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橘”与屈原人格形象之关系

《橘颂》是屈原作品中极具特色的一篇，“橘”与诗人屈原的人格形象之间有着至为紧密的内在联系。１“橘”体现了诗人屈原忠于宗国，至死不渝的精神节操；２“橘”体现了诗人光明峻洁，清醒处世的人生态度；３“橘”体现了诗人克己奉公、严于律己的高度修养；４“橘”表达了诗人内外统一，勤于自修的美的追求；５“橘”体现了诗人志节坚、久，愿为师表的励世之志。     

左思《杂诗》小议

《文选》所选左思的一首《杂诗》，并非“失题”或“未题”之作，乃是诗人晚年仿承曹丕《杂诗》二首所作，充分表现了诗人“高志”不得申的忧愤和慨叹，继承和发扬了“建安风骨”的神韵，给陶渊明等后世诗人以深刻的影响。     

深情结境，妙悟淳成——论王向峰近体诗歌的艺术特质

本文以王向峰《云斋守望》中的近体诗歌为研究对象，力图在鉴赏的同时发掘其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质和美学追求。他的五、七言体律诗能自由往来于理性和感性、思妙与辞美、严谨与自由、理论和诗情之间，既是诗人“情真”所至的表达，也是诗人想象和哲思两兼的审美之悟，尤是诗人自觉艺术的追求，诗人在人文和自然风物之中创生了独特的审美意境，形成了以“情”、“境”、“悟”为突出特质的美学特色和审美情怀。     

世纪末中国诗人精神历程的美学透视

世纪末中国诗人精神历程的美学透视徐妍引言：诗人先锋的世纪末意识毋庸讳言，世纪末诗人在粗暴现实的包围下已经成了“隔壁的人”（梁实秋），成了“没有氛围的星星”（尼采）和大街上“拾垃圾的人”（本雅明）。但是，“哪里有危险，哪里有自救”（海德格尔），世纪末诗...     

对张船山诗歌评论者的几点质疑

张船山是“性灵”诗派中的一个重要诗人，过往的某些评论者从“温柔敦厚”的诗教出发，对其诗多加指责，诸如“均未入古”，“恶浊叫嚣，绝无诗品”，引导其他诗人“降格而从”等等。笔者一一加以分析、剖判，历史地、客观公正地作了论证与说明     

关于“秀句”的称谓

晚唐诗人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列举己诗“二十四联”，对这些联语，唐宋以来的众多诗人作家皆称之为“佳句妙语”，或“秀句”、“诗句图”、“句图”、“警句”，独不以“韵”见称。     

试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意

盛唐杰出诗人王维的诗作，风靡当代，留泽后世，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声誉。闻一多先生曾说：“王维替中国诗定下了地道的中国诗的传统，后代中国人对诗的观念大半以此为标准，即调理性情，静赏自然”。①清人王士祯把王维推为“诗佛”，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相鼎足，三分盛唐之诗坛。对于这三大诗人，也有称之为“魏蜀吴”的，又有称为“天地人”或“真善美”的，不一而足。我们当然不能说王维在文学史、艺术史上的地位至高无上，但是，他作为一个接受了佛教禅宗影响，接受了禅宗思维方式的诗人兼画家，的确标志着中国士大夫艺…     

抒发真情 追求真我─—谈李白诗中的“真我”特色

本文从诗歌要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这个角度出发，论述了李白诗中独特的“真我”特色。他的饮酒诗与妇女题材的诗歌更是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反映了社会生活，表现了诗人各个时期的思题感情，具有“真我”的诗人风采。     

漫谈张问陶的诗学观

清代乾嘉时期性灵派著名诗人张问陶主张，诗人只有崇真、缘情、举气、思变、仗灵，才能创作出“性灵”诗。其中“崇真”是诗歌创作的基础，“缘情”是诗歌创作的本质，“举气”是诗人的创作个性，“思变”是诗歌的艺术风格，“仗灵”则是指诗歌创作要依靠灵感。真、情、气、变、灵缺一不可，构成了张问陶独具卓见的诗歌创作理论体系。     

卓越的诗才与自觉的选择─—罗门诗片论

卓越的诗才与自觉的选择─—罗门诗片论刘扬烈许多诗人和诗评家都盛赞台湾当代诗人罗门是“诗坛重镇”、“当代中国诗坛都市诗与战争主题的巨擘”，是“在文明塔尖上造塔”的诗人。他最有“灵视”，透视力极强，能掌握永恒艺术“最内里最震撼的那刹那脉动”，又有“将太平...     

永恒的茧:尹玲诗集<<当夜绽放如花>>中的哲学思想

台湾诗坛一直把尹玲看成是一个单纯的“战争诗人”。实际上，战争只是尹玲诗创作的一个诱导性因素，诗人真正关注的是与人类的生存处境有着更普遍、更本质关系的“不流血的战争”的时间，以及人类超越时间困境从而达到“永恒”的可能性。诗人的结论是：只有“回忆”才能超越时间，拥抱永恒。     

刍议张问陶诗论体系对诗人“自我”的强调

清中叶著名诗人张问陶，又是一位深有造诣的诗论家。其诗论体系，以强调诗人“自我”为核心、根本以至灵魂。他认为诗人“自我”的“性灵”、“性情”、“血性”、“灵光”，乃诗歌审美本体之内质。此外，他论及诗歌的创作、功能、继承、风格、鉴赏、批评诸方面时，无一不和诗人“自我”联系起来进行阐释。再者，他的诗论体系又是开放性的系统，它上通于天，追求“天人合一”；又根扎于地，特别关注现实人生。     

论古诗中顶针技法的创变——兼谈谢灵运山水诗中的顶针修辞

顶针修辞在古诗中的运用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反映了诗人思维层次的深化和艺术表现力的拓展。建安诗人对顶针技法的运用超越了《诗经》、汉乐府描摹叙述的功能，将其与个人情志结合，西晋诗人又发展其缠绵的抒情特质，在赠别、行旅等题材中大放异彩。谢灵运则大量采用连珠格与连环体模山范水，并影响到后人关于“谢惠连体”的解读。刘宋时期诗人将顶针修辞与声韵节奏的探索进一步结合，成为诗人“破骈为散”追求句法变化的先声。     

读近两三年的诗——对70年代出生诗人写作的一种观察

近两三年来，一个被称之为“’７０后诗人”的诗人群落出现在诗坛。在“第三代诗人”和“９０年代诗歌”雄居诗坛十余年之后，这一在历史夹缝中艰难生长的新的诗人群落，开始受到了读者的注意。就我搜集的刊物和诗选来看，其作品主要集中在《偏移》、《诗歌与人》和诗选《时间的钻石之歌———中国新锐诗人诗选》（２０００·８）、《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２０００·８）、《’７０后诗人诗选》（２００１·６）等中。另外，《小杂志》、《诗》、《第三者说》等刊也载有他们的部分作品。由于视线所限，有些刊物可能会有所遗漏或被忽视，但…     

人品与诗品—虞世南、许敬宗诗论

贞观诗人在文学史上是一个不应被忽略的生动存在，本文在贞观诗人中选了虞世南、许敬宗来分析，细读他们的诗歌。被冠以“当代名臣，人伦准的”的虞世南与被称为“单纯的机会主义者”、受到历史学家的苛评的许敬宗在人品上不啻有着天壤之别，但同时他们又都是当时重要的诗人，在唐诗发展史上都起了不应忽视的作用，很有研究的必要。     

现代文学史重构之“中间物”——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新诗“经典”塑造

新时期初期，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问世，相比于1950年代编撰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它试图重构中国新诗史，其特点是以现实主义为原则，置重文学社团、流派的诗史地位，建构出突出主流兼顾支流的述史框架，绘制群像式诗人图景，赋予郭沫若、艾青以新诗“经典”地位，重评冯至、戴望舒等的诗史贡献，将包括某些“逆流”诗人在内的大批缺席于此前文学史著作的诗人诗作叙写进新的诗史空间。该著策略性地处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诗学话语关系，一定程度地还原某些诗人诗作的真相，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在新时期文学史著作遴选、塑造“经典”过程中，发挥了历史“中间物”的作用。     

古诗词中的“旧时”例释

古代诗人面对历史遗迹往往触景生情，有一种时空穿梭、情感进发之感慨，他们往往置身于两个“情境”中，一个是“历史之情境”，一个是“现实之情境”。而这两个“情境”往往又形成鲜明的个性对比，诗人从中领悟到了历史变迁、社会盛衰的现实，种种情感交织碰撞，使得作品字字凝练，意境深远。     

清丽与清寒 ——论李郢诗歌的审美风格

郢的诗歌具有“清丽”与“清寒”的风格。余杭的自然景色以及咸通时代动荡的社会环境，诱发了诗人的隐逸思想，使其 诗歌具有“清丽”之风；咸通国家的动乱造就了士大夫隐居与救国的矛盾心理，加之诗人与贾岛以及僧侣道友的往来，使其诗风 又具有“清寒”之气。李郢“清丽”“清寒”的诗风是咸通时代特色与作者思想、经历相互作用下的产物。     

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鲁迅《影的告别》破解

“形”暗示许广平 ,“影”暗示诗人自己。“影”和“形”的关系 ,显示了诗人恋爱中沉重的自卑感。全诗表现了面对汹涌的爱情湍流 ,诗人灵魂里极度的矛盾、痛苦、焦虑和彷徨     

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清洁如初——第十六届柔刚诗歌奖颁奖会暨香泉湖诗会侧记

诗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看了李美皆的文章，你也许会心有所动。日前，有中国民间诗歌“奥斯卡”之称的“柔刚诗歌奖”，在风光旖旎的安徽和县香泉湖举行了颁奖会。来自全国的诗人、学者等200余人汇聚一堂，著名诗人柏桦、宋琳、默默、庞培等出席了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