、一下子”,这是暂的本义。作者通过对“暂”字形以及先秦用例的分析,发现“暂”的本义是“不久”,在先秦假借为“渐”,表“欺诈”义。“突然、一下子”是“暂”在汉代后起的引申义,在先秦文献中“突然、一下子”义是用“突”、“卒”、“造”、“暴”、“乍（诈）”等词来表示。     

为“枪手”一辩

枪手,或职业或业余,即现在所谓的杀手也,只不过以工具意象取代了行为结果而已。如果我们细究历史,就会发现“枪手”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古人就将这称为“捉刀代笔”,而随着现代考试种类的增多,各形各色的“枪手”们冲杀于各类考场上也就更加的不足为怪。不过这种现象具体到中国的现实国情可就有些特色需要注意了,首先就“枪手”这个词的使用来讲,在其所指与能指之间就不是那么一致,其原因是,依其本义,“枪手”含有雇佣和市场交换的意涵,即里面预设了平等和工具利用的成分。而在我国,目前的     

“欧阳修忠君误国”辩

《欧阳修忠君误国》之论谬误，属断章取义曲解史实之作。今本着“询事考言，询名责实”原则，探究本案前因后果，理清是非曲直，辨明“劾青”实为“保青”之本意，揭示这桩历史公案之真实面目，推倒强加给欧阳修的污蔑不实之词。     

论“义绝”之“义”

"义绝"制度是中国传统婚姻法的一项基本制度,"义绝"之"义"是对古代婚姻基础条件的抽象概括,其本质是宗法的、伦理的,是"义"这一传统法基本原则在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具体体现.从立法技术层面来看,"义绝"制度不乏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其所蕴涵之正向价值应当被现代立法所正视.     

“盗跖思想”辩

在“四人帮”横行,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的时候,他们抛出了《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文章,任意捏造了一个“柳下”跖,用以影射现实,为其反革命政治服务。这不但在政治上是极端反动的,在学术上也是荒谬绝伦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史学工作者对“四人帮”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对他们在“盗跖”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当然也应予以澄清。现在虽然不会有什么人相信“四人帮”所宣扬的“盗跖”和“盗跖思想”,但有的同志却认为《庄子》中所说的“盗跖思想”,其中有属于劳动人民思想的内核。我不同意这种意见,想就此谈谈个人的看法。     

丁汝昌“避战保船”辩

<正> 许华同志在《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9年第4期上发表的《李鸿章“避战保船”新探》一文(以下简称“许文”)认为:所谓李鸿章“避战保船”之说,主要见于姚锡光所著之《东方兵事纪略》、蔡尔康编译之《中东战纪本末》等私家著述,而从官方文电档案中可以看出,清廷、李鸿章根本没有命令北洋舰队“避战保船”或株守军港,力主避战保船和株守军港的,是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事实果真如此吗?这是需要进行认真研究的。     

魏晋的“才性之辩”

我国魏晋时期,开展了一场关于才、性问题的辩论。钟会将此次辩论的主要论点概括为“才性四本”。它是我国古代人才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本应在我国思想史上占一席重要位置。遗憾的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原著及钟会所撰的《四本论》早就遗失了,其他人有关这个问题的说法也大都阙而罔载,故前人鲜有论及,后人也就畏而却步。本文试从至今仍幸存的一鳞半爪的材料出发,对这场辩论的背景、内容、实质及意义,作一些分析和论证。     

王莽及其“阴谋”辩

王莽一向被视为奸佞之徒之原因，是其曾做过篡权夺位之事，进而建立了新朝。但所谓“虚伪”、“阴谋家”之语对王莽并不公平，他只是一个失败的改革家而已。     

沈德潜“温柔敦厚”说辩

<正> 沈德潜的诗论,虽有“格调”、“性情”、“论法”诸端,然究其根本,则无不归于“温柔敦厚”。其《国朝诗别裁集》凡例云: 诗之为教,不外孔子教小子教伯鱼数言,而其立言一归于温柔敦厚,无古今一也。在《说诗啐语》中更认为: 温柔敦厚,斯为极则。对于沈氏极力强调的这一“诗教之本原”,历来非议者颇多,如稍后于沈氏的袁枚就曾提出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