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日本的联合国中国政策出台始末

第25届联大后,佐藤政府开始着手制定新的联合国中国政策。在决策过程中,首相佐藤始终坚持以美国意见为导向,以"保住台湾"为目标,但由于中美缓和、美台博弈以及政权内部意见纷争等因素纵横交错,致使新政策久拖难决。最终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佐藤选择了追随美国、以"首相裁定"决定日本充当美"逆重要问题案"和"双重代表权案"的联合提案国。佐藤此举固然维持了日美、日台关系,但同时也背离了世界潮流,错失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良机。     

尼克松政府197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之失

本文主要讨论美国尼克松政府时期关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决策环境、过程和模式。尼克松总统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实际上,他直到1970年底才真正认真加以考虑。他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构成了决策核心,并对该问题进行了战略放弃;同时又对长期负责该事务的国务院系统和国务卿罗杰斯毫不信任,从而造成严重的信息脱节以及其他一系列的战术失误,使得美国最终在1971年失掉了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的主导地位。在一批新近解密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的帮助下,本文对于这次美国在联合国失利的原因和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了决策过程中的若干关键因素,并构建了该问题决策的陀螺模型。     

1960年代中期美台关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合作与分歧之研究

本文拟利用最新解密的美国政府档案,论述1960年代上中期美国政府与台湾国民党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合作与分歧。国际形势的发展使得约翰逊政府不得不在中国代表权问题采取新的手段,而国民党却希望美国能够继续以“重要问题案”在联合国内维持“纳蒋排共”的旧局面。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约翰逊政府决定支持具有“两个中国”意味的“研究委员会”的决议案,作为防止其政策失败的主要手段,并迫使国民党接受。与此同时,美台双方为了保住国民党在联合国的席位,还通过PL480为国民党在非洲加大“援助外交”提供财政资助,暂时维持着美台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合作。     

1961年美英关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的分歧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批新独立国家成为联合国成员,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延期审议”方案在联合国难以为继。就在此时,英国在1961年改变了原来支持美国的立场,不仅反对美国的“延期审议”方案,而且公开赞成中国加入联合国。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迫切需要英国的合作以获得成功,因此,美国在政策调整时不得不与英国充分协商。通过这种协商,英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政策。     

1951年英国对新中国联合国代表权立场转变的原因

1951年2~6月,英国由赞成中国联合国代表权转向支持搁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除了美英特殊关系外，英国立场的转变还在于联合国的投票形势对新中国不利。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加入朝鲜战争，对战事扩大的恐惧开始在联合国蔓延。包括英国在内的联合国成员国开始怀疑新中国能否遵循联合国宪章共同维护和平，新中国的加入会否增加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砝码。英国在分析投票形势后认为，此时并非新中国争取联合国代表权的时机，故投票赞成在联合国各机构中推迟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     

研究委员会决议与60年代中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20世纪 6 0年代中期 ,美国对华政策有所调整。与此同时 ,美国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态度也有所松动。学术界对研究委员会决议在中国进入联合国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尚缺乏研究。建立研究委员会是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家率先提出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美国同意并支持提案 ,这表明了美国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态度有所松动 ,同时美国以此采取拖延的战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阻止并延缓中国进入联合国的目的。     

美国政治言论自由的限度

长期以来,在推动美国政治异议和言论出版自由保护进程中,最高法院在解释和适用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出版自由条款时,始终未能摆脱普通法反煽动思维的影响.直至1969年,作为政治言论自由领域的一个标志性案件"布兰登伯格案"判决方宣告了美国社会政治压制传统的终结,从而为当代美国政治言论自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该案判决所确立的"迫在眉睫的非法行动"标准决不会是美国政治异议和言论出版自由保护的圆满终结,但它将以其所代表的高度宽容精神,继续指引着美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未来方向则是没有疑义的.     

面向中国的"灵芝"译论与面向世界的"海变"译论

日本学者小畑薰良于1922年在美国英译并出版了《李白诗集》,影响巨大.闻一多与他就中国古代诗歌翻译的讨论分别提出了"灵芝"译论和"海变"译论.两人的译论显示了中日学者不同的翻译观,即面向中国的翻译观与面向世界的翻译观.这两种翻译观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翻译价值认知不同,对中国古代诗歌向外传播的影响也不同.     

中国"三农"问题的理性思考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愈来愈受到重视.当前,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解决"三农"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我们应树立统筹城乡发展的观点,对"三农"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通过消除体制约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发展以乡镇企业为基础的小城镇找到破解"三农"难题的根本出路.     

描述、行为与责任：基层协商中代表权有效实现机制分析——以泽国镇民主恳谈会为例

受规模等因素制约,基层需要通过代表进行协商,因此,如何保障基层协商中的代表权有效实现成为关键。泽国镇民主恳谈会的实践表明:协商代表的描述机制、行为机制与责任机制是基层协商代表权有效实现的重要机制。其中,描述机制是前提,是基层协商代表权有效实现的充分条件;行为机制是核心,责任机制是保障,二者是基层协商代表权有效实现的必要条件。同时,正确处理好群体差异性、内在排斥性与协商问责制,是深化基层协商代表权有效实现的核心问题。最后,泽国镇民主恳谈会在代表权有效实现机制方面的有益探索,对西方协商系统理论发展与回应西方对中国"协商权威主义"的偏见具有重要价值。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