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赋役规制到市场机制:明清福建永福县山场产权制度的演变

山场确权存在“纳税控产”和“界址之争”两种形式,不同时期各有侧重。明中后期,赋役改革推动了山区生计模式的多元化转型,并使丁税成为山场的分配依据,山税作为法律凭证。清初摊丁入地后,山场失去分配依据,山林交易和纠纷日益增多。在山林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各家族强化对山场的集体控制,并以界址信息重建山场边界的排他性。这一演变过程的内在逻辑,是从国家赋役体系规制转向市场机制。丁税消失后,山税仅作为产权的法律凭证,而山场交易、家族控产所表达的主要是对经济权利的诉求,这是山场产权制度中法律权利弱化,经济权利凸显的表现。     

隋唐时期流外官与明清时期吏员的渊源关系

流外官在隋唐时期属于国家职官系列,是“官”身,但其中也包含着“吏”的成分。这一成分到赵宋时期逐渐加大,降至明清,则形成了所谓“未入流”的“吏员”阶层,他们在国家行政体制中的政治地位与作用具有共同性。这一阶层自隋唐以后到明清时期的嬗递与演变,蕴涵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深刻内涵,体现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与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研究隋唐时期流外官及其相关制度时,既应该注意考察其与吏员之间在政治身份上的渊源,又不能不加区别地把它们混为一谈。     

从冯燕到向中令——由游侠而士绅的“忠义”之路

冯燕是唐传奇中的豪侠,其侠举为士大夫所褒奖。他们虽极力将冯燕式的侠义和儒家之"义"联系,但冯燕以后的人生并无圆满的交代,留下了一个历史的悬念。宋人张齐贤所写的《向中令徙义》,为"冯燕"式的豪侠提供了一个新的人生模式,即走向"忠君"报国之路,获得士大夫的身份殊荣。"向中令模式"的意义是将冯燕们完全士大夫化,成为(扌晋)绅的楷模。这种转换是由宋代文人政治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从冯燕到向中令象征了民间侠义的儒家化改造的完成。这种"忠义"对民间,特别是士大夫群体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文化影响。     

论袁于令的小说创作观——从《隋史遗文》总评说起

袁于令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戏曲家、小说家,同时,他还是一位小说理论家.他虽然没有系统的理论著作问世,但是,他的小说观集中在《隋史遗文》总评中.《隋史遗文》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一方面承认小说的虚构性、通俗性和娱乐性,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与批评大家相仿佛的理论高度;另一方面强调小说的戏剧性,反对拙劣模仿旧作、名作.而由于评语出自作家本人之手,与文本关系密切,袁于令在评语中可以直接与读者交流,进行互动,从而引导读者关注情节焦点,接受他的小说创作观.     

试论瑶族文化与瑶族族源的渊源关系

本文通过剖析瑶族的文化内涵、特点及其与族源的渊源关系,认为瑶族族源并非一元化,而是多元化;瑶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和瑶族的起源与发展是同步的,二者之间休戚与共,密不可分.     

试论当代中国的“中道理性”之道——从萧功秦和姚中秋的相关论说谈起

“中道”是相对文化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而言的。政治上“激进”与“保守”的参照系是既定政治秩序,文化上“激进”与“保守”的参照系则是特定文化传统。当代中国的既定政治秩序是反传统的、基于“党国一体”政治架构的国家主义,本身集文化激进主义倾向与政治保守主义倾向于一身。以此为参照,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既有的自由主义思潮是一种文化和政治激进主义,极左派（包括新左派和老左派）和“刚性新儒家”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倾向。萧功秦的“中道理性”论是一种“政治中道论”,试图超越极左派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激进主义倾向和政治保守主义倾向;姚中秋所谓的“寻找中道”是一种“文化中道论”,试图主要超越（现代）自由主义的文化激进主义和“刚性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相较而言,前者具有较大的政治可行性,但却悬置了我们在文化上的努力方向;后者具有较大的文化可欲性,但却在根本上缺乏政治实践关照,具有政治激进主义倾向。当代中国的“中道理性”之道,应当遵循“萧－姚律令”,既要具有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亦要具有政治实践关照,并切实基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开展关于“中国理想图景”的理论探究。     

从“津关”合流看汉初《津关令》的生成逻辑

中国古代的“津关”之法可以追溯至汉初的《津关令》,与之年代相近的传世文献亦常见“津关”一词,然考诸先秦典籍及秦简法律文献却难觅“津”“关”连用之辞例。法律语言是立法者思想的体现,其在反映统治阶层观念认知、导引社会风气的同时,亦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社会现实。《津关令》的制定正是秦末汉初社会激变、“津”“关”功能发生转变的反映。先秦时期,“津”与“关”的性质及功能差异较大,前者主疏通,后者主控制,前者的功能在于利民,而后者的目的在于防民。此时的“关”作为一类基层管理机构已颇具规模,而“津”的自然属性较强,其作为管理机构的特征尚不明显。到了秦末,“津”的管理功能增强,其社会控制的作用逐渐显现,“津”“关”呈现合流的趋势。在汉初语境下,文学作品和法律文本已将“津”“关”并称,表明两类设施在功能上的整合。这种整合一方面源自于战国后期各国中央集权趋势的加强与管理机构的官僚化,另一方面也与汉初郡国并行背景下隐藏的汉廷与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有关。     

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与《墨子》城守诸篇关系再议——兼论战国东方墨学的学术地位

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多被认为是因袭战国秦墨所撰《墨子》城守诸篇而成的作品。但其中被认为具有秦人特征的语词,不仅见于秦地,亦见于三晋等诸侯国;与《守法》《守令》同属一组文献的其余篇章,或与齐地关系密切,或源自三晋,而无出自秦地者;更重要的是,《守法》《守令》所载守御技术乃是针对战国关东地区城郭并立式城邑设计的,并不适用于防卫秦地城邑。因此,《守法》《守令》非因袭秦墨作品而成,而是战国至汉初东方之墨的作品。因秦墨源出自东方之墨,故《墨子》城守诸篇与《守法》《守令》间当是同源异流关系,此源头即为东方之墨所撰守御文献。《守法》《守令》的出土,不仅表明东方之墨亦擅长守御之术,而且证明直至西汉早中期墨家守御之术仍在关东地区流传,墨学并未中绝于秦。     

从王船山、曾国藩与佛教的关系论其出世与入世互融的思想渊源

王船山不能简单地定位为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虽然辟佛,却辟得有理,既是为儒学正本清源,亦是为佛教追本穷源。他批判了禅佛的狂妄和虚无,亦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证了生命的轮回,从《张子正蒙注》到《相宗络索》一脉相承,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他“入世”和“出世”相结合的修行之道。曾国藩继承和发展了王船山的学说,他是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他开创了更为宽广的新儒学,以其更开放的姿态融合了大乘佛教出世与入世互融的宗旨,他更加明确地接受了佛教的因果轮回观,并具体在实践中予以落实。     

试论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协调——从十七大报告的要求出发

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需要.利益关系是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只有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利益调节机制,才能更加有效地化解各种利益矛盾,从根本上减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试论基督教和科学的关系——从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谈起

从近代到现代 ,对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始终颇有争议。本文结合霍伊卡的思想 ,考察了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 ,在肯定基督教会遏制科学发展的同时 ,着重讨论了基督教与现代科学兴起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以及科学与基督教冲突的复杂性及其历史演变过程与当代趋势     

从华严宗“一多”关系到朱熹的“理一分殊”——试论儒佛之异同

(一 )“一”和“多”的范畴贯穿着中国哲学史的始终 ,“宇宙人生一切事理 ,均可按一多关系 ,简单归纳 ,要言不繁 ,朗若列眉。”1佛教华严宗和禅宗都提出过“一多”范畴 ,并且论证了一多相摄的关系。华严宗认为 :在觉悟者看来 ,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事物与事物之间、一事物与他事物之间都是圆融无碍的。法藏在描述法界缘起时说 :“初义者 ,圆融自在 ,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不可说其相状耳。”2 “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是华严宗表述相即观念的基本命题 :“一”指一事物 ,即佛身 ;“一切”是指其他一切事物 ,即众生。这一命题的意思是 ,一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