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政府197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之失

本文主要讨论美国尼克松政府时期关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决策环境、过程和模式。尼克松总统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实际上,他直到1970年底才真正认真加以考虑。他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构成了决策核心,并对该问题进行了战略放弃;同时又对长期负责该事务的国务院系统和国务卿罗杰斯毫不信任,从而造成严重的信息脱节以及其他一系列的战术失误,使得美国最终在1971年失掉了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的主导地位。在一批新近解密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的帮助下,本文对于这次美国在联合国失利的原因和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了决策过程中的若干关键因素,并构建了该问题决策的陀螺模型。     

浅析尼克松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

二战以来,日本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国。面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局势的新变化,为了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尼克松政府调整了对日政策。新的美国对日政策不仅进一步巩固了美日间的同盟关系,而且有利于日本在东亚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为七十年代美日关系奠定了基调。     

浅析尼克松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

二战以来,日本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国。面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局势的新变化,为了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尼克松政府调整了对日政策。新的美国对日政策不仅进一步巩固了美日间的同盟关系,而且有利于日本在东亚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为七十年代美日关系奠定了基调。     

浅析尼克松政府的对台政策

由于美国政府调整了在台湾问题上的原有立场,更灵活的阐述了台湾问题,促成了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中美关系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但是由于美国始终不愿放弃台湾,所以尼克松政府的对台政策又是摇摆的,台湾问题成为改善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     

浅论尼克松政府的新经济政策

由于约翰逊政府的无所作为,尼克松政府上台之时,美国经济便在困境之中,1973年石油危机更加深了美国的经济危机.为了缓解经济危机中的不利局面,保持美国在冷战中的战略优势地位,尼克松政府果断实施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美元在战后国际金融中的霸主地位的消亡,也是依据凯恩斯经济理论克服经济发展停滞和通货膨胀双重危机的尝试.     

尼克松对华缓和政策与"均势"外交战略的构建

将尼克松的对华缓和政策置于其"均势"战略总构想之下进行再探讨,指出尼克松之所以推行这一政策乃是为了构建两个外交三角,即"中美苏"外交大三角和"中美日"外交小三角,通过这两个外交三角的构建,最终实现其"均势"战略的总构想.     

试析尼克松政府的东亚外交

美苏冷战对峙中，亚洲作为欧洲之外美国遏制苏联的又一前沿阵地，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占据着重要地位。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越南战争等多种原因，美国国力相对衰落，而该时期东亚的日本经济已经复兴，出现了对美离心倾向；同时，中苏关系的破裂也为美国改善同东亚大国中国的关系提供了契机。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局势，尼克松政府在东亚实施了奠定20世纪70年代美国亚洲政策基调的均势外交。本文着重分析尼克松政府调整东亚外交的必要性、东亚外交的实施、影响及其评价。     

尼克松政府对华认知与对日防务政策的确立

为扭转美国在冷战中的不利处境,尼克松决意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从亚洲收缩,让日本等盟国承担更多地区防务责任。一方面,他不遗余力地主动探究中国军力、“文革”影响及总体外交和国防意图,推进中美关系缓和进程,并在此基础上协调各部门对日防务立场;另一方面,立足于日渐清晰的对华认知,他寻求以口头方式对华承诺将约束日本对台野心和军国主义复活,来换取中国最大限度容忍“尼克松主义”背景下的对日防务政策：即日本接手更多安全职责,保持《美日安保条约》,美军续驻日本。尼克松的关岛讲话虽提出“谈判、实力、伙伴关系”三原则,但它只是勾勒出对日防务政策粗线条式的轮廓,该政策在基辛格访华带回对中国的确切认知后方初具雏形,迄尼克松访华时才最终确立。     

“欧洲年”与尼克松政府的西欧政策

为适应变化的国际局势,尼克松政府从安全、经济、外交等方面调整了美国对西欧政策。＂欧洲年＂是美国推行与西欧＂伙伴关系＂的重要举措,但受多种因素制约,其效果并不理想。     

1954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印度支那政策探析

印度支那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二战后美国对印度支那问题尤为重视,并把它纳入了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计划.杜鲁门时期是美国对印度支那政策的酝酿时期,到1954年,美国对印度支那政策经艾森豪威尔的精心策划已完全成熟.然而,艾森豪威尔政府过于夸大了共产主义的威胁,因此其对印度支那的政策并不切实际.美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此后美国一步步走上战争的边缘,不断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的调整

2017年4月,特朗普政府对朝鲜的"极限施压与接触"战略出台。在该战略指导下,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从初期的极限施压迅速转向极限接触,后来又回归施压与接触并举,对朝实施"缓慢、稳步与忍耐"外交。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具有施压更极端、接触更极端、政策转变更极端和承诺更极端的特征。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也延续了美国对朝政策的传统。这体现在将朝核问题作为美国对朝政策的优先议题,以及在朝核问题上主张以"大交易"的路径实现"完全、可验证与不可逆的无核化"的最终目标。这种延续性和差异性既体现了结构性因素对美国对朝政策的制约,又体现了在制定具体对朝政策时,行为体在结构制约下的能动性。结构性因素解释了美国对朝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对朝政策选项的局限性和解决朝核问题态度的非迫切性。行为体层次上的因素解释了美国何时会选择接触以及在与朝接触的过程中,两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尼克松政府对中苏冲突的评估、分析与决策

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后,中苏冲突彻底公开化。对此,尼克松政府进行了周密的调研和分析,认为苏联更有可能是中苏战争的挑起者。在此基础上,尼克松政府预估了中苏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的规模以及美国的利益所在。围绕如何应对中苏冲突,尼克松政府内部存在着"亲苏派"、"中立派"和"亲中派"的分歧。经过深入的讨论,尼克松政府决定执行"维持当前政策但更多地偏向中国"的策略。这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1961年美英关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的分歧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批新独立国家成为联合国成员,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延期审议”方案在联合国难以为继。就在此时,英国在1961年改变了原来支持美国的立场,不仅反对美国的“延期审议”方案,而且公开赞成中国加入联合国。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迫切需要英国的合作以获得成功,因此,美国在政策调整时不得不与英国充分协商。通过这种协商,英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政策。     

特朗普政府改革联合国财政制度的目标及策略分析

美国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交的2018财年预算报告大幅削减对国际组织的经费贡献。财政预算作为美国与联合国关系的风向标,预示着双方关系很可能进入剧烈波动的时期。美国惯于以"钱袋的力量"推动联合国改革。其中,对于联合国财政制度,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强化其控制权,具体包括:建立以财政贡献为基础的加权表决制,降低美国在联合国预算中的分摊比例,促使联合国实施预算节制,以及弱化分摊会费制等。预计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将通过扣留会费的方式施压联合国进行改革。特朗普预算将会进一步削弱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然而也将会加剧联合国财政危机,损害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     

特朗普政府北极政策的调整

美国兼具世界霸主和北极大国两种身份,近年来北极地区军事存在增多、经济活动频繁,美国认为其双重身份受到了俄罗斯和中国的挑战。基于在北极事务上落后的认识,特朗普政府的政治精英们采取越来越多的措施以重塑其领导者角色。军事上,美国大力增加北极地区军事部署,恐会将北极推向再军事化;经济上,特朗普十分重视能源开发,北极或可迎来能源开发时代;外交上,在巩固与北欧盟友关系的同时主动修护美俄北极关系,试图提升影响能力和控制力。虽然采取了一系列强势措施,但美国国内北极决策部门尚未整合,注定其政策缺乏协调性及长远规划,美国北极利益维护依然面临诸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