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化史中两个问题的考辨

<正>一 白话代文言的主张 到底起自何时 多年以来,人们都把以白话代文言的倡导功劳,记在胡适、陈独秀等人名下,说此种主张自“五四”前办的《新青年》始。其理由是: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就提出要以白话文学为正宗;同年2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八首白话诗;与此同时,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明确表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 目前一些已出版的中国现代史论著,几乎均     

徘徊于家门内外——冯沅君小说解读

“五四”女作家中,冯沅君的文学创作较之冰心、庐隐来说开始得晚、辍笔早、数量也不多。就创作而言,她的贡献集中在那三本薄薄的短篇小说集,而三本里又主要是《卷葹》里的《隔绝》、《隔绝之后》、《旅行》、《慈母》、《误点》这几篇,时间大约集中在1923—1926年间,正是“五四”由高潮到落潮期间。现在看来,当时幸亏有了个冯沅君,“五四”女儿们在时代潮流鼓舞下反抗封建包办婚姻、争取爱情自由的斗争才得到了正面的表现,“五四”     

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

最近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一书,从一个方面认真研究和正确总结了“五四”新文学经验,填补了新文学史研究的一块空白。 吸收“西洋文化”,接受外来影响,这是“五四”时期的文学风尚,也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传统。“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们,无不把译介外国文学作为自己创作和推动新文学发展的首要任务。“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提出过“拿来主义”的口号;一代     

勇敢吸取外国艺术营养——鲁迅、郭沫若早期小说艺术的一个侧面

“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小说占有重要的地位。现在人们公认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新文学的宣言,是新文学的基石。“五四”时期的小说,特别是鲁迅的小说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从艺术上看,同“五四”时期以及晚清以来大量外国小说介绍到中国来作为借鉴不无关系。据统计,晚清小说刊本一千五百种以上,其中翻译小说就占三分之二。远在“五四”以前十年,鲁迅留学日本时就邀集同志译了《域外小说集》,他自己译了《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两本科学小说。“五四”以后就全国看来,翻     

老舍与“五四”

五四运动及与之紧密联系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是我国现代革命史、文化史及文学史的伟大开端.我国现代老一辈知名作家,不论进入文学创作领域的迟早,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五四”时代浪涛的冲刷和启迪.1957年5月4日,老舍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五四”给了我什么》,回顾和总结了“五四”精神对他思想和创作的影响.老舍只说了“五四”给予自己的方面,而事实上在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丰富和发展新文学运动的     

建国后古代文论研究述评

<正> 我国的古代文论研究,起步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在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下,陈钟凡先生首先涉足这一领域,于一九二七年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尽管此书仅七万余言,然其开拓之功是不可抹煞的。稍后,郭绍虞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和一九四七年分别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下册,初步奠定了“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其间,还有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以其简明与清晰的特色,在当时学术界独树一帜;方孝岳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按时代,分专题阐述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此外,还有朱维之先生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和傅庚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前者重在缕析“思潮”,后者实以“文理”取胜,但都缺少史的发展脉络。     

读鲁迅“五四”前夕的几首新诗

鲁迅是“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在“五四”前夕,以“唐俟”的笔名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六首新诗。关于这些诗,作者自己后来有过说明:“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集外集·序言》)这与《呐喊》的创作动机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鲁迅写这几首新诗。为的是“呐喊”几声,     

从《文学改良刍议》到《文学革命论》

将陈独秀与胡适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陈独秀再三催促与坦诚切磋,胡适未必能“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陈独秀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前已基本形成其新文化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远非仅仅对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响应或为文学革命鸣锣开道,其思想内涵也是极其深刻与丰富的。其一为“革命”正名,其二指明文学革命与政治革新的关系,其三确立文学革命的对象,其四明确文学革命的目标。而以往的研究对这份“五四”文学革命的宣言书的思想内涵的估量是很不够的。     

“乡土文学派”小说主题与技巧的再认识

人们惯于将“五四”以后的“人生派小说”与“乡土写实派小说”进行分类(或者是按分期来进行归类)。其实,这种分类似乎不甚科学,因为“人生派”的许多作家一开始创作就是致力于“乡土小说”的。和鲁迅一样,“五四”以后许多小说家是从广袤的农业社区进入繁华喧嚣的大城市。在封闭落后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光怪陆离的现代文明之冲突中,一种强烈的心理反差迫使他们拿起笔来描写“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鲁迅语)但就“五四”以后许多小说家的创作实绩来看,似乎他们更关注“下层社会的不幸”。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到《孔乙己》、《药》,无一不是对乡土社区中下层农民的深切关注。继鲁迅之后的乡土小说作家中较突出的有“新潮”作家杨振声等,他的《渔家》和《磨面的老王》     

“五四”新村运动和知识分子的堂吉诃德气

周作人在“五四”以后的著作中,曾多次谈到,五四时期他是一个“理想派”,信仰“世界主义”,“梦想过乌托邦”,具有浓重的“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分别见周作人《艺术与生活·自序》、《雨天的书·元旦试笔》,岳麓书社版)。这使我们不禁想起了塞万提斯笔下的著名的堂吉诃德。这位西班牙骑士所热烈追求的,不惜为之献身的“黄金世界”,其实就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国。因此,当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周作人和他的同时代人,     

略论“左联”对报告文学的绍介和理论研讨

我国现代报告文学发韧于“五四”时期。当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取同步的,迅速作出报告的有:亿万的《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谢婉莹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前者报道了爱国学生在北洋军阀政府的法庭上作斗争的情景。稍后,对中外无产阶级生活状况及斗争运动作出迅速报道的,有《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周恩来二十万字的《旅欧通信》,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到1925年的“五卅”事件,沈雁冰写了《五月三十日下午》、《暴风雨》,叶圣陶写了《五月卅一日急雨中》,郑振铎写了《街血洗去后》,《六月一日》等;翌年又有朱自清的《执政府大屠杀记》报道了“三·一八”惨案,陆定一的《五卅节的上海》叙写了“五卅”惨案周年     

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的阶段划分问题——与谭双泉同志商榷

谭双泉同志在《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兼驳‘四人帮’对李大钊同志的诬陷》和《论五四前后马克恩主义反对胡适派改良主义的斗争》两篇文章中,将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具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胡适发表《不朽——我的宗教》(1918年冬)、《实验主义》(1919年春)和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1918年11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的战斗;第二阶段是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和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的战斗;第三阶段是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和李大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12日),《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的战斗”作者提出的新看     

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三次现代性转型

20世纪中国文学在其现代性追求过程中有三次大的选择和转折 ,每一次转折都确立了一种新的现代性规范 ,即五四文学、“毛泽东时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这三种现代性规范各有其特点 ,五四文学现代性过于“欧化” ,“毛泽东时代”的“本土化”现代性规范过于封闭 ,新时期文学则体现了“整合”性特点     

现代传媒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

19-20世纪之交,在西方科学和文明的影响和带动下,中国现代传媒业呈现出兴旺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从1815年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至“五四”运动前,海内外累计出版的中文报刊约有2000余种;从1872年《申报》创办的第一份文学期刊《瀛寰琐记》至“五四”运动前,至少有388种文学报刊在社会上发行。现代传媒大规模地介入文学的生产,改变了文学     

《苦闷的象征》的传播及其意义──兼论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贡献

《苦闷的象征》的翻译与传播呼应了五四之后中国新文学由“呐喊”向“彷徨”的时代转型,其现代性文艺思想填补了五四文学主体性理论建设的空白。鲁迅对《苦闷的象征》的译介及其在创作中的尝试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树立了现代性的文学参照。     

鲁迅与“五四”时期捍卫文学革命战果的斗争

<正> 我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巨大贡献,不仅表现在以《狂人日记》等一系列内容与形式崭新的白话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以毫不调和的战斗姿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风暴;而且以高度的政治警惕与彻底的革命精神,在“五四”时期严密注视一切封建复古势力的反扑,坚守与扩大文学阵地,捍卫与发展文学革命成果,并清醒看待新文学阵营统一战线队伍中不坚定分子的分化,坚持将“五四”文学革命进行到底。     

论茅盾和他的“时代女性”

在“五四”时期,写女性的从苦闷到觉醒然后又陷入苦闷,寻求人生的真谛,已成为作家们共同关心的主题。尤其是女作家更为突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五四”女作家群的小说。鲁迅《伤逝》的出现把这一主题引向了深化。到茅盾《蚀》的发表,新女性的形象从作家们一个又一个典型现象,发展为“时代女性”群的形象。嗣后,茅盾在短篇集《野蔷薇》、《宿莽》,中篇《路》、《三人行》、长篇《虹》里,续续着力塑造了“时代女性”的系列群象。也可以说,茅盾在他早期的     

“五四”时期胡适的伦理思想述评

“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胡适在反对旧思想、批判旧道德的思想启蒙运动中,撰写了《贞操问题》、《易卜生主义》、《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等若干论著,阐述了他的伦理思想,在当时思想界和青年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了整理和发扬近代伦理思想传统,全面地总结近代伦理思想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认真研究“五四”时期胡适的伦理思想是不无意义的。     

解读郁达夫小说

郁达夫小说,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沉沦》的惊世骇俗,虽然可以用各种理论去说明,但又远非任何理论所能说透。要命的是,郁达夫的小说以它的艺术水准矗立在现代文学史上,因此,解读郁达夫,成了文学史的一个不可绕开的任务。文学史的每一次重写,都意味着必须重释郁达夫。重释郁达夫,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本文仅想作引玉之砖。一、不是“五四”,正是“五四”郁达夫的小说直接体现了“五四”的复杂性,它只能产生于“五四”。之前,不可能出现;之后,必定要变异。它像一颗高悬的孤星,永挂在时间的夜空,具有“五四”的典型…     

论《女神》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在中国新诗的草创时期,郭沫若迎着“五四”时代的狂飚,以火山爆发式的《女神》,横厉诗坛,树起革命浪漫主义旗帜,开拓了新诗创作的崭新局面。《女神》是“五四”新诗的佼佼者,郭沫若是当时最杰出的一位新诗人。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化革命运动。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的潮流,给正在日本留学,过着异邦生活的郭沫若带来了希望。”读的是东洋书,受的是西洋气”(《三叶集》),欺凌和压抑早已郁积于心。他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投身于这个“对于旧有的封建礼会做决死的斗争”的民族“自卫运动”,并组织“夏社”,撰写文章,宣传“抗日”。然而,对于郭沫若更突出的彤响,则是进发出创作的灵感,“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