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位继承制度的适用价值与立法构建

我国《民法典》设立了居住权制度,并对其设立方式作出规定,同时规定了转继承制度,这些都为后位继承制度的后续立法或司法解释做了立法铺垫.从立法上确立后位继承制度,有利于保障遗嘱人的遗嘱自由,完善与《民法典》配套适用的相关制度,预防权利冲突与继承纠纷,从而实现民法典物权编和继承编的立法宗旨.我们应当根据《民法典》第1152条的立法精神,细化与完善后位继承的制度设计,适应新时代保护人民群众财产继承利益的需要.     

我国《民法典》设立居住权的必要性及其制度构造

居住权制度的立法取舍应从实证层面考察其是否具有现实需求。居住权的现实需求可从如下四类司法案例中得到证成:继承纠纷中被继承人通过遗嘱分割房屋所有权和居住使用权;赡养纠纷中法院判决设立居住权和当事人协议约定设立居住权;离婚纠纷中以设立居住权的形式对生活困难一方予以帮助;分家析产纠纷中当事人通过分家协议分别确立所有权和居住使用权的归属。在《民法典》中确立居住权制度就是对这种现实需求的回应。居住权的制度构造应以因应现实为导向。具体而言,应允准意定、法定和法院裁定三种设立方式并存;居住权的主体应限定为自然人,且居住权人和居住权设立人应具有特定的身份关系;居住权的客体可以是房屋的一部分或者独立的房间;对于居住权的内容,应当明确所有权人在居住权存续期间可将设权房屋转让,但居住权人不得将居住权转让、出质、也不得继承,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出租;居住权因期限届满、解除条件成就等情形而归于消灭。     

论继承法修订应考虑的因素

继承法的修订是民法典分编的编纂工作,应考虑继承法在民法典中的地位,继承法的内容安排须与民法总则衔接,与其他分编协调。总则中已规定的内容,继承法不能重复;应在其他分编规定的内容,继承法不应再规定。基于产权保护和私有财产的状况,对遗产的规定应坚持"凡私有财产均可为遗产"的观念。因私有财产量大且构成复杂,继承法应设立遗产管理制度,规定遗产管理人的确定及其地位。基于现代家庭结构发生的变化,继承法应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扩大继承权相对丧失的适用。从特留份设立的理论根据和家庭结构的现状考虑,特留份权人的范围不宜扩大到三亲等及以外的法定继承人。继承法修订中应承认后位继承,认可继承协议的效力,承认形式瑕疵遗嘱不能仅因形式瑕疵而无效,确认不同形式的遗嘱具有同等的效力,确定一定条件下当事人可以设立共同遗嘱。鉴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应扩大遗嘱的形式,承认打印遗嘱等形式,对于遗嘱的见证不拘泥于"现场见证",认可以微信等方式予以见证的效力。     

《民法典》视域下居住权的养老功能与实现路径

保障老年人居住权益是《民法典》确立居住权制度的重要初衷。但在《民法典》运行中,围绕居住权的内涵、设立形式、权利限制以及消灭方式等内容,司法适用出现困境,老年人难以通过《民法典》居住权制度保障其居住权益。为充分实现居住权制度的养老功能,针对老年人赡养型、遗嘱型和投资型的三种居住权诉求,后续实践应补阙居住权设立与消灭的规则,区分居住权合同的有偿性和无偿性,相应适用双务合同和赠与合同的规则。在“一房多卖”的法律规制与“物权不破租赁”等权利冲突的已有解决路径的基础上,规则续造应细化老年人居住权行使中与所有权、抵押权、司法查封等权利冲突的解决模式,并设立“一房多居”下的权利登记规则,肯定必要同住人的法律地位,最大化发挥居住权对老年人群体的福利性保障,确保“老有所居”“老有所养”在居住权制度中得到落实。     

集体建设用地上的房屋设立居住权法律问题研究——基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

突破集体建设用地不得用于住宅建设的法律障碍与居住权的人役属性,允许集体建设用地上的房屋设立居住权,不仅是物权平等原则的应有之义,也有助于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立足于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改革,探明居住权的类型与集体建设用地用途的对应关系,设立生活型居住权、经营型居住权、社会保障型居住权,不仅可以落实“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政策,亦有助于进一步盘活集体资产,促进农村经营模式的转型升级。居住权是保障自然人住有所居的基本权利,应构建集体决议与居住权设立合同二元区分制度,探明集体建设用地和房屋权属变动不破居住权之规则,赋予居住权人独立的征收补偿请求权,保障居住权的稳定,维护居住权人的权益。     

《民法典》视域下居住权设立实证研究

中国《民法典》正式规定了居住权制度,但其内容多为原则性规定,对于居住权设立还存在许多可以补充的空间。在现行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中,存在通过双方意定、订立遗嘱、生效裁判文书确认三种途径设立居住权的情形,而对涉居住权协议的规范形式、权属登记的具体流程、权利享有人的范围并无明确规定,致使司法实践中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同时,居住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其不仅应当满足特定人居住的权利,还应发挥其“物尽其用”的功能。建议设立居住权时签订单独居住权合同,完善居住权登记模式和登记效力,以增强居住权设立的规范性;权利人认定方面,扩大实际居住人的范围,将居住权人近亲属及关系密切的人员认定为有权居住的人员,进而提高房屋效用,充分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     

“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的法理学之辨

《民法典》业已颁布,其中物权编中居住权部分以居住权为人役权作为逻辑起点,第369条与第370条分别规定“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与“居住权人死亡的,居住权消灭”。如对“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作出教义学与社会文化视角观察,该规定自身的不合理性则将会自己显露,其内部矛盾将会伴随着法理学阐释而得到解决。     

我国《民法典》居住权制度的利益衡量与适用路径

我国《民法典》中居住权制度的确立,是对其内在诸多利益的比较和权衡。藉由对利益衡量理论的考察,从中归纳出对法律制度进行利益衡量的理论面向,阐明利益衡量在居住权制度中运用的应然路径。对我国居住权制度中的多元利益进行识别和抉择,分析范式主要分为制度选择的利益衡量和规范功能的利益衡量。前者关涉是否应当设立居住权,后者则关注居住权功能定位。通过进一步阐述制度背后的利益冲突,明确设立居住权制度能够实现生活利益、实用性利益和描述性利益。居住权制度的功能定位主要以保障性居住权为主,以流通性居住权为辅,在利益抉择中兼顾了不同位阶的多重生活利益。     

试论遗嘱的撤销和变更

继承法中的遗嘱,是遗嘱人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生前处分个人财产,并于死亡时发生效力的单方意思表示。遗嘱有继承和赠与遗嘱(即遗赠)二种。凡遗嘱人指定法定继承人继承财产的遗嘱,称为继承遗嘱。凡公民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     

试论遗嘱继承

试论遗嘱继承程晓遗嘱继承作为后起于法定继承的一种继承方式，是指公民生前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立下遗嘱，待自己死亡后遗嘱发生法律效力，使遗产由遗嘱指定的继承人继承的法律制度。遗嘱继承起源于罗马十二铜表法“关于金钱和对于自己财产的保护，均依照遗嘱办理”的规定...     

居住权登记的理论争议与制度构建

居住权登记制度涉及居住权从设立到消灭的多个环节,直接影响居住权制度的运行。目前居住权登记制度处于整体缺位的状态,现有规定较为笼统,在居住权登记客体、居住权登记效力模式、居住权注销登记等方面存有缺陷,需要剖析居住权登记理论,澄清居住权登记权属来源、居住权登记客体、居住权登记范式及审查模式等方面的理论争议,并对居住权登记制度进行完善。贯彻基于居住权人役性的构建理念并采取统一的立法形式,构建可规范居住权登记全过程、兼具稳定性与开放性的居住权登记制度是完善居住权制度的重要内容。     

海峡两岸遗嘱形式及效力规则比较与大陆相关立法之重构

海峡两岸均对遗嘱的形式和效力规则作出了规定，并各具特色。大陆地区继承法关于遗嘱形式及其效力规则的某些规定存在一些明显不足，需要从立法上通过重新划分并拓展遗嘱形式、规定设立遗嘱的形式标准和程序、取消公证遗嘱最高效力的规定、对录音录像遗嘱的制作和使用加以严格限制和完善口头遗嘱规范等多方面进一步加以修订和完善。     

《民法典》继承编解释(一)中遗嘱无效规则之辨析

《民法典》继承编解释(一)第三条、第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规定了遗嘱无效规则，其中第二十六条与第二十八条之规则符合《民法典》之精神与理念。然而其第三条与第八条中遗嘱无效规则值得商榷。第一，与遗赠扶养协议相抵触的遗嘱应当被认定为有效，但不产生对抗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若扶养人放弃受遗赠权，遗嘱得以对抗其他法定继承人。第二，继承人杀害被继承人或者其他继承人的情形下，遗嘱仍应被认定为有效；但因继承人在此情形下丧失继承权，此时应认定遗嘱失效。第三，《民法典》继承编解释(一)虽未规定继承人存在遗弃、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情形时遗嘱的效力，但类比继承人杀害被继承人或者其他继承人的情形下遗嘱的效力，因继承人丧失继承权，遗嘱失效。     

遗嘱信托制度的司法适用与立法完善

遗嘱与信托的双重属性使得遗嘱信托的设立与执行需要同时符合继承与信托制度的要求。《民法典》的颁布赋予了遗嘱信托在继承法框架中的合法地位,但依然未能解决长期以来继承制度与信托制度不相衔接的顽疾。从涉及遗嘱信托纠纷的裁判可以看出司法实践存在遗嘱信托的定性混乱、遗嘱信托效力的裁判思路不一、受托人行为效力的认定标准不一、信托诉讼适格主体的判定规则不一、遗嘱信托的执行监督制度缺失等问题。因此,为完善遗嘱信托的适用规则与制度框架,应当在司法适用层面统一遗嘱信托与受托人行为效力的认定标准与审判思路,弱化遗嘱信托的要式主义,明确受托人的诉权与受益人的代位诉权,并在实体规则上明确遗嘱信托的生效要件,完善遗嘱信托中必留份与特留份制度,引入生前遗嘱代用信托制度,完善遗嘱信托执行的监督机制,以构建符合我国法律制度框架与社会实践需求的遗嘱继承制度。     

试论夫妻共同遗嘱

关于夫妻共同遗嘱,各国民事立法的态度不尽一致。法国、日本、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同民法典明文规定禁止设立共同遗嘱,当然也就不承认夫妻共同遗嘱的法律效力。联邦德国、民主德国民法典则允许设立夫妻共同遗嘱,并都用专门一节予以规定。但是,其他多数国家的民事立法均无关于共同遗嘱的规定。     

《民法典》居住权制度探微

《民法典》居住权制度对于实现房屋利用的多元化、保障弱势群体的居住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居住权法律规范的正确适用有赖于对其予以妥当解释。居住权的功能定位应为"满足生活居住需要";其主体应当限定为自然人;其客体应为"住宅",既包括城市居民的住宅,也包括农村村民的住宅,既可以是住宅的全部,也可以是住宅的一部分;居住权的取得和消灭均应当在《民法典》的视野下作体系化理解。居住权制度适用中居住权人与所有权人、抵押权人、住宅买受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应基于民法理论予以解决。从体系化的角度来看,《民法典》中的居住权还应包括法定居住权和裁判居住权。     

比较与借鉴：海峡两岸遗嘱执行人制度之立法探究

遗嘱执行人制度是继承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目前我国《继承法》中只有一条规定,内容极不完善.而我国台湾地区的遗嘱执行人制度相对比较完善,值得参考与借鉴.我们应当抓住《继承法》修订的历史机遇,从遗嘱执行人的法律地位、主体资格、主体范围与产生方式、职责与责任、资格的辞任和撤销以及报酬等方面入手,全面完善我国的遗嘱执行人制度,并为《民法典》的制定奠定基础.     

我国胎儿利益保护制度之我见

目前,我国只有《继承法》第28条对胎儿的继承利益作出了规定。立法上的缺漏造成了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审理侵害胎儿利益的案件时往往无法可依,使胎儿利益得不到有力的保护。因此,在我国研究胎儿利益保护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内地与港澳地区胎儿利益民法保护的比较研究

澳门民法以其独具特色的成文法规定对胎儿利益给予了较全面的保护;香港则凭借判例法的灵活性为胎儿利益的保护创设其独特的原则、规范。内地民法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28条对胎儿利益有所涉及外,其他方面几乎一片空白。     

“见证”与“公证”不是一回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关于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和代书、录音遗嘱应当有见证人在场的规定,为继承人依法继承提供了保障。但有些被继承人因法律概念不清,没按规定办理,其结果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