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广州华人浸信自立教会的兴起与发展

浸信会从1844年开始在广州传教,至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的影响下,广州的华人浸信会进入了自立运动时期。从1904年至1925年,是广州华人自立浸信会兴起时期。有10个华人自立教会组织起来,从1926至1938年,是华人自立浸信会的发展时期,从现有资料与档案,可以看到其建立与发展的一些基本情况。     

近代瑞典传教团喀什噶尔传教之旅——《中亚的传教与变革》评述

喀什噶尔瑞典传教团是瑞典行道会派往中国传教的诸多传教组织之一.从1892年抵达喀什噶尔传教到1938年被盛世才驱逐,瑞典传教团在喀什噶尔进行传教和社会慈善活动近半个世纪.《中亚的传教与变革》是这一历史的缩影,反映了传教团的传教活动历史和传教士视角中的近代喀什噶尔社会.这些史料和数据为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19世纪末和20世纪头40年喀什噶尔社会状况提供了许多素材.     

晚清美国监理会在苏州传教活动的若干特点及影响

1870年,监理会在苏州开创了教会事业。在此后的几十年间,监理会在苏州的传教事业是成功的。这些年的成功归因于监理会亲和地方社会,由此赢得苏州社会各阶层的好感,也得到包括两江总首刘坤一、江苏巡抚恩寿、江苏巡抚鹿传麟等在内的地方官员的大力支持;归因于提高“自养”水平,努力不依赖母会的拨款;归因于“本色化”努力,传教之初就提出教会在华的领导权迟早得移交给华人。监理会的这些活动产生了有利于传教的影响。晚清美国监理会在苏州的传教活动对中国基督教区域传教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美国华人基督教会的族裔特性探析

在美国有相当数量的华人适应主流的宗教信仰体系,皈依成为基督徒.不过,与此同时,他们并未完全抛弃其族裔特性.他们多组建了独立于主流宗派之外的华人教会,用中文服务于华人信徒,并开设免费的中文学校,教授土生华裔子弟学中文、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华人教会还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一些中国传统风俗,比如节日庆祝活动;并有选择地继承了某些中华传统价值观,特别是儒家道德伦理.华人基督教会带有族裔特色的教育和文化活动有助于维系华人信众的中华文化认同.     

家文化与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的社会网络

中国的家文化是一种扩展性和包容性极大的伦理规范.海外华商通过它构建了广泛而密切的社会网络,提高了华人家族企业聚集资源的能力,增强了华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清末民初圣母圣心会新疆传教考述(1883～1922年)

本文对清末民初圣母圣心会在新疆近四十年的传教活动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 从传教初期活动、传教的发展时期以及传教尾声三个方面对该会在新疆的传教活动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明朝中后期耶稣会士与澳门汉学活动勾沉

本文介绍了在明朝中后期,耶稣会士在澳门进行汉学活动的情况。有四个部分:1.是在澳门撰写介绍中国情况的著作;2.在澳门发出书信,这些主要内容有:(1)谈论在华传教问题,包括传教策略、教区情况等;(2)有关汉学著作的写作情况;(3)有关“礼仪之争”;(4)介绍中国情况、研究中国历史等;3.撰写有关中国传教情况的报告及其他内容;4.进行其他的汉学活动:(1)进行科学调查;(2)研究中国的历史与宗教;(3)绘制中国地图。     

华人家族企业网络：性质、特征与文化基础

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分析华人家族企业网络的经济性质 ,认为华人家族企业网络是一种比市场机制有效、比大型科层制组织灵活的中间组织形式 ,它能通过网络内企业之间重复交易产生的信任和承诺的协调 ,节约交易成本 ;然后 ,具体分析华人家族企业网络的特征 ,认为华人家族企业网络除具有一般企业网络的基本特征外 ,最主要的特征是其网络结构展现出浓厚的中国传统家族文化色彩 ;最后探讨华人家族企业网络的文化基础 ,认为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差序格局”是华人家族企业网络的文化根源。     

多角度地开展近代传教活动研究

传教活动与反传教斗争,是近代史的一条重要发展线索,也是近代史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1625年西安掘出的景教石碑证明,早在唐太宗时,天主教就已从波斯传入中国,1900年,从敦煌石窟中还发现了唐代的天主教译经。其后,在中国天主教的势力和影响虽有起落,但始终未曾绝迹,不过它也始终不曾对中国社会发生重大的广泛的影响。进入近代以后,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性质和作用有了深刻变化。从政治上看,传教活动凭借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合法地位和特殊权益。传教士客观上充当了列强侵华活动的先头部队和得力工具,他们刺探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情报,直接为列强制订侵华政策提供依据和谋略,甚至参予其中的具体活动。如小马礼逊、郭士立、伯驾等人既插手于     

海外华商网络分析及启示

海外华商网络将华人企业编织进了广泛的国际商贸市场,有效拓展了海外投资的市场空间,加速了华人资本的国际化进程,并且也深刻改变了海外华人企业的资本运作方式.但是,不能因为强调华商网络的积极性和独特性而忽视了它内在的缺陷.在灵活运用海外华商网络引导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经济的同时,也要充分发挥海外华商网络在促进中国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