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教育水平与农村贫困问题探析

选取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以及在不同受教育水平的条件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减缓贫困发挥的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减缓具有积极的效应;2.受教育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作用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全国都存在单一的门槛特征值。当跨越门槛值之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明显上升。由于存在地区差异性,在西部地区的减贫效果最好,东部次之,中部的减贫效果略低。教育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角色,应该加强对教育的投入,对贫困地区金融知识的普及和普惠金融产品的宣传。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有效性研究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进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稳定脱贫、防止返贫成为我国贫困治理、实现共同富裕中亟须攻克的难题.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分析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缓解家庭贫困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缓解家庭的贫困状况,但减贫效应随着区域、受教育程度和城乡差异而存在显著差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这三个分指标均显著降低家庭的贫困发生率.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的减贫作用显著大于对西部地区的作用,需要重点关注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在高学历群体中的减贫作用显著大于对低学历群体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在微观层面,通过增强居民主观选择金融服务意愿缓解居民融资约束;在宏观层面,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提升减贫效果.     

包容性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贫困减缓

本文采用2007-2017年全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各省市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并基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一传导机制,分析了包容性金融发展具有减贫效应。实证分析发现:包容性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程度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表明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直接促进贫困减缓,且金融渗透度对减缓农村贫困的负向影响程度最大。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实证检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包容性金融发展减缓农村贫困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包容性金融发展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子维度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但实证检验得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包容性金融发展减缓农村贫困不具有中介效应,而产业结构高度化则具有部分中介效应。据此,本文提出,一方面应继续发挥包容性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正向作用,并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一传导机制实现贫困减缓;另一方面要加快构建包容性金融体系,尤其是提升金融渗透度,不断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包容性水平,发挥包容性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测度不同贫困线标准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效果及其最优指数区间,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结构性差异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既存在"数字红利"效应也存在"数字鸿沟"效应,二者呈现出倒"U"型关系,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最优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区间位于108~160之间。分结构看,较低贫困线标准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程度更加明显,但较高贫困线标准下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程度更大,且呈小幅递增趋势。在作用机制层面,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农户数字技能和风险管理能力,降低居民收入差距来发挥中介作用,减缓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门槛特征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结合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数字普惠金融在整体上减缓了贫困脆弱性,但是面板门槛回归的结果显示这一影响是非线性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加重了人均年收入低于2490元的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当家庭人均年收入跨过6248元的门槛值之后才会显著缓解贫困脆弱性。另外,过度负债会削弱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效应,当家庭负债超过2.97万元后,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效应会下降。     

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阐释普惠金融减贫机理、测度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估普惠金融减贫绩效对推进中部地区金融扶贫具有重要意义。普惠金融通过金融服务对象的拓展缓解农村地区信贷约束并增加贫困农民收入,保险产品的普遍应用提升“因病致穷”等风险冲击的抵御能力,金融产品成本的削减增强农民使用金融产品的意愿和能力等途径减缓农村贫困。2005年以来中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其综合指数、广度指数和深度指数的均值分别由2005年的0.349、0.284和0.510提升到2014年的0.850、0.898和0.727。在1%置信水平上,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和广度指数每提升1个百分点,农村贫困率分别下降0.151和0.122个百分点,普惠金融深度指数的回归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可通过加快发展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和农村保险等措施来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     

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中的同群效应研究

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中国式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模式,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数据,实证检验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中的同群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决策中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农户之间的信息传递和农村内部形成的社会规范是同群效应产生作用的主要机制;受教育程度较高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行为在村庄内部具有更强的示范效应。通过提高受教育程度较高农户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率,形成示范带动作用,是提高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使用率的有效手段。     

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分析

本文构建理论假说:第一,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存在着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也会影响贫困的减缓;第二,金融发展水平对贫困的影响可能存在门槛效应;第三,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路径在于"辐射效应"。随之本文利用2000-2012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集,对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与贫困减缓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二者可能存在着"倒U"关系,即存在先抑制后改善的效应;此外,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入和第三产业发展均会增大贫困减缓效应,因此除了从金融发展的角度解决贫困问题,还应该从促进经济增长、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和发展第三产业的角度入手,探索减贫之道。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信机构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我国213家农信机构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信机构财务绩效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进一步讨论了业务多元化和省联社干预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降低了农信机构的财务绩效。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农信机构财务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农信机构的财务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信机构业务多元化水平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降低农信机构财务绩效的作用越弱;省联社干预减缓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信机构财务绩效的不利影响。这些发现对改善农信机构财务绩效、推进省联社改革、有序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民增收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及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采用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后的估计结果依然具有稳健性,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发展也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2)数字普惠金融及各维度显著促进了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及财产性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3)数字普惠金融及各维度显著促进了各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尤其是对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力度最强,在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获益较多,体现出数字金融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具有包容性特征;(4)总体上,农村人力资本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是人力资本对数字金融各维度的增收效应的调节作用具有结构性差异。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进入深度发展阶段,应完善乡村地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金融监管体系,加速改造农村人力资本,深化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以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促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在理论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影响的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不同区域和维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还会以当地经济发展、农村固定资产投入、农户家庭收入为中介变量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为此,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应最大化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带来的红利,各地可结合自身资源禀赋采用差异化思路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政策绩效研究

基于多维贫困概念,采用效用分解模型,从社会效用的视角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总体绩效进行了评估;基于收入贫困概念,从普惠性"三农"政策和扶贫专项政策着手,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了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增收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反贫困总体绩效显著;普惠性的农业政策和扶贫专项政策对于减缓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收入贫困问题均具有显著效果,且普惠性的"三农"政策的减贫效果要优于专项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     

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双重门槛效应——基于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0-2016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包容性金融发展指数,并运用面板门限模型,检验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样本期间内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始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表现出显著的双门槛特征:在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越过第一门槛值后,呈现出明显的加速减贫效应;在继续发展到越过第二门槛值后,减贫效应趋于收敛。结合我国实际,应从完善金融服务布局、强化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引导保险和小额贷款健康发展等方面入手,推动金融欠发达省份的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越过第一门槛值,以进入加速减贫阶段。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为化解农村金融困境,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基于2011—2021年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有正向溢出效应且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支持乡村振兴的作用较优。研究认为,应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加快布局完善农村“新基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下沉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基于显著性检测和超像素分割的本色织物疵点检测系统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数据,从收入不平等视角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1%,居民发生相对贫困的概率降低32%,数字普惠金融有效缓解了个体的相对剥夺状况,原因在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了家庭风险管理能力、缓解了融资约束、并促使家庭社会资本拓展。研究也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缓解效应也存在城乡群体和年龄群体的差异。因此,让数字赋能扶贫,是治理相对贫困的有效途径。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农信机构的社会绩效吗? ——基于2014-2018年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事实上,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已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以网上银行等为代表的新兴数字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快速发展引人关注,并与农信机构在客户、资金等方面展开了竞争,影响农信机构的绩效.为此,文章基于213家农信机构2014-2018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GM M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信机构社会绩效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进一步识别了省联社干预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农信机构的社会绩效;(2)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农信机构社会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农信机构的社会绩效有更加显著的负向影响;(4)省联社干预减缓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信机构社会绩效的不利影响.上述实证结论对农信机构改善社会绩效、加快省联社改革以及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普惠金融走上了数字化发展之路.因此尝试从实证方面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这对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长三角2011-2018年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呈正向影响作用,且对于长三角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长三角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升级;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长三角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降低.最后,基于相关研究分析,针对发展策略,提出相关建议.     

“双碳”目标背景下农业碳减排的实现路径——基于数字普惠金融之验证

依托数字普惠金融实现农业"双碳"目标是可行的数字化路径。利用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验证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担起农业碳减排"重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降低了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运用解释变量替代法、面板分位数回归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后,结果依然稳健。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可通过农民创业效应和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实现,而城镇化发展水平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但效应大小存在差异;相较于"胡焕庸线"以西地区,该线以东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侧面反映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还未突破"胡焕庸线";与粮食主产区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在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碳减排效应更显著。     

多维贫困视阈下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 ——基于南疆四地州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引入兼具"财政性"和"金融性"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旨在回顾脱贫攻坚过程中其对南疆四地州已脱贫县收入型贫困、教育型贫困和医疗型贫困等多维贫困的分散与减缓效应,探索其为乡村振兴的接续工作提供有效支持.面板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已脱贫地区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并非呈现线性化常态,而该地区减贫效应地发挥需要跨越不同的门槛节点.其中,在抑制收入型贫困时需要跨越双重门槛,对医疗型贫困的减缓则仅需跨越单一门槛,而对教育型贫困的分散与减缓无显著的门槛特征,即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在贫困维度结构上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乡村振兴金融政策的匹配与调整提供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村居民带来“数字红利”了吗?——基于长三角县域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是衔接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桥梁。基于2014-2020年县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长三角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的非线性影响，呈正相关且边际递增的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较高收入组存在“数字红利”,但是对较低收入组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的政策启示主要有：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农村“尾部群体”的金融需求；充分发挥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三产融合发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