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苏州的疫病流行与媒介应对——以《苏州明报》在“吴门大疫”前后的宣传报道为考察中心

民国时期，苏州时疫频发，特别霍乱横行。逢此情景，以《苏州明报》为代表的本埠报纸往往采取带有一定地方特色的宣传策略，运用丰富多样的报道形式，特别是亦正亦“邪”的两面新闻，冷峻与生动兼具、批判与引导并举的报刊评论，建构起了一个个反映疫情态势且利于凝心聚力的新闻舆论场域。由此可以说，媒介充当了疫情危机下苏州社会的观察员，充当了市民大众的教育者，充当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人，对帮助公众迅速了解疫情，摒弃迷信观念，推动政府实施卫生行政，促进城市社会与政府合作应对疫情，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强制性变迁与自发变迁相结合：清末中国城市管理体制变迁分析——以上海、北京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古代实施城乡合一的管理体制,没有设立专门的城市管理政府.到了清末,这样一种城市管理体制开始得到改变,在警政创办和地方自治运动过程中,新型的城市政府的雏形开始建立.清末城市管理体制的变迁主要是国家推动的结果,但也是社会自发变迁的结果,是强制性变迁与自发变迁的结合.     

社会教育的兴起与城市文化的变迁——以成都市民众教育馆为中心的考察

设立于大中城市的民众教育馆是民国时期伴随着社会教育的兴起在近代城市出现的新式教育机构.该文以民国时期实施社会教育成效较为显著的成都市民众教育馆为中心进行考察,通过剖析该民众教育馆发展演变的历程及其主要活动对成都市民社会文化生活的深刻影响,透视社会教育在城市兴起后对于城市社会文化近代转型的推进作用.     

城市之绘画——以《清明上河图》为中心

我想论述都市景观的绘画是为了在中国和日本目前的“现代化”的整个潮流中,城市生活环境破坏成为特大问题的时候,以美术史研究者的立场,重新认识传统的城市之美。“现代化”的意思,就是在生产功能方面,运用新的科学技术而达到“工业化”;也就是为实现这目的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合理化”;让以前的农业为基础的生活向以城市为中心的生活转变的“都市化”;由于西洋率先实现,因此对我们东洋人来说,     

清末社会教育的兴起与城市文化的变迁——以华东地区城市为例

社会教育作为近代中国一种新兴的教育事业,在＂救亡图存＂、＂开启民智＂的特殊背景下兴起并发展。文章主要侧重安徽、江苏、浙江等华东地区城市,在官方与民间的共同努力下,社会教育形式多样,出现倡行白话文,创办白话报刊,成立阅报社,设立宣讲所,建立简易图书馆等方式,颇具规模,影响深远,在各个方面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变迁,促进城市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城市居住格局的历史变迁与和谐社会构建——以西安城市居住格局的历史变迁为例

为研究城市居住格局的历史变迁及其对和谐社会构建的影响,综合历史学、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视角和方法,以西安市为例考察城市居住格局在不同群体和文化互动中的历史变迁,并分析影响这种变迁的各种因素,如行政区划、传统居住区、人口流动、文化互动等。分析认为,应从合理规划设计、注重政策调节、坚持以人为本、健全社会管理等方面考虑,在城市建设中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     

瘟疫与近代城市的变迁——以1908—1910年的上海鼠疫为例

瘟疫在给人类带来生命和财产损失的同时,对一座城市而言,也能促进城市的变迁。1908—1910年的上海鼠疫在市政的物质层面、城市管理的制度层面和民众的观念层面上促进了城市的变迁。     

公共空间的变迁与城市日常生活——以近代南京茶馆为例

把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作为城市的研究目标,并非是研究城市的各种公共空间,而是选择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最为重要的空间。本文以传统城市文化最有力表现的公共空间之一—茶—馆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这一微观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历史考察,以进一步探究社会转型期间南京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的变迁。      

城市维吾尔族婚俗文化变迁——以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居民为例

城市维吾尔族居民婚俗文化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正在发生变化。在乌鲁木齐市，改革开放后，出现了诸如包办婚姻已不存在，自由婚姻绝对占上风；婚礼都在宴会厅举行，婚礼仪式全程摄像等变化趋势。城市维吾尔族中婚俗文化变迁与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文化相互渗透有关。     

清末反教思想的变迁——以《东方杂志》为中心

《东方杂志》作为在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刊物之一,创办之初曾致力于教案的探讨:分析教案产生原因,提出消弭教案的方法,记录了反教行为的变迁等等,展示了清末人们经过义和团运动的洗礼后思想认识从情绪到理性的大幅转变。这一转变与国人从自我文化中心转向多元文化的认知密切相关,是清末教案逐渐减少的思想根源,显示了人们在中西文化交锋中传统观念的蜕变和长期历史积淀的民族心理的转变,是清末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变迁——以Ronnie Littlejohn的《中国哲学概论》为中心的考察

如何书写中国哲学史?一般来说,有以人物为中心和以问题为中心的两种书写方式.长期以来,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方式是以人物为中心,并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成中国哲学史,而2016年Ronnie Littlejohn出版的《中国哲学概论》则是以哲学问题为中心来书写的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该书的出版显示了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新变化,展现出他们在哲学普遍问题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的新理解,肯定了中国哲学存在的普遍意义及其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没有哲学的质疑.     

京杭大运河江南河段沿线城市的形成与变迁

京杭大运河江南河段流经江南核心地区,沿线城市多建于河旁湖畔,从远古时期到晚清民国,其形成与发展变迁的驱动因素不仅包括自然地理、气候环境、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更与江南水系尤其是江南运河的交通大动脉作用关系密切。     

重庆城市文化的传统与变迁

重庆是在古代江州城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巴文化是重庆城市文化的重要源头,构成了重庆城市文化重要的人文传统。基于地貌特征形成的“江一山”文化是重庆城市文化的自然传统。重庆城市文化在几千年的变迁过程中,逐步完成了传统与更新、古老与现代的交替,实现了从旧到新的涅粱和更生。在这一转换过程中,移民活动和近代化是重庆城市文化从传统向现代巨变的重要因素。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以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实践,愈来愈凸显了梁启超为代表的中西文化合璧论的合理性。文章以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为中心,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构成、特征和缺陷,分析传统文化转型的方式,提出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可能路径,即政治层面,建立完善的民主共和政治;社会层面,培育自由的社会风气;思想层面,树立科学理性的思维;行为层面,养成抗论争辩的习惯;学术层面,增加＂为民说法＂的内容。     

略论民国时期城市体制的演变——以江浙沪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是中国城市体制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重要变革期,其突出表现是:城市建制从自治单元转向行政实体,城市管理由单一性走向系统化,市政运作逐渐呈现出民主化、法制化的发展趋势。这些变革既是现代城市兴起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城市思想和市政理论指导下自主探索的结果。但民国时期城市体制的变革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它只能说是城市现代发展的一个开端、一种起步。     

清末城市管理变迁的本土化叙事——以19世纪南京为中心

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直存在一个国家和社会共同参与其中的区域,即黄宗智提出的"第三领域"(thethirdrealm),而"第三领域"这一概念的使用,有助于讨论地方行政、社会组织与城市管理模式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南京城市管理在嘉庆初及太平天国战争后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变,这一过程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在第三领域中的相互渗透,是近代国家政权建设的体现。清末南京城市管理不仅反映了地方精英的参与热情,也体现出地方行政制度化、官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趋势,在客观上为20世纪的城市行政近代化改革作了铺垫和准备。     

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政治变迁——以余江血吸虫病防治为中心

1958年余江县在全国率先消灭血吸虫病，树立了全国“第一面血防红旗”，创造了世界血防奇迹。作为地域社会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血防对余江县域政治演变产生了深刻影响。研究表明:高层领导对血防持续不断的关注和督促，为余江血防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政治压力和政治变迁动力；历届县委、县政府都把血防作为“一把手工程”，视为“最大的政治”，使余江县域政治带有浓厚的“血防”色彩；县党政机构也发生相应变化，完成了血防领导机构的常规化和党政机构的血防化；余江是我国出台血防政令最多的县份之一，血防在余江县政治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血防塑造了余江地域政治特色，它使得余江县域政治带有明显的血防化特征。     

中国传统法律近代化的一个视角——以丧服制度在近代的变迁为考察中心

为了揭示中国传统法律近代化的复杂多样性,以丧服制度在近代的变迁为考察中心,采用历史文献学与法律社会学等方法,认为丧服制度作为传统礼制和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法律儒家化的重要表现.在中国传统法律近代化过程中,作为传统法律重要内容的丧服制度经过了一个由修改到逐步废弃的过程,是传统法律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在丧服制度的变迁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东方与西方等各种矛盾和冲突交织在一起,凸显了中国传统法律近代化的复杂多样性.     

城市变迁进程中传统与现代性矛盾分析--以北京、巴黎和东京的比较为例

在急速发展的当代中国,城市的传统与历史被置于何种地位？在传统与现代的框架中,选取北京作为案例,通过北京与巴黎、东京的比较,探讨传统城市社会/社区类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发展过程以及它与城市现代化互动过程中的“关系性”问题和在当前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未来可能性”问题。对比一些特定的国外城市,中国的传统城市形态在城市发展和更新的过程中,逐步被现代城市空间所替代直至消失。除非城市的传统空间能适应商业开发和现代更新的要求,否则,中国的传统城市形态将被新型城市空间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