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众生活世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与大众日常生活世界建立有机联系,真正实现与大众的生产、生活实践紧密结合,是一个需要不断研究解决的问题。大众是传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力量,大众的日常生活世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实、完整的载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以产生、得以检验,并发挥其功能作用的最重要、最基础的场域。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播取决于其在当代中国发展实践中的实际作用,也即取决于其能否真正融于大众的行为准则、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中。     

关于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若干认识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国人对于现代化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由“四个现代化”转变为现代化是“人类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一个包罗宏富的转变过程”。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革命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现代化范式”可以将革命史的内容包含其中,与“革命史范式”相比,“现代化范式”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实际情况。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可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     

腐败问题、经济开放、现代化与地区公共支出结构

基于省级政府的面板数据,本文采用联立方程模型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研究了腐败问题、经济开放、现代化对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腐败问题长期抑制了地方教育支出水平的提高,而资本开放FDI提高了政府公检法司支出的水平.分地区来看,各个因素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与全国的情形大体一致.     

略论山东区域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与模式选择

山东区域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由浅入深 ,由低层次到高层次的演化过程 ,即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精神文化层面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既体现了山东区域现代化自身的一些特点 ,也反映了外源型现代化国家或地区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共同规律。在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上 ,经历了从旧王朝体制下的探索资本主义发展趋向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时期 ,到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政体的创立时期 ,再到抗日战争爆发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与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新民主主义发展模式的激烈竞争时期 ,最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 ,最终得以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发展模式。     

现代化语境中的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在现代化的语境中遭遇到严重的生存威胁，“原汁原味”的保留是不可能的，简单地为经济服务同样是对民族文化的危害。只有结合民族现实的发展，在寻求合乎民族实际的发展目标的过程中才有民族文化的生长点。现代化并没有统一的模式，生活方式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正是在多样性的世界图景中，民族文化显示出它的存在价值。     

中国律师制度现代化路径述论

中国律师制度是近代法律移植的结果。回顾该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有助于推动律师制度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充分发挥功用,促进中国律师制度的优化及现代化,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当代社会主题。     

现代化进程中普适性原则与多样性道路关系的探讨——结合美国现代化的分析

现代化普适性原则形成于近代西欧。自形成起,不同文明的交流持续充实现代化普适性原则的内容。现代化普适性原则最核心的内容是具有现代性的人的独立、平等和最终自由与解放。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适性原则和多样性道路是矛盾体,但二者可以共存。现代化普适性原则与实践孕育于文明多样性中,又在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中得到提升和发展。     

论晚清山东经济现代化

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 ,晚清山东经济现代化艰难起步 ,主要表现在 :1 .机器工业从无到有 ,从而在封闭的农业社会里引入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产生了变革传统社会的根本性的物质基础 ;2 .对外贸易引发了商品流通体系的转型 ,改变了山东原有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 ;3 .社会各界对振兴实业有了价值认同 ,工商阶层有了自我关怀意识 ,经济现代化有了制度性保障 ;4.各地兴办企业均含有堵塞漏卮、“稍分洋人之利”的初衷 ,抗敌御侮构成了山东经济发展的主线。上述内容使晚清山东经济跳出了原先长期低水平重复的怪圈 ,并以其自身蕴含的可持续发展因素而昭示了山东经济现代化的未来方向     

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方法论思考

传统文化现代化对于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软实力建设意义重大,其中的方法论问题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首先,只有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批判和抽象的继承,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让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其次,要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作用。最后,在全球化时代,既要发挥传统文化的民族特色也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对其进行综合创新,才能展示出中华文化的熠熠光辉。     

公共政策合法性的民主化重建*——公共领域视野下的“医改”进程审视

当下中国的公共领域正在蓬勃兴起,并展现出浓重的法治诉求.特别是“医改”的议题设置及其“问题化”、方向讨论中的利益博弈、“案件”披露的制度性反思等等,在公共领域中形成了巨大的“层级”共振和溢散效应,不仅对公共政策合法性进行了民主化供给和时代重建,也为民主法治进程提供了新兴动力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