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朱淑真诗词的忧患意识

忧患是中国古典诗词的基调。从《诗经》、《楚辞》以降,我国古代诗歌无不贯穿着一股对个体人生、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忧患情绪。而这又尤以唐宋诗词最为浓厚、深沉和细致。在唐宋“忧患”作家群体中,除了众多男性作家如杜甫、苏轼、辛弃疾等以外,还有不少女性作家。在宋代文坛与李清照齐名的女作家朱淑真就是其中一个。朱淑真因婚姻不幸,“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每临风对月,触目伤怀,皆寓于诗,以写其胸中不平之气”。朱淑真的诗词,隐含着一条从忧己———忧生———忧世不断升华的忧患意识链,由此可以清晰看出她的心灵踪迹和情感历程,进而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其作品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     

吾安往而不乐——苏轼人生智慧之一瞥

苏轼在贬谪生涯的忧患磨难中淬炼出“吾安往而不乐”的人生智慧。苏轼用这种智慧洞彻人生真谛，在极度困厄中能够达到心境的闲适旷达、廓然无累，赋予了日常的睡眠、饮食盎然的生命乐趣和人文意义。     

争论与建设：2006年中国文坛过眼录

回首2006年，中国文坛依然是一派战国景象。典型的事件，有3月在知名文学评论家白烨与“80后”作家韩寒之间围绕“文坛”与“权力”展开的“韩白之争”；4月由批评界开始的对知名作家余华长篇新作《兄弟》进行的声势浩大的、呈一边倒的强火力“围剿”；     

林语堂与明清小品

林语堂酷爱和痴迷明清小品,将它视为精神和灵魂的源头,这是其他中国现代作家所无法比拟的。究其原因, 主要与周作人的倡行、小品文的特质、作家的性情及对当时文坛的不满有关。明清小品帮助林语堂确立了生活的艺术观,赋予了他幽默、性灵和闲适的审美趣味,强化了他对常识的尊重等。林语堂对明清小品的超越意向在于：具有更多的现代思想意识,更富于放逸、自由和优雅的气度。当然,过于崇信明清小品使得林语堂因袭大于创造,还由于躁动大于静穆,林语堂就不能像明清小品作家一样对物性和天地道心有更深刻的感悟。     

论幽默闲适小品创作热潮的滥觞与兴盛

30年代上海文坛出现幽默闲适小品创作热潮 ,有其特定的原因 ,它与 30年代混乱的社会境况、林语堂等人推崇性灵的表现主义文学观念及自由主义思想相关。     

世纪之交:这次女性扮演什么

首先要申明的是本文不是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笔者将完全站在男性社会所培养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趣上，以男性作家的作品、特别是为历代男性社会所推举的必读经典为研究对象。本文旨在分析西方中古以降在中国大陆作为经典之作中的女性形象，以及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原型，并将中国当代文坛（中国当代文坛的传统由此而构成）的女性形象在这样的两种传统的融合下定位，并展望世纪之交，女性在作家笔下将扮演的角色。我们现在都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概念：文学即整体关系。任何一种体裁的作品都只能产生在既定的语词秩序之中，产生于同类体裁的过去的…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从“二王”看中国当代文坛的后现代思想

本文从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界的现状出发,以王朔和王小波这两个极具个性色彩的青年作家为主要探求对象,系统分析了他二人作品的独特之处以及它所具有的后现代思想倾向与价值,力图为中国当代文坛中的某些后现代特质作出新的诠释.     

《易传》历史哲学三题

《易传》偏重从时间和生命的观点看待万物，视人类的历史与万物的生化为一个整体，主张人与万物共存共荣。认为历史是一个合目的性的演化与创新的过程，强调“日新其德”。它以民众为历史的主体，崇尚天道生生。它的忧患是对性命和人的忧患，不是为哪个阶级或哪个王朝的忧患。     

认同平凡 感受人性─—从《你是一条河》的艺术形式到“新写实”小说的人道主义精神

无论是从艺术形式还是从艺术风格来看，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作家都从集体性的创作走向了个体性的创作。六七十年代的由创作整体倾向构成的文坛共名状态开始瓦解，主体的个性意识悄然生长，作家们步入了真正的现实生活，从世俗的生活形态为外在表象，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话语空间，以演绎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在这样一股文学潮流中，池莉以一系列被命名为“新写实主义”的小说而享誉文坛，在最大程度上把小说还给了平民。她笔下的芸芸众生都在力图寻求一种适合自己的、合理化的生存途径。池莉对此给予了肯定和理解，并于其间展示出人性中的黑暗与光…     

女性意识的同质显现——探寻方方、池莉小说建构的都市知识女性情爱世界

方方、池莉20世纪80年代均以“新写实”作品轰动文坛,并逐渐成为当代特色各具的优秀作家。她们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艺术个性一直为评论界关注。本文从两人以描写知识女性为主题的作品入手,着重分析两位作家在展示女性生存境遇与女性情爱尴尬困惑的不谋而合及由此体现出的鲜明女性意识。     

夏目漱石的爱情三部曲

２０世纪初期，日本文学进入繁荣时期，出现了一批有重大影响的作家。“在近代文学史上确保了最高文学性的作家”夏目漱石（１８６７－１９１６）便是其中的顶尖人物。早在２０年代，鲁迅先生就曾翻译过夏目漱石的作品，盛赞他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夏目漱石是在日本自然主义勃兴时期步入文坛的。但是，他的文学观与自然主义截然相异，其主要表现为强烈的道德意识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１９０５年，夏目漱石以“一部在阴暗的现实生活中打开了窗…     

评《审美鉴赏系统模型》

评《审美鉴赏系统模型》孔庆峒作家韩少功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说：面对西方文化，“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地承认自己的学生地位，严格地说，我们的很多学科，至今还在靠西方的输血而生存。”这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忧患。怀有这种忧患的大概不仅仅是韩少功一个人，尽管我们一年...     

历史魅影深处的文化诉说——评潘小平《翁同龢》兼论历史小说的写作

优秀的历史小说家总是能以现代意识烛照传统文化和历史情境,能在作家意识与史家意识间找寻到和谐的叙事节点.安徽作家潘小平的<翁同龢>就是近年来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一部历史小说佳作.作家以文化观照与反思为本位,由翁同雠这一历史人物发掘出了晚清社会纷繁复杂的历史情感、文化生态与人生命运.     

忧患意识：《格列佛游记》主题探析

忧患是东西方共有的文学主题。然而西方文学的忧患上升到了行而上的哲学高度,属于集体无意识的范畴。格列佛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忧患的代表。本文以《格列佛游记》为代表,从作家的创作背景、主人公的性格发展过程及心理学的角度剖析了由于人性堕落、道德堕落等原因所引发的忧患意识,即一种主动透过人类生活表层的和谐而探寻到其内在的不和谐、不完满,进而向更高层的和谐、完满迈进,这种忧患意识是文学的永恒主题。     

“谈话风”:新文学“闲适”散文的文体特征

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中，“闲适”一直是作为新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获得其自身的发展，而“闲适”文学的主要表现形态是“散文”这种文类，因为追求以“生活的艺术”为中心的“闲适”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生活哲理与小品散文的“体性”取得了高度的和谐。也就是说，正是“闲适”散文促使创作主体的人生态度、审美观念与表现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闲适”散文作家往往崇尚老庄式的淡泊名利、不求闻达的人文精神，主张超政治、超时代、近人生的文艺观。发端于“五四”以后二三十年代的“闲适”散文正是对清闲安适公开的文学追求，是对…     

洪峰叙事文本的张力

洪峰是中国新时期先锋派的主要代表作家之一，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曾与张欣欣、刘索拉、马原、余华、苏童、孙甘露、扎西达瓦、陈染、吕新、格非、北村等青年作家，以自觉超前的意识及对传统文化无畏的反叛精神和不断追新求变的艺术探索，共同构建了新时期颇具影响力的先锋派。九十年代后，先锋派作家虽然隐遁了昔日的锋芒，但人们仍可从各种称谓的文学流派与文学现象中感受到那并未远去的“冈底斯的诱惑”。而文坛的悄然变化对洪峰的个人创作而言并不是一个断裂，从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其文学叙事范围与审美形式的一次拓展。近年他相…     

庐隐与冰心早期小说创作比较

庐隐与冰心早期小说创作比较王洪庚庐隐和冰心是五四时期齐名的女作家。在五四高潮中，她们登上了文坛，先后又都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在为人生的旗帜下，几乎同时发问：“人生究竟为什么？”但由于生活环境、个人经历等方面的差异，对问题的回答却大不相同。她们就象两颗闪...     

从创作“谈”到小说“课”——驻校作家制与作家批评的复兴和塑形

新世纪以来,众多知名作家纷纷以"驻校作家"的身份入职高校。他们在持续进行职业写作的同时以发表读书笔记、出版文学讲义、编选文学经典等多种形式参与文学批评活动,不仅成为一种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也已成为一种革新文学批评模式的文坛现象。这种以作家为中介的驻校制度,连接了作家的创作实践、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以及大学校园的文学教育,实现了课堂内外的联合、批评与实践的沟通。当代作家借助驻校制度而展开的一系列批评实践活动,丰富而立体地整合了当前的批评资源与批评话语,为复兴文学批评的文化建设与价值传播功能提供了新经验与新路径。     

中国现代作家幽默特色论析

“五四”以来，中国文坛上涌现出一批以幽默著称于世的作家，鲁迅、老舍、张天翼、钱钟书和赵树理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本文着重论述分析了其文学作品所显现的幽默特色。鲁迅的幽默常常同讽刺相结合，并以讽刺为旨归，格调冷峻，笔锋犀利，以白描见长；老舍的幽默则往往与滑稽、诙谐相结合，善于用智慧的眼光发现生活中的笑料，笔调婉转温和；张天翼的幽默表现为无情的嘲讽与鞭挞，重客观写实而摒弃主观议论，其格调类属“冷幽默”一派；钱钟书的幽默则带有明显而突出的学者型特点，其幽默与机智的结合中辉映着学识的光华，出语多为格言警句；赵树理的幽默具有质朴俚俗的个性特色，语言格调轻松活泼，属于“谐趣型”的幽默，喜剧手法相对单纯。作家幽默的个性差异，源于个人气质、文化教养、生活道路及其所处时代、社会环境的不同，当然也与作品题材和描写对象相关联。上述几位作家的幽默最大的共同性，是都倾向于以改革社会为自觉明确的目的，对生活抱有严肃积极的态度，与西方的“黑色幽默”判然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