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书》以汉德为尚之叙事手法——以《史记》《汉书》异同为讨论中心

《汉书》继《史记》而作,以为汉绍尧运,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班固作为汉臣,以后汉臣子的身份编撰前汉的历史,殊不简单。以《史记》与《汉书》所载异同为讨论中心,从“述而不作”的叙事传统、歌颂汉德的叙事手法、互见之例以见褒贬忌讳三个方面,阐述分析《汉书》以汉德为尚的叙事原则,认为以汉德为尚乃是《汉书》全书的指导思想,但在歌颂汉德之余,《汉书》仍不失史书褒贬美刺的传统。     

唐宋诗人对《史记》范蠡形象的接受——以史记咏史诗为探讨中心

司马迁《史记》的《越王勾践世家》和《货殖列传》在《国语·越语》的基础上对范蠡有了更全面的记载,塑造了栩栩如生的范蠡形象,成为历代文人了解范蠡其人其事的重要途径。诗人们也纷纷有感而发,创作了许多以范蠡为创作主体的咏史诗。以唐宋两代诗人歌颂范蠡的咏史诗为切入点,通过分析这些诗歌对范蠡建立功业的称赞,对其功成身退的向往等,探讨唐宋诗人对范蠡形象的接受情况。     

钱钟书的《史记》研究及其启示——以《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为例

钱钟书的《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以日本人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为论述标本,探讨了有关《史记》的诸多问题。他对《史记》史学地位的肯定、对《史记》编排有失协调问题的揭示、对司马迁天命观之矛盾的诠解、对《史记》深意的挖掘以及对《史记》文学性的探讨等,对今天的《史记》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史记》与《聊斋志异》

司马迁的《史记》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产生了很大影响。文章从褒贬精神,人物故事、行文笔法、语言风格等几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讨论。     

《史记》与《荀子》

司马迁与荀子之间虽然不存在所谓的师承渊源 ,但由于《荀子》是儒家的重镇 ,所以司马迁必然要研读《荀子》 ,从文字上就可以看出《史记》与《荀子》之间有着紧密的学术联系。《史记·礼书》与《荀子·礼论》互有异同 ,《史记·乐书》则与《荀子·乐论》观点相通 ,《史记》在法后王、自然人性论、富民重民等观点上对《荀子》有所吸取     

《史记》与神话传说——《史记与文学》研究之一

本文从史料来源的角度,论述了史学与文学巨著《史记》与古代神话传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作者指出司马迂的蒐集、整理、加工和改造,使古代神话传说不仅成为《史记》上古史的主要材料来源之一,同时也赋予了《史记》的文学色彩。文中具体地分析了故事结构、人物形象、语言特点等诸方面文学因素,对读者颇有启发性。     

《史记》预测文化研究：以人物品鉴为例

《史记》中有关人物命运预测的部分史料能够应验,是有深刻原因的。预言者科学的观察与研究、罗森塔尔效应的作用以及流传中的附会与选择,可以部分地解释这些史实。将司马迁笔下自我品鉴及他人品鉴的相关史料贯通起来,可以窥见其“究天人之际”良苦用心之一斑。     

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

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一书主要内容包括校勘文字、考证史实、志疑释疑、驳斥谬解和评文论法等。该书据当时通行之本为说,既是为《史记》而作,更是为读《史记》者而作。该书的价值表现在恢复《史记》原貌、写评点密切相关、勇于怀疑的精神等。该书的不足有不当疑或疑而不当、校勘考证失误、评论不当等。     

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几个“内证”考辨——与石昌渝先生商榷

通过对石昌渝先生<〈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一文提出的几个内证--宋、明土兵制度、银元作为货币流通使用的时间以及子母炮出现的年代等问题进行文献核查和考证,可以发现石文对以上几个问题的考证均存在史实错误,因而,根据这些"内证"推导得出的"<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论汉语词汇发展中的更替现象——以《左传》《史记》用词差异为例

汉语词汇发展的表现之一是在所表达的意义或指称对象不变的前提下,新旧词有更替现象.《左传》与《史记》两书相隔约300年,所记情节多有重合,其中有些词发生了明显的更替.从“舟—船”、“楹—柱”、“田(狩猎义)—猎”、“启—开”“疾—病(均疾病义)”5组词在两书中的运用情况,可以看出春秋至西汉初汉语词汇更替的某些规律性.     

《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评程馀庆《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

对《史记》进行的注释、评点研究,在明代以前各为殊途,稀见集两方面成果于一书的全面系统之作。清代程馀庆所著《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创新体例,集注集评:集古今之注,尤重地理注解,方便后学;集历代一百六七十名家之评论,眉批评点,成一家之言。程氏之书,实为《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史记》《汉书》边塞题材探析

作为全面反映汉代社会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史记》《汉书》,对当时的边塞问题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一是全面地确立了固边守塞的观念;二是真实地记录和热情讴歌了汉代边塞抗击匈奴战争中的将士们的丰功伟绩,使其成为历代文人诗人世代传唱的对象;三是对边塞的风土人情、自然景物及战争场面有着真切的描绘。这些,均成为后世文人了解边塞及其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玉海》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宋人著作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之一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系学术价值最高的《史记》古注之一。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时,以《史记集解索隐》为本注,以《正义》为增注附刻其内。编刻者为减少与《索隐》注文的重复,对《正义》删削独多。自《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风行于世,单本《史记正义》遂湮没以至失传,明人已无缘复睹《正义》全貌。20世纪初叶,日本泷川资言从传入彼邦的《史记》古本栏外标注,手辑《正义佚存》一千余条,后散入《史记会注考证》相应《史》文之下,自谓"略复张氏之旧"。然而宋人吕祖谦、王应麟、胡三省等人著作中大量征引单本《史记正义》,泷川均未寓目。笔者从王应麟《玉海》辑得所引《正义》105条,其中67条为《史记》三家注合刻本所遗佚。这批《正义》佚文对深入理解《史记》文义甚有价值,尤其是所引张华《博物志》,为解决司马迁生年疑案提供了确切的文献根据。     

《左传》、《史记》判断句比较研究

对《左传》、《史记》判断句作了穷尽考察:从结构形式、构成成分、语义关系等三方面对二书判断句的异同进行了比较,从中管窥上古汉语判断句的共时面貌和历时变化。     

《史记》与《淮南子》

《淮南子》是汉代黄老道家著作，它对《史记》的影响主 要在思想方面。《淮南子》在构建天人古今知识体系、对待先秦诸子的思想方法、倡导法与 时变、礼与俗化、主张审微、重时等一系列问题上，给《史记》以深刻启示。《淮南子·天 文训》与《史记·天官书》之间也存在着学术联系。     

《周易》与《史记》的人生观

司马迁与《易》学有较深远的渊源关系，司马迁笔下人物的人生观深受《周易》思想的熏陶。禀承《周易》的人生观，司马迁对待人生，提出“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人们应当“自强不息”，能够“见几而作”。同时个人必须具有谦逊、礼让的品质。再者，司马迁接受了《周易》物盛则衰思想的影响，提出个人应当“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处在人生的巅峰，必须及时引退。人生不应太沉迷于权禄，应视之如浮云。     

浅谈《史记》的评论艺术

《史记》在我国历史、文学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史记》的评论艺术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与先秦古籍、汉初文赋、太史公的创作目的有着密切联系 ,其“寓论断于叙事”、“夹叙夹议 ,叙议结合”、“直抒胸臆 ,画龙点睛”等评论方式也引起了后人的高度重视 ,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论《史记》强烈的抒情性

作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的《史记》,不仅因其以独创的“纪传体”记载悠悠千载的中华历史而傲立史林,后世无与争锋,也因其以“史诗性底笔峰,出之以唱叹的抒情诗底旋律”,表现出浪漫的激情、激烈的壮怀和满纸的幽愤震憾,打动着无数读者的心弦。     

《汉书》矫正《史记》举隅

《汉书》在《史记》基础上,建立起纪传体断代史编纂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汉书》对《史记》的袭用也绝不能用简单的"抄袭"二字来概括。班固在袭用《史记》材料过程中遵循有一定的原则,决非盲目照抄。班固对《史记》或增补,或改易,或删节,无不是在一定原则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