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的“解构”意识

当代西方解构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接受和传播虽然曾受到某种程度的拒绝,并且也必然伴随着某种变形和置换,但总体上还是顺利而又广泛的.这一结果当然同解构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某些相同或相近的地方——我将此称作东方的解构意识——不无关系,同时,更重要的是中国当代理论背景同解构主义有着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这样便形成了中国当代的解构思潮.但中国虽然有“解构”,却没有“主义”,“解构”在这里只是一种方法和手段,其目的是在破除旧的意识形态之后再予以重建.今天,解构的大潮似已成为过去,人们正在探求各种途径重建理性、权威和崇高.这时探讨中西文化在这一层面的同中之异,对于中西文化在二十一世纪的进一步碰撞与交流,以及对于中国当代理论的重建.都将是不无益处的.     

对于“解构”的思考——“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录”之一

解构思维是对形而上学这东西方思想史中具有过的中心论与权威论及其所必然带来的二元对抗斗争心态的批判 ,是人类 2 0世纪末的一次重要思维总结。它所引起的女权主义思潮 ,对后殖民主义文化侵略的批判 ,后现代主义艺术观对无序、无整体宇宙观的表达等等 ,都是和它的无中心、反权威理论的启发有关 ,受其影响波及的学科有文学批评、语言学、美学、历史学、哲学等等 ,面相当广。中国学者对解构思维完全可以有带有中国自己文化背景色彩的阐释 ,这是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后 2 0世纪学术的必然共识。中国当代文化中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理论思潮只是基于相似的文化解构景象之上的一种话语选择 ,是基于中国商品经济时代的文化多元、中心播散与西方后现代文化氛围的表征上的“历史的巧合”的精神接纳 ,由于东西方文化发展的阶段性歧异 ,不同文明的精神生长历程有别 ,使得两者所解构的对象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文化属性 ,解构的结果也迥然不同     

从史学“两重性”到“四分层”——论新时期史学本质问题的“分层思考”

新时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在有关史学本质问题的探讨上,从何兆武先生的史学“二分法”到张耕华教授的史学“四分层”,这实质上形成了一种关于“史学本质”问题“分层思考”的研究模式,从而体现了新时期我国史学理论研究思想开始走向成熟。“分层”正是为了探究“历史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但这必然引出的问题是：史学各分层上的知识本质和认知形式的不同终究要依据什么判断标准来划分？因此,关于史学本质首先应探讨的是其判断标准问题,否则我们就不能将史学本质问题说清楚。     

“文学性”问题与文学本质再认识——以两种“文学性”为例

目前文学理论界对于“文学性”问题的考量存在着歧见,其中很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俄国形式主义与解构主义在20世纪一头一尾先后提出“文学性”问题。前者用“文学性”概念廓清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旨在抗拒非文学对于文学的吞并;后者借“文学性”概念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旨在倡导文学对于非文学的扩张。这就有了两种“文学性”。虽然二者都主张文学研究的对象在“文学性”而不在文学,但终究绕不过“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对此问题的理解固然取决于文学自身的性质,但也取决于对文学的看法、需要、评价。当年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问题,其文化冲动在于对历史文化派的否定;后来解构主义旧话重提,则与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完全合拍。解构主义重提“文学性”问题,倡导文学向非文学扩张,只是在认识文学本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和梯级,它为文学研究向更高阶段和梯级的升迁提供了铺垫。     

“元叙事”观念与新时期小说

先锋小说是“新时期”小说中的重要一脉。即使在先锋小说内部也存在着观念、审美形态及语义分野鲜明的不同类型,“元小说”就是一种在叙事形态、意识倾向上相当前卫,反规范、反传统意识相当突出的一类小说。本文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元叙事”：一种是以西方的解构主义哲学为背景,在叙事策略上对传统叙事规范进行大胆的“戏仿”或拆解,其语义则是反本质主义的。另一种以“新写实小说”为主,其特征是通过弱化作者对文本的干预,从而达到还原生活原生态的目的。这两种类型的“元叙事”形态迥异,但其文化功能却是一致的,即都形成了对传统小说主题如历史进步论、理想主义等的龃龉与对抗。     

论鲁迅《野草》的解构主义倾向

鲁迅《野草》的许多篇章都或隐或显地具有解构主义倾向。这一倾向不仅表现在文本的写作策略、艺术风格等方面,也渗透在作者为文的思维方式之中。这与他受佛教思想的影响等原因不无关系。其解构倾向是中国的、现代的、散文诗的,难以摆脱解构与建构的冲突。     

解构主义诗学评析

解构主义诗学在诗学史上实现了后现代的转型,它建立了一个与传统诗学不同的文本观、文学史观,解放了读者.但是,解构主义诗学割断了文学与现实的联系,在反本质主义了走向了虚无主义,过份强调阅读自由,使解构主义诗学自身也陷入了被解构的境地.     

“认同”还是虚构？——结构、解构的中国梦再剖析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苏源熙(Haun Saussy)最近在《中国学术》上发表一篇题为(默契还是预约?——结构、解构的中国梦)的论文,文中提出了一个在东西方思想文化交流中颇值得玩味的问题——西方结(解)构主义文论家们对“中国”的构想。苏认为,西方的“解构主义一向对中国表示出一种认同感,对解构主义来说,东亚似乎提供了一种未来的典范,一种对西方主流文化的例外;而这个典范,这个例外,正是他们所希望占有的位子。”苏接着对西方后结构主义者的这样一个“中国梦”进行了分析,     

关系主义视域中人的本质之“对象性—活动”逻辑与“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作为人的本质理论的始源性理论根基,本质范畴的历史演进表现为从研究范式的变迁,即从实体主义本质观到关系主义本质观,与此相适应,人的本质观也表现为不同的理论形态。这一演进过程并不意味着能够取消对于“根据”问题的追问,其合理限度仅仅在于表明实体主义本质观的研究范式已经无法满足人类追问“根据”问题的理论需要与现实需要。以“对象性—活动”人学为理论基点,马克思深刻揭露了黑格尔哲学中实体主义本质观所隐藏的“非对象性”这一非关系主义的根源性理论缺陷,并从主体与客体两个理论向度及其实践性的统一上完整地建构了对于人的本质的回答。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及严重的全球性生存困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仅深刻彰显了一种新的生存智慧与文明形态,更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的生存方式与发展境界。     

“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与辩证法的批判本质

"批判性"是辩证法的本质,但对辩证法批判本质的理解,存在两种有着重大不同的出发点,一是以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为出发点;二是以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为出发点。以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为出发点理解辩证法的批判本质,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并将导致辩证法的批判本质遭到窒息。只有以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为前提,辩证法真正克服了一切独断论和教条主义的束缚,成为一种推动思想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力量,辩证法的批判本质才能得到彻底的彰显。     

浅评萨特“存在先于本质”

“存在先于本质”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并认为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多年来,很多学者在不同的角度对这一命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本文从分析这一命题的最基本概念出发,反思萨特哲学的基本思想。     

水:老子“道”论的本喻

道是中国哲学最基本最深刻的理论范畴 ,具有重要的本体论意义。而水作为万物本原的思想也由来已久 ,贯穿中国哲学思想的始终 ,成为中国哲学思维发展的脉络和根基 ,其所具有的本根含义也是显而易见的。以水喻道 ,通过对“水”本根思想的提升来论述老子道论的本体内涵 ,以“水”之本原论及“道”之本体、“水”之本性论及“道”之本质、“水”之属性论及“道”之属性、“水”之万象论及“道”之迹行 ,突出体现道乃是万物本根的思想 ,以及道之自然无为的本质以及谦下不争、柔弱任物的属性和周行不殆、循环往复的规律。     

德里达《论文字学》的解构思想

德里达《论文字学》阐述了他的解构思想,反映了新、旧两种语言观,即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差异,结构主义把语言看成一个均质的系统,解构主义则看成是不均质的,因为其中存在历时性的不同的痕迹。在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及文字的性质、起源、文字学的对象等问题上,德里达也提出了他不同于传统的看法,他追溯了文字概念的遥远历史,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作了解构性的剖析,从而对言语与思想、言语和文字、阅读跟写作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新的阐释。     

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与发展——从“共同富裕”到“人的全面发展”再到“社会和谐”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深化。建国初期，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存在误区；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以“共同富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断，实现了党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质的飞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辩证统一，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开辟了认识社会主义的新视野；和谐社会思想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发展目标，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又一次理论创新。     

人学理论的三种形态──费尔巴哈、萨特、马克思比较

人的“存在和本质”的关系问题，是人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难解之谜。在哲学史上，费尔巴哈、萨特、马克思对这一谜题的解答具有典型性，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解答方式和思维方法。而这三种方式或方法，在逻辑上构成一种“正、反、合”的关系，在历史上则标志着人学理论的三种形态。费尔巴哈人本学所代表的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即设定和追求一成不变的人的抽象本质，萨特人学所代表的则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思维方式，消解和否定人的不变的本质。但无论是“本质主义”还是“存在主义”，都没能解决存在与本质的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而…     

经济范畴与“形式规定”——马克思经济学本质观的哲学基础和当代价值

在马克思那里,经济范畴作为一种"形式规定",总是以特定的自然物质存在为载体,并反映和体现特定的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在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定的思维方式上,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衣钵;但在具体的思想内容上,马克思则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唯物主义的新路。如果说黑格尔的理论是一种"精神现象学",那么,马克思的理论就是一种"生产关系(或经济)现象学"。前者探讨作为本质的精神的各种表现形式及其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后者则探讨作为本质的生产关系的各种表现形式及其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这一"本质观",使得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不仅同古典经济理论而且同形形色色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从本质上区别开来,也为深度剖析诸如"效率"、"财富"等困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分析哲学视域中的“存在”和“本质”

弗雷格利用一阶逻辑，指出“存在”为一个概念的性质。卡尔纳普认为，“本质”和“存在”不合逻辑句法，所以无意义，应该拒斥“存在”和“本质”这些形而上学词语。罗素通过摹状词理论，指出“存在”本质上是命题函项的一个谓词。蒯因从本体论承诺的角度指出，“存在”就是成为约束变项的值，从而在分析哲学中“请回”了“存在”。但是蒯因构造“爱好数学家的骑车人的悖论”，拒斥“本质”。克里普克在阐述其严格指示词理论时，提出了本质主义学说：一个或一类事物的本质属性历经一切可能世界的变化而保持不变。个体的“存在”先于“本质”，个体的起源成为了个体的本质。自然种类的本质是内部结构说，从而在分析哲学中“请回”了“本质”。逻辑与哲学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与深化。     

同源共生：论魏晋经学与玄学的关系

魏晋经学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七经”为研究对象;玄学以道家思想为主体,以“三玄”为研究对象。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形态,其思维方式也有区别。但是,从哲学内涵上考察,不仅玄学通过对道家本体哲学和自然本质的解构性阐释,贯通了儒道融合的内在理路,构成了与经学的理论联系;而且以“易”为核心的思想交集、以“道”为核心的哲学本体、以“名教”为核心的价值判断,也使玄学与经学有着错综复杂的哲学和思想上的同源共生的关系。     

教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关系刍议——解构主义语境下探析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出于某种思维的"定势",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悄悄地纳入教育学科的羽翼之下,而忽略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真意旨。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则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模式,它提倡多元化的思维模式,因此在这样一种视域下,本文试图以一种"理性的自觉"来审视二者的关系,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与成熟提供一些思考性建议。     

关于“人本质自私论”的辨析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经典论述在理论上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承认。然而，如何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理论来问答关于人性的困惑，如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冲突与矛盾，还有许多问题或者认识上的误区，比如所谓“人性自私”、“人在本质上是自私的”，就是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观点，解释“人本质上是自私”这一错误论调的误区所在，为今后帮助大学生更加客观、真实、全面地认识人的本质，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