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青铜器的发展、特色、成就

江南吴国铸造的青铜器，既受中原商周文化的深刻影响，而又始终保持着独特的地方个性。其发展序列可分为早期、中期及晚期三个演化阶段。早期因为吴国的建立，促使江南地区青铜冶铸业得到飞跃发展，铜器类型包括中原型、访中原型和地方型并存。中期吴国工匠成熟地创造出富有自身特色的器物形式，展示出鲜明的地方风彩。晚期吴国青铜器铸造工艺技术跃居列国前茅，有她独到之处，在我国古代科学史上取得卓越成就。     

江南古桥及文化的地域性功能研究

由于江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江南古桥及文化发展兴盛,据此对江南古桥及文化所赋予的多元化和更深层次的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功能及特质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从而认为江南古桥不仅是古代江南百姓的生存依托和江南商业经济的枢纽,更为重要的是,江南古桥在与江南社会不断交融的历史进程中,与当地的社会风俗、奇人逸事、风水玄学、政治宗教等紧密相联,浸染了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充分显示出江南古桥及文化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价值,也成为江南地域宝贵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财富。     

论吴文化冶铸(上篇)--吴国青铜器铸造与地方特色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青铜冶铸技术的文明古国之一.青铜器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对社会进步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夏商周三代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青铜礼乐文明,而江南吴国青铜器在中国青铜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吴地青铜器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为中原型铜器;其二为江南与中原融合型铜器;其三是江南地方特色的青铜器.这些吴地风格的青铜器脱离了中原的范式,充满江南人的匠心与巧思,灵动而清秀,在中国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与中原青铜器如春兰秋菊,交相辉映,彪炳千秋.     

“传承与创新:江南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4年12月6日,由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传承与创新:江南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国际创新基地召开。来自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等地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著名学者和青年才俊近5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发表论文的内容包括了江南地区的历史发展、江南史研究状况总结以及最新的一些文献整理成果发布,涉及了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民间组织等各个层面。本次研讨会就古代江南、近代江南文献资料问题、近代江南城市生活、明清与近代江南社会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与探讨。     

中国为什么传统上不重视东南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思考

将"差序格局"的社会学理论拓展至古代中国外交体系的分析中,从安全、文化、经贸与地理等四大维度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不重视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从安全维度来看,中原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北面和西面的游牧民族,东南亚并非古代中国主要的安全威胁。从文化维度来看,东南亚除越南外,与中华文化的亲缘性较弱,受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影响更多。东南亚与古代中国在经贸维度上也有较明显的不对称性,前者对后者的依赖更深。在地理维度上,中原的农耕王朝缺乏向沿海地区拓展的积极性,而且东南亚距离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长期较远。在当前"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中国不重视东南亚的传统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值得认真思考。应综合历史与现实情况,务实稳妥地在东南亚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从而充分发挥好东南亚在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天地之大德”与“中国本色”的生态文明建设

建设中国特色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中国古代号称"群经之首"的《周易》蕴含有非常丰富的盛德价值观思想,倡导以"天地之大德"为核心的盛德价值观,不仅有助于我们克服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局限,建设中国特色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有助于我们建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的"中国本色"的生态文明。     

先秦中国与古代希腊

历史比较魅力无穷。先秦中国与古代希腊都出现了“轴心期文明”,产生了影响久远的原创文化,具有强烈的可比性。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差异,承认差异,才能既各美其美又美人之美,最终实现美美与共、世界大同。     

在江南发现中国诗性文化

刘士林认为,对以务实著称的中国民族来说,由于持续的文化压抑因而它的审美机能是严重匮乏的.在充满苦难、又在苦难中产生出巨大生命热情的江南轴心期,才使得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从沉重的政治伦理异化中解脱出来.以礼乐政治为中心的"北国诗性文化",只能看作是一个自身特征尚不明晰的"初级阶段"或"早期状态".朱逸宁认为,自8世纪起,中国的文化中心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南文化为代表的诗性精神获得了说话的机会,并由此成为中国民族二元精神中的一极.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的文艺活动.李正爱认为,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以及不同主体所采取的生活态度不同,江南民族和北方民族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北方黄河文明选择了政治-伦理为其生活理念模式,建立在鱼稻文化基础之上的江南则选择了审美-诗性作为它的生活理念模式.这种有着江南特色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独特江南文化气息的一种审美-诗性文化.刘铁军认为,在远离政治中心、疏离国家权力中心的乡村宗族组织中,乡绅成为中国乡村的知识占有者与权威阶层.他们既有公众话语遵循道德伦理的一面,又有私人话语追求精神自由审美的一面.这种有道德伦理与精神自由追求的乡绅话语直接表现在他们的治家文化中.     

安史之乱与江南诗性精神的成熟

刘士林认为,对以务实著称的中国民族来说,由于持续的文化压抑因而它的审美机能是严重匮乏的.在充满苦难、又在苦难中产生出巨大生命热情的江南轴心期,才使得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从沉重的政治伦理异化中解脱出来.以礼乐政治为中心的"北国诗性文化",只能看作是一个自身特征尚不明晰的"初级阶段"或"早期状态".朱逸宁认为,自8世纪起,中国的文化中心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南文化为代表的诗性精神获得了说话的机会,并由此成为中国民族二元精神中的一极.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的文艺活动.李正爱认为,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以及不同主体所采取的生活态度不同,江南民族和北方民族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北方黄河文明选择了政治-伦理为其生活理念模式,建立在鱼稻文化基础之上的江南则选择了审美-诗性作为它的生活理念模式.这种有着江南特色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独特江南文化气息的一种审美-诗性文化.刘铁军认为,在远离政治中心、疏离国家权力中心的乡村宗族组织中,乡绅成为中国乡村的知识占有者与权威阶层.他们既有公众话语遵循道德伦理的一面,又有私人话语追求精神自由审美的一面.这种有道德伦理与精神自由追求的乡绅话语直接表现在他们的治家文化中.     

江南鱼稻文化与江南诗性精神

刘士林认为,对以务实著称的中国民族来说,由于持续的文化压抑因而它的审美机能是严重匮乏的.在充满苦难、又在苦难中产生出巨大生命热情的江南轴心期,才使得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从沉重的政治伦理异化中解脱出来.以礼乐政治为中心的"北国诗性文化",只能看作是一个自身特征尚不明晰的"初级阶段"或"早期状态".朱逸宁认为,自8世纪起,中国的文化中心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南文化为代表的诗性精神获得了说话的机会,并由此成为中国民族二元精神中的一极.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的文艺活动.李正爱认为,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以及不同主体所采取的生活态度不同,江南民族和北方民族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北方黄河文明选择了政治-伦理为其生活理念模式,建立在鱼稻文化基础之上的江南则选择了审美-诗性作为它的生活理念模式.这种有着江南特色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独特江南文化气息的一种审美-诗性文化.刘铁军认为,在远离政治中心、疏离国家权力中心的乡村宗族组织中,乡绅成为中国乡村的知识占有者与权威阶层.他们既有公众话语遵循道德伦理的一面,又有私人话语追求精神自由审美的一面.这种有道德伦理与精神自由追求的乡绅话语直接表现在他们的治家文化中.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