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自由主义"与战后多边国际经济机制的演进

国际机制理论的奠基者鲁杰从"权力-社会目标"模式的角度对国际经济机制作出了独特的诠释,即美国的权力优势决定了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多边形式,而具有国家干预性质的自由主义的共享社会目标则决定了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规范性框架,两者的融合奠定了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嵌入式自由主义"特征.因此,探究鲁杰的"嵌入式自由主义"机制论将有助于准确理解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基本特征,客观把握国际经济机制的发展变化.     

通过完善权力监督机制增强制度自信

制度自信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是影响制度自信的重要因素。就我国而言,权力监督机制的完善是增进制度自信的关键因素,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为了在制度的比较优势中增强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必须深化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改革,推进权力监督体系和监督能力的现代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制度钟摆及其演变机制——农地收益分配制度变革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土地开发的自主权和收益分配权是农地收益分配制度在城市化背景下的焦点。该制度经历从对农民赋权到限权再到赋权的轨迹。渐进性改革中存量与增量机制的互构形塑了上述钟摆现象。存量机制是土地公有制及城乡二元产权结构。增量机制是国家对地方政府和农民的赋权。国家借增量改革来解决存量制度的效率问题,引发国有地权和集体地权相关方的博弈,进而促使国家调整存量制度中国家与农民的收益分配模式。当前,农地新政很难绕开限权制度的制约而完全实现赋权于民的目标。这源自社会产权未完全发育、国家权力高度嵌入土地市场的路径依赖。由此,农地收益分配制度如何发展并不取决于国有和民有方案是否兼容,而在于权力嵌入下社会产权的重构难题如何被克服。     

宪政的基本内涵探析

宪政是现代国家运用良性宪法管理国家的政治制度,是现代国家的标志。从本质上说,宪政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机制,也是国家权力部门内部的平衡机制,是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机制。宪政是建立在宪政理念、宪政文化和法律制度基础之上的一系列原则。     

机制合法性与国际机制的维持

基欧汉等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以经济学逻辑推演出国际机制维持的两大决定因素: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差距和国际机制的治理绩效。合法性没有纳入其分析的框架。国际机制属于制度范畴,制度合法性对于制度(国内制度)的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都对此作出了说明。既然合法性的作用不容忽视,那么国际机制维持与合法性存在何种联系。国际机制的合法性来源何在?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认为机制合法性可以降低国际机制的维持成本,机制合法性既来源于其自身的效率,也来源于国际社会的主导性共有观念。     

关于“问责机制”的理论思考

如何科学合理地规制权力,关系到法治国家目标与和谐社会理想的实现。以强化责任追究为切入点,着力建构一种有效的问责机制是完善权力制约制度的重要任务和关键环节。问责机制是一种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该机制以权力的人民性、权力的权利性、权力的支配性和权力的致害性为理论根据,包括责任预设、责任监督、责任承担三大构成要件。     

以世界政治实现人类主义价值共识——从联合国宪章看主权与超国家权力的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家间政治多边化的潮流中,国际机制已成为学术探讨和外交实践的主流,绝对国家主权话语丧失根据。作为发展中国家,为了在国家力量差距仍然严重分化的世界政治格局中规避发达国家的欺压,中国应该主动建构以“权利政治”和“超国家权力”为核心概念的国际政治理论来批评“权力政治”和“强权”、“霸权”现实。作为世界政治的超国家权力主体,联合国可以为克服霸权主义政治形态而实现人类主义价值提供可能性,超国家权力与主权、人权的辩证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深入体会的外交哲学。     

制度性权力竞争与中国策略体系构建

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变迁显著表现为主要大国间的国际制度性权力竞争,中美国际制度性权力竞争将决定国际秩序的演进方向和方式。国际制度策略体系是中国在制度竞争和秩序变迁中维系自我发展和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关键因素。国际制度策略体系包含存在逻辑递进关系的三层内容:国家处理与国际制度关系的策略(创建、进入与破坏)、国家通过国际制度建立国家间关系的策略(利他、合作、诱陷、强迫和排他)、国际制度间关系的策略(互动、竞合与对抗),三个层面及其具体策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以此为工具对中国的国际制度策略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应通过“改革—创建—退出”三位一体策略进一步完善与国际制度的关系,更全面地考虑积极和消极的制度方略,更加清晰地确立和传播其和平导向和合作导向,但并不完全忽略强制性和冲突性策略的制度性权力观。中国国际制度策略体系的构建将极大地有助于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国际秩序的和平演进。     

从粮食制度理论视角理解全球粮食危机:一项新的研究议程

日益高涨的全球粮食价格引发广泛关注,众多研究粮食价格波动的文献多以市场为中心,对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因素关注不够,要全面理解全球粮食价格的波动趋势还需要分析全球粮食市场的市场结构以及塑造这种结构的政治权力因素.粮食制度理论通过分析政治权力在国际粮食生产与消费体系形成与变更中的作用,指出世界体系中主导国家的农业部门及以其为中心结成的政治权力联盟塑造了世界粮食制度的基本形态.粮食体系周期的变化源于这种权力周期的变更,而粮食危机便是体系内在权力关系失衡的极端表现.     

德国、美国养老社会保障法的比较研究--以国家、社会和市场为视角

作为社会法的养老社会保障法是社会转型的产物。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角度看,德国的养老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突出了国家和社会机制,美国的制度则重视国家和市场的功能,但有效的制度安排依赖于国家、市场和社会机制的协调运转。因此,两国制度在演变过程中表现出三个趋势,即优化国家权力、强化竞争理念、提升自治精神。     

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优势——兼批崇拜三权鼎立的思潮

近年来,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交互作用下,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蛊惑,社会上有少数人曾一度形成了一股贬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崇拜西方三权鼎立制度的错误思潮。他们认为,在国家权力监督制度问题上,实行三权鼎立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具有多方面的监督权力,拥有多形式的监督手段,议会能在对政府的监督活动中,产生出较强的监督效能,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这种西方议会监督制度,较之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制度具有制度优势。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就此作些剖析。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认为,建立国家权力监督制度的目的,说到底,就是为了实     

权力制约与反腐败

腐败是权力和私欲结合的罪恶产物。当代中国正在探索构建权力制衡机制的途径 ,目的是建立法治化的国家政治经济结构 ,从源头上根治权力腐败。建立健全法律制度 ,实现对权力的全方位制约 ,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国家的国际数据权力基础——兼论中国的国际数据权力基础与发展路径

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成为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近年来多国纷纷推出大数据发展战略,导致国际数字社会日趋形成国际数据权力的角力场。国际数据权力源于三个层次:底层是服务于数据采集与应用的基础设施与数字平台,中层是开放数据与分享数据所需的国际社会关系,上层是规范国际数据空间治理的国际机制。这三种权力来源形成了观察国际数据权力的三种维度:技术性权力、关系性权力与机制性权力。从美、英、日三国国际数据权力发展路径来看,这三种维度形成了从权力奠基到权力扩散再到权力固化的发展链条,也呈现出国际数据权力的三层赋权模式:技术赋权、关系赋权与机制赋权。中国大数据发展起步晚于美英等国,就技术赋权而言,中国已经具备了数据大国的基础设施,但还需要加强海缆建设,进行数据分析应用的数字平台还有待扩大国际空间;就关系赋权而言,中国已经通过地缘关系加强了国际数据权力,还可在文化关系上进行深度拓展;就机制赋权而言,作为发展中世界数据大国,中国与发达世界需要努力跨越原则性分歧并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进行合作。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自主性

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特征要求跨越地域性边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而这必然在多个层面冲击国家及其自主性。国家作为国际体系中独一无二的建构性因素面临排他性权威分流困境、政治认同削弱危机和民主赤字难题等现实挑战。经济全球化带给国家的种种挑战一直吸引学界对国家角色的关注,围绕国家自主性的发展趋势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分野,回归国家学派的立场是国家强化论,而新自由主义者则预判国家销蚀论。两种观点背后实际上是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博弈。未来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理论的主流话语是国家建构,后发国家是否拥有适当的国家自主性,直接决定着国家建设的成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自主性的维系,在国家层面要发展民主凝聚机制,在国际层面要重塑全球权力秩序,形成制度自律逻辑。     

权力划分视野:中央与地方关系制度的国际比较

通过国家结构的制度比较,探讨了具有代表性的中、美、英、德、法、日等国的具体权力分享制度和发展过程,发现权力的分享机制尽管存在着历史、经济、政治因素作用下的各自特色,但是随着管理理念和政府变革的演进,共同走向了权力的博弈机制建设,这样一种新机制正在迫切呼唤着科学的研究和制度化的安排。     

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

承诺和信任是公民国家中民主宪政和法治的基础,而承诺和信任应以自由为本,没有公共权力和人民主权之间的自由承诺和信任关系,便没有公民国家的合法性;长久的、具有稳定性的信任机制往往体现为社会不同层次的制度,而强调信任的制度性和重视个人在信任中的作用是一致的,现今中国社会中的一些个人信任或不信任的特征应当与整体社会政治的大制度以及多种具体社会中层领域制度的现状联系起来考虑。     

利益、观念与制度：国际制度的自我实施机制——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

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制度是自我实施的.国际制度的自我实施机制,不仅包括国家间的长期重复博弈、世界的相互依赖和大国充当准第三方实施者等利益机制,还包括路线图、协调和黏合剂等观念机制.因此,基于利益与观念基础上的制度分析,可以较为充分地揭示国际制度自我实施的内在机理.     

对我国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否定性评价——兼论《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违宪

《仲裁法》创设了仲裁这种不同于审判制度的纠纷解决机制,虽然仲裁制度没有《宪法》依据,但是《仲裁法》的制定没有超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范围且未违反《宪法》确立的国家权力分工原则,具有合宪性。通过对劳动争议仲裁与仲裁制度的对比分析不难发现:劳动争议仲裁不具备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性和仲裁机构的非国家性的特征,因此,劳动争议仲裁不属于仲裁制度的范畴;鉴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实质上是披着华丽的"三方机制"外衣、由行政机关占主导、不能独立于行政机关的机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所确立的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劳动争议案件管辖并作出裁决的制度违反了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权力分工原则而违宪。     

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权力观之比较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权力。权力是塑造国际行为的核心变量,但也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最重要和最麻烦的概念之一。新现实主义对传统现实主义权力观进行了重要的修正。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了国际制度理论,以此来淡化权力的影响,对抗新现实主义。而构建主义则另辟蹊径,从社会学中借鉴新的概念,认为权力的存在与运作,离不开观念和文化等意识形态的因素。本文对这三大理论流派的权力观进行论述和比较,以便更深一步地对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构建主义理论进行研究。     

国际体系结构单元权力变化与行为互动

国际体系表现为国家之间由于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而形成的各种相互关系内容,并具有某种确定的内在结构层次和外在表现模式的统一体。作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单元,主权民族国家所具有的权力规模和内涵处于不断调整过程中,促生了结构单元的权力变化与权势差异及由此而产生的行为互动现象,并成为国际体系历史进程中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